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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僧苏曼殊的诗歌、 小说创作

丁富生

 

    苏曼殊(1884—1918),幼名子榖,后更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世称曼殊上人。广东中山人。生于日本,母亲是日本人。在日本学习期间,先后参加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等留日学生革命组织。1903年在广东惠州削发为僧,其后就半僧半俗地在各地浪游。曾亲历印度等地,研究梵文和佛典。以教书和写作为生,先后任教于长沙、苏州等地的新式学堂和新加坡、爪哇的中华会馆,担任过《国民日日报》、《神州日报》等革命刊物的编辑。1909年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消极,但坚持反对袁世凯。曾发表义正词严的《讨袁声明》。著述较丰,编有《梵文典》,著有《断鸿零雁记》等小说,并译雨果《悲惨世界》,诗、画俱佳。

    苏曼殊与李叔同被称为“南社二僧”,苏曼殊更被称为“情僧”,情种与僧人的双重身份使其一生蒙上了神奇的色彩,并对其诗歌和小说等创作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苏曼殊是一个僧人,却写有不少情诗,这些诗是他热爱生活的见证,从中也可窥见命运对他的无情摧残。

    曼殊身世特别不幸。其父苏杰生在日本经商期间,背着家人(父母及正妻黄氏)与日本女子河合仙同居,并生下了曼殊。曼殊八岁时,由于苏家及乡人的歧视、逼迫,河合仙与曼殊从此分离。苏曼殊就与黄氏生活在一起。黄氏对他百般凌辱,竟至将身患重病的苏曼殊“置之柴房以待毙”。私生子和混血儿的不光彩境遇,使苏曼殊在日中两处均不免受到种种歧视,自幼心灵受到很大创伤,故自云:“思维身世,有难言之痛。”“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由于遭遇不幸,苏曼殊十二岁便投靠广州新会慧龙寺赞初大师,削发为僧,遁迹空门。但是,沙弥十戒并没能拴住他留迹尘寰的俗性,他仍然和现实社会中的亲朋好友相往还,特别在他青少年时期,曾遇到一些妙龄女子,对他无限钟情。他寂寞凄凉的心渴望爱的抚慰,但“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的清规,使他只能远离爱情。这令他坠入无限矛盾的愁网里,欲断不忍,欲去不能,缠绵悱恻,痛苦不堪。曼殊言告无门,一发于诗。

    这类诗歌,有《为调筝人绘像》二首、《寄调筝人》三首、《本事诗》十首、《无题》八首、《东居杂诗》十九首等。在曼殊诗中占有很大比重。

    调筝人是日本女演员,既会弹筝,又善吹箫,色艺双绝,设肆卖曲。苏曼殊一见倾心,经历了一场热烈而痛苦的爱情风暴。

    曼殊结识弹筝人,是在一次乐器演奏会上。弹筝人用纤细的手指,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多年压抑的沉重心情,以及她对无情现实的血泪控诉,一起弹奏了出来。多情的曼殊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听出弹筝女正是用音乐的语言在表达自己难言的身世之痛,和永远无法实现而又不能摆脱的痛苦、悲哀的爱情生活。于是: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更听入云筝。(《本事诗》其二)

    便从他心底流出。同病相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苏曼殊对弹筝人的感情已相当深了: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本事诗》其五)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本事诗》其八)

    但由于他已出家,已不可能再同弹筝女结合,所以苏曼殊在诗中抒写出自己无可奈何的怅恨: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其六)

    《东居杂事》十九首,是苏曼殊对自己与日本女子千叶子恋爱悲剧的咏叹。

    在这类作品中,诗人往往表现出当爱情在自己心海里泛起波澜时,总是用佛法作为解除个人痛苦与矛盾的手段。即如《寄弹筝人》:

    禅心一任峨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生憎花发柳含烟,四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色”就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物均无执著;能无执著而后方无所依恋。苏曼殊以逃禅来摆脱爱的痛苦,这是痛苦的、不得已的选择。

    苏曼殊的情诗写得一往情深,被评价为:“虽然词句仿佛迷离,难以定其所指,而隐约之间,却令人生无限伤心,无穷艳思”;“不即不离,全亦真诚的态度,写燕婉的幽怀,不染轻薄的风气,不落香奁的窠臼,最是抒情诗中上乘的作品。”

    苏曼殊是一个僧人,但并未忘怀世事。辛亥革命以前,积极反抗满清贵族的专横统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发起组织和参加了“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的组织“中国青年会”。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进行,他义愤填膺,慨然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准备奔赴战场,打击侵略者。当康有为尽力反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时,他又怒不可遏,竟欲持枪击杀康有为。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正在爪哇岛,听到消息,他兴奋不已,遥寄书信给柳亚子、马君武:“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并急急准备回国。

