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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头记》里的 “现代文明”

苏生文

 

    《新石头记》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创作的一部小说,1905年开始在《南方报》上连载(仅连载十一回),1908年出单行本,共四十回。名为《红楼梦》续书,实与《红楼梦》基本没什么关系,只是借用《红楼梦》里的几个人物贾宝玉、薛蟠和焙茗来写现时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阿英认为,《新石头记》以“庚子的北京一段最有意义,湖北的暴政描写也不差”(阿英《吴趼人》,《吴趼人全集》十,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140页),显然是基于“政治叙事”或“谴责叙事”的角度考虑。笔者倒觉得,吴趼人的着力点并不在此,而是将矛头对准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以及列强在推行“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并寄托着自己的社会理想:未来的中国不仅在科技文明方面要远胜于西方,而且以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也将执人类文明的牛耳。

    由于晚清小说多具有“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大事的背景”(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24页)的特点,一般被认为可以作为“社会史料”来读的,《新石头记》也不例外。因此,除文学研究者之外,历史研究者也颇重视其史料价值。

    小说由“现在的文明”和“未来的文明”两大部分组成,大约第二十二回以前是“现在的文明”,第二十二回开始进入“未来的文明”。

“现在的文明”

    小说描写遁入空门的贾宝玉突然心血来潮,于“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月□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重入尘寰,来到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种种新奇事物使他大开眼界:有“比火镰包儿灵便多”的火柴(第二回),速度极快、可以坐好几百人、不用撑篙打桨的轮船(第三回),“把曲子唱一回到里头,就可以一回一回的放出来”的留声机器(第五回),“照得同白昼一般”的电灯和煤气灯,“像筒儿似的,用手一扳,就放出白豆大的一点光来”的手电(第九回),以及流行于世的时事报刊、英文书籍、制造局译书⋯⋯等等。其中,小说所描述的“燮昌”火柴,轮船招商局的“江宽”、“新裕”、“泰顺”和“安平”号轮船,中国海军的“海容”和“海筹”号军舰,时事报刊《时务报》、《知新报》和《清议报》,英文书籍《士啤令卜》、《无师自通英语录》、《英字入门》和《华英字典》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燮昌”是清末最著名的民族品牌的火柴,火柴公司的股东全部为中国人,吴趼人写《新石头记》的时候,“燮昌”火柴正在与日本输入的“猴牌”火柴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参见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56页);轮船招商局是晚清中国最大的“官督商办”的轮运企业,也正在中国江海航线上与实力雄厚的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一争高下(参见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海容”和“海筹”号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向外国订造的大型巡洋舰中的两艘,寄托着中国“复兴海军”的希望(参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134页);《时务报》、《知新报》和《清议报》是清末著名的宣传维新变法的刊物,对包括吴趼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士啤令卜》(可能是英文Spare Lever的粤式译法,即“备用工具”)、《无师自通英语录》(绿竹山房编)、《英字入门》(曹骧编译)和《华英字典》(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英语入门书或工具书。

    由于吴趼人有在江南制造局工作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他最熟悉、着墨最多的自然也就是江南制造局。在《新石头记》里,他让宝玉参观了炮弹厂、锅炉房、水雷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厂、铸铁厂、木工厂、大炮厂、炼钢厂、工程处和轮船厂,见到了汽甑、冷汽管、热气管、气锤、康邦汽炉以及钻眼的、刨光的、切铁的机器。小说中提到的“林明敦”枪(Remington)、十三响毛瑟(Mauser)、五响毛瑟枪、“哈吃开士”(WinchesterHotchkiss)、“马蹄”(Lee-Metford,一译黎意)等武器也是写实的。小说着重描写的刘总办造三十五响毛瑟枪(李鸿章命名为“连珠快利枪”)也基本上是真实的。刘总办指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刘麒祥,“连珠快利枪”是刘麒祥组织制造局的科技人员根据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毛瑟枪改进的,与湖北枪炮厂制造的“汉阳造”,并列为清末国产武器的两大主流。只是1905年吴趼人开始写《新石头记》的时候,制造局已经停造这种武器(主持“汉阳造”的张之洞和李鸿章有矛盾,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张之洞于次年奏请停造“连珠快利枪”)。此时吴趼人早已离开了制造局,可能尚不知此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吴趼人曾经供职的地方,对此,《新石头记》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宝玉跟着进了一个棚子。只见迎面高处装着一个黑面大钟,正是八点一刻。转了个弯,在一座飞楼下走过,薛蟠道:“这是公务厅总办办事的地方。”又走了几步,路旁又是一排绿棚子,薛蟠道:“这是文案房,卖书的就在这里。”他嘴里说着,却不走文案房,另到右首一所房子里去,那房子是两扇绿色大门关着,在大门上又开了一个小门,大门外挂着“画图房”三个字的牌子⋯⋯那长桌子靠里面一头,放着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摆着一个小轮船的样子。宝玉见了,想起怡红院的西洋自行船,与这个大同小异,不觉出神。回过脸来,又见里间摆着几张白板桌子,靠边上坐着一个人,似是教书先生模样,旁边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在那里念书,却是叽里咕噜的一个字也听不出来。(第十回)