    由于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困难认识不足,性格又过于脆弱,所以,“二次革命”失败后,苏曼殊逐渐丧失了斗争的勇气,思想逐渐变得颓废。

    苏曼殊的思想变迁足迹,在诗中有充分的反映。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的诗作,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这是苏曼殊1903年赠给日本大同学校老师汤国顿的题画诗。当时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斗争又不断遭受挫折,苏曼殊毅然决定结束日本的求学生活,返回祖国,战斗在斗争的第一线。诗中歌颂了鲁仲连和荆轲,表达了自己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到底、义无反顾的决心。

    对抗清英雄郑成功,苏曼殊非常崇敬。1907年,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妻东渡日本,船经日本九州西部大海时,曼殊看到了“郑公石”,触发了他积蓄已久的悲壮情怀。他的心强烈地震动了。写下了有名的七绝《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馀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

    苏曼殊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诗作则充满痛苦和悲凉之感。《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一诗,写于1910年。当时苏曼殊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他看到革命军在广州起义失败,党人刺摄政王不成而被捕,日本吞并了朝鲜,而祖国很可能步朝鲜之后尘,前途渺茫,革命无望,所以发出了“上国亦已芜,黄星向西落。青骊逝千里,瞻鸟止谁屋?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的深沉慨叹。

    《吴门依易生韵》组诗则毫不掩饰地表现了苏曼殊在辛亥失败后的失望、幻灭和彷徨。

    曼殊的诗,全以真诚的态度,真实地抒写了自己悲苦的身世、燕婉的情怀和崇高的爱国精神,真挚深婉,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苏曼殊是一个“情种”,一生为情所缠绕,所困惑,其小说创作也无例外地以爱情为题材,描写“人生最难解的问题”之一:爱。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不少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色彩的少女形象。分析这些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社会婚姻观念的变革,更有利于我们洞察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苏曼殊复杂的心灵,从而更全面、真实地了解苏曼殊,把握苏曼殊。

    苏曼殊小说中的少女,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简言之为“好”,另一类可简言之为“坏”。前者数量占大多数,如《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静子,《焚剑记》中的阿兰、阿慈,《碎簪记》中的灵芳、莲佩,以及《非梦记》中的薇香、凤娴等等;后者数量极少,有《断鸿零雁记》中的湘僧邻家之女和《绛纱记》中的卢氏姑娘。

    “好”女子有德。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美德的继承:她们心地善良,温柔体贴;她们忠于爱情、生死不渝。《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原是三郎的未婚妻,她“古德幽光,奇女子也”。当其父母嫌贫爱富、中途悔婚时,她表示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三郎,妾心终始之盟,固不式也!”当得知三郎要去日本探寻生母时,她以“百金奉呈”。最后在“其继母力逼其为富家媳,迫出阁前一夕,绝粒而夭”。静子虽为日本姑娘,但她身上汉化色彩极浓。她深爱三郎,竟至发出了“粉身碎骨,以卫三郎,亦所不惜”的豪语。

    《绛纱记》中的五姑是新加坡华人富商麦翁的女儿。她喜欢骑马,“服窄袖胡服,编发作盘龙髻,戴日冠”,一幅西俗女子打扮。但其感情细腻,用心专一。在“余”生病时,她“衣不解带”,“彻晓未眠”,尽心侍候。当其父亲悔弃婚约后,她毅然与情人离家出逃,不幸途中轮船倾覆,二人失散,但她“自遭难以来,……思君如婴儿念其母”。

    另外,《焚剑记》中的阿兰,《碎簪记》中的灵芳、莲佩之于庄穿是,《非梦记》中的薇香、凤娴之于燕海琴,无不对爱情抱忠贞不渝之心,对情人持无微不至之关怀。

    “好”女子也有才。苏曼殊笔下的少女或通中学、或通西学,有些甚至中西之学都有相当的修养。《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对中国古诗文非常熟悉,自言“从来读陈后山诗,亦爱陆放翁,惟是故国西风,泪痕满纸,令人心恻耳。比来读《庄子》及陶诗,颇自觉倘徉世外,可见此关于性情之学不少”。她家所藏多理学家书籍,那是明代遗臣朱舜水赠给她远祖安积公的。她对朱舜水的事迹更是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其绘画技艺亦很高超,所赠三郎一帧绩绢“颇得吴带当风之致”,而博得了精于画道的三郎的由衷赞美:“画笔秀逸无伦,固是仙品,余生平博览丹青之士,咸弗能逮。”对于高深的佛学,她也涉猎:“静姊平素喜谈佛理,以是因缘,好涉猎梵章。”真是“慧骨天生,一时无两”!