    这里描写的文案房、画图房以及“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在那里念书”的地方就是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以及1869年并入的广方言馆。史载:“(广方言馆)与翻译馆同处于制造局西北隅,计楼房、平房共8座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其馀为广方言馆。据说此处风景相当不错,整个建筑,重楼杰阁,门外修竹万杆,浓荫夹道,幽雅宜人。翻译馆内,人各一室,资料室、刻书处一应俱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96页)吴趼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可能就是楼上的刻书处。鉴于他对此地非常熟悉,他对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的描写,应该要比任何“史料”都更接近于真实。小说还透露出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制造局的译书往往是成套卖的,“配全了不过五六百吊钱”(第九回)。制造局不仅出版译书,还出版少量的《四书》、《易经》之类,也是实情(参见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令宝玉不解的是,现实世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街上卖货的十家铺子中,倒有九家是卖洋货的(第五回),又总有像柏耀廉(不要脸)那样的中国人,一味地迷信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还说“中国的人,先没一个靠得住的”。从古代走来、性格有些痴顽的宝玉却偏不服气,先是冷笑,进而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福气,不曾做外国狗,吃他不着。”(第七回)在选择轮船出行的时候,宝玉宁肯多等一些时日,也不乘外国公司的轮船,而乘招商局的轮船。当他知道驾驶招商局轮船的船员是外国人,而驾驶军舰的都是中国人自己时,质疑道:“你昨天说中国人心眼不及外国人,学不了这个。怎么兵船又是中国人驶的呢?但是这个船怎么要用外国人驶,我可不懂了。”的确,晚清时招商局聘任的高级船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这是历史事实。以1908年为例,招商局旗下共有三十一艘轮船(包括趸船),三十一名船长全部是外国人,大副、二副、三副、大车也都是外国人,只有位置不甚重要的二车和三车各有两名中国人(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20页)。而中国海军军舰的管带则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担任,如小说中提到的“海容”和“海筹”号军舰的管带分别是喜昌和黄钟瑛(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2002,494页),后者还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可见,中国并非没有这方面的人材。宝玉的这一质疑颇有深度,难怪包妥当连连说:“是,是,你老人家明见。”(第四回)

    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新石头记》中“谴责”的成分显然要少得多,但对柏耀廉这样妄自菲薄的洋奴,则恨之入骨,借宝玉之口,表示“这种混帐东西,我要是有了杀人的权,我就先杀了他”(第七回),与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大背景相呼应。但作者又插入了几回关于义和团的描写,对义和团的行为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表明他并不赞成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通过宝玉学英语、买译书、看新报、参观工厂、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等行为,清楚地表明他还是乐于接受现代文明的,并从第二十二回开始,以科幻的形式预言在未来的中国,东方文明将超越西方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

“未来的文明”

    从 第 二 十 二 回 开 始 , 贾 宝 玉 进 入了“文明境界”(作者理想中的未来中国)。这是一个由仁君实行“文明专制”的国度,当政的是一位融东方文明一切优点于一体的理想化人物——东方文明,他的三子(东方英、德、法)、一女(东方美)、一婿(华自立),以及孙子东方文、武、韬、钤,外孙华务本,曾孙东方新、振、兴、锐、勇、猛、威,外曾孙东方大同、大治,外元孙华抚夷等,也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智慧超群,或者前程远大的几代人。该境由五大部、二百万区组成,每区用代表儒家伦理道德的某一个字作为该区的“符识”,从一到十万编成号数,“中央是‘礼、乐、文、章’四个字,东方是‘仁、义、礼、智’四个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个字,西方是‘刚、强、勇、毅’四个字,北方是‘忠、孝、廉、节’四个字”。全民都受良好教育,无党派、无宗教、无乞丐、无优伶、无妓女、无奸盗、无刑政官、无警察,人人文明礼让,富足健康。该境的科技非常发达,有一昼夜可以绕地球一周的飞车、可以在地下通行的隧车(地铁)、可以在水下行驶的猎艇(潜艇)、可以穿着在水面行走的“水靴”、采取流水线作业的制衣机器,还有制冰机、造纸机、制枪厂、验性质镜、助聪筒、助听筒、验骨镜、验血镜、验筋镜、脏腑镜、验气镜、助明镜、透水镜、无线电话等等。总之,未来的文明世界是一个遵循儒家传统道德和具有高度发达科学技术(这些科技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远比当时能看到的西方科技发达)的理想王国。