    另外,《碎簪记》中的灵芳曾随其兄“游学罗马四年”,富有“令名”。莲佩则“幼工刺绣,兼通经史”,且“于英法文学,俱能道其精义”。

    “好”女子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美德,抛弃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而且背叛了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烟法则,不把自己看作是待价而沽的货物,具有浓厚的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近代色彩。

    《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不满家庭嫌贫爱富、中途悔婚的行为,不肯“甘心负约”,宁死也不遵父母之命,不嫁富家为媳。《绛纱记》中的五姑同样如此,在得知家父逼未婚夫解除婚约之后,她毅然与未婚夫私奔。

    同时,“好”女子也不仅仅囿于情爱。她们关心社会,关注国内外形势,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如《断鸿零雁记》中的莲佩放眼世界形势,评述政见:“吾意二三年后,当往欧州一吊新战场。若美洲,吾不愿往,且无史迹,可资凭睇;而其人民以Make money为要义,常曰:‘Two dollar is better thanone doller’,视吾国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颜往彼都哉?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气而能买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批判美国畸型的物质文明何等形象,何等深刻!静子则无比倾心朱舜水的爱国之心:“容日当导三郎,一往奠之,以慰亡国忠魂。”

    苏曼殊笔下的少女大多是纯情善良的,有的甚至为了他人幸福而不惜忍痛割爱,牺牲自己的利益。可是,在西方自由之风传入神州大地之际,拜金主义思潮亦随之涌来:“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竟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于是,在苏曼殊的小说中,便出现了以色骗财,将金钱凌驾于爱情之上的“坏”女子。

    《断鸿零雁记》中的湘僧向三郎述说了自己被女子所骗的经过:他“自幼失怙恃”,被其贪利的叔叔卖给邻邑巨家为嗣。邻家有贫女,“盖代容华,如天仙临凡也”。是她先引诱他:“忽一日,女缮一小蛮笺,以红线轻系于蜻蜓身上,令徐徐飞入余窗”;“此后朝夕必临窗对晤,且乍鬼余以锦绣文房之属”。其所作所为,追求的不是高尚纯真的爱情,而是三番五次地从他手中得到了相当多的“金”。所以,当他被义父赶出而回到家、身无分文后,该女子便爽约不现了。真是一个“负心人儿”。

    《绛纱记》中的霏玉曾与卢氏女相爱,并订交。在分别的日子里,她“常以点心或异国名花见赠”。但是,一天,“女盛服而至,谓霏玉曰:‘吾母在天赐庄病甚,不获已而告贷于君。’霏玉以四百元应之。省其家贫亲老,更时有接济,前后约三千元”。三千元终于换来了卢氏女的誓言:“Idon not care for onebody inthe world,but you,I love you.”霏玉遂与卢氏女定下婚约。可是不久,她便“与绸缎庄主自由结婚”了。

    对如此丧失了中国传统美德而沾染了西方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以色谋财,或“实假自由之名,而持越货”的女子,苏曼殊持批判态度,他“笔之于书,以示人者”。

    苏曼殊对其所塑造的“好”女子倾注了无限的仰慕敬畏之情。一方面,他赋予自己笔下的女性以贞德、贤慧、恪守妇道、多才多艺等东方伦理文化色彩;而另一方面,他又赞颂她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炽热性格和个性解放精神。这集中反映了苏曼殊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较深的封建传统思想的烙印。他在其《燕子龛随笔》中也曾说:“‘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难自从。此志谁与谅,琴弦幽韵重。’此孟郊《静女吟》也。今也吾国长妇姹女,皆竟侈邪,又奚望其有返朴还淳之日哉。”

    曼殊对女子之“德”、“容”有明确的观点:“女子之行,唯贞与节。世有妄人,舍华夏贞专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习,向背速于反掌,犹学细腰,终饿死耳”;“女子必贤而后自由”。一方面,他又见多识广,多次出国,通晓多国文字,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发展个性、追求自由的思想的影响也较深。中西文化同时撞击着他的心灵。从他所塑造的“好”女子群像中,我们可以分析看出,苏曼殊对中西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而是有的继承,有的吸收,有所扬弃。他以中国女子传统的美德为根本,吸取了西方女子独立自主之意识,从而铸造出他心目中理想的近代女性!而其笔下“坏”女子形象的出现及对之进行的批判,则更加验证了苏曼殊对中西文化的取舍尺度。

    皈依佛门,立志成道,苏曼殊以“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的清规约束自己;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割舍人世间的情怀。亲情,恋情,还有那国家兴衰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缠绕在他的身上。情扰佛心,学道不成,佛心与世情、恋情的矛盾、斗争,使他的心灵备受煎熬。这正是他一生耿耿于怀、念叨不已的“难言之痛”。他不由自主地过着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亦僧亦俗的生活,故时人都称他为“情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