    作者强调,在未来的文明世界里,除了东方的科技优于西方外,在以下几个方面也是优于西方的:

    1. 中医优于西医。作者借用精通中国医学的东方德之口说“能治病的不算是医生,只能算是病人的仆役。是真医生,务要医得通国人都没有病,才算是医国好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应从改良食品入手(第二十三回)。暗示着中国传统的医食同源、药食同源、寓医于食,寓药于食(通过调配食物而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中医基本观念将在未来的医界发挥重要的作用。又通过宝玉之口讽刺西医“看见人家断了一手或一脚,他没有本事治得好,便索性把那手脚锯截下来。人家已经受了一番苦,他还要叫人家受第二番,却依然不得好,反成了个残废之人”。在“文明境界”里,医院偏不悬挂西方通用的红十字旗,而是本境独创的“白底子镶一个大医字”的医院旗帜,因国手(中医)医术高明,“人民都知道卫生”,以致“纵横一百里之内,一年只有三十个病人”(第二十四回)。

    2. 东方的建筑形式优于西方。小说通过老少年之口讽刺西洋建筑“动辄有十多层”,是因为“那是他们岛国,地小人多,才有这个高楼,可笑一斑鼠目寸光之辈,或是眼见的,或是耳闻的,不问来由,只说他是文明的建筑,真是令人作呕。其实我们地大足以容人,何必要楼房呢?”(第二十三回)的确,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西洋风格的建筑开始大量出现。面对着高大张扬的西洋建筑,起初国人来不及认真审视和仔细消化,产生了莫名的自卑感,并在许多地方掀起了盲目模仿西洋建筑的风潮,“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梁思成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221页)。对于这一类西式建筑,作者是蔑视的,认为中式建筑要远远优于西式建筑。

    3. 土货优于洋货。在“文明境界”,宝玉“见那土造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清净雅洁的。看了那光怪陆离的洋货,倒觉得俗不可耐了”(第三十八回)。

    4. 东方的道德优于西方的道德。在小说中,作者借用老少年之口评价道:“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迟。近今自称文明国的,却是开化的极迟,而又进化的极快。中国开化早,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的神经。进化虽迟,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所以醉后不乱。内中或者有一两个乱的,然而同醉的人,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所以不至于乱了。那开化迟的人,他满身的性质还是野蛮底子,虽然进化的快,不过是硬把‘道德’二字范围着他,他勉强服从了这个范围,已是通身不得舒服,一旦吃醉了,焉有不露出本来性质之理呢?所以他们是一人醉一人乱,百人醉百人乱,有一天他们全国都醉了,还要全国乱呢。”(第三十二回)以酒德为喻,证明东方道德优于西方道德。

    5. 以中华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才是真文明,而西方的文明是假文明。作者强调,“文明境界”中的人,“从小时家庭教育,做娘的就教他伦常日用的道理,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课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都烂熟于胸中,所以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而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却“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他呢。⋯⋯照这样说起来,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第二十八回)。直指西方文明的弊端。

    “文明境界”里虽有发达的科技和用发达的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我们政府要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了”。但东方文明老先生却不肯这样干,“他生平的大愿,是组织一个真文明国,专和那假文明国反对,等他们看了自愧,跟着我们学那真文明,那就可以不动刀兵,教成一个文明世界了”(第三十八回)。而对于那些未开化的民族,也不是恃强凌弱地去欺负它们,而是千方百计地“出之于水火,登之于衽席⋯⋯同他脱了羁绊之后,还要设法教育他,开他的智识,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资格,才算大功告成呢”(第三十九回)。

    最后,作者通过宝玉的梦境,把“文明境界”移到了未来的中国:“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会场上“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从吴淞起,一直到汉口,两岸全是中国厂家,接连不断。转眼间宝玉又经汉口乘火车到了一个挂了黄龙旗的所在(暗指北京),那里正在举办“万国和平会”,各国或皇帝亲临,或派大员参加,盛况空前。会议公举东方文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皇帝)为会长。东方文明发表了以各国和平共处、各民族平等相待为主旨的演说(第四十回),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度,是未来文明世界的领袖,而这个领袖将平等地对待各民族。

    作为一个有维新思想的小说家,吴趼人在《新石头记》里混合了康有为的“大同”说、“物质救国论”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于一体。我们尚不能确定作者是否受到康梁的直接影响,但至少说明了他与康梁有许多“所见略同”的地方,折射出清末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对晚清文学的评价普遍偏低。而在晚清文学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也很少为人所特别关注。但当我们今天走到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制造”、见到各种国际会议经常在北京召开、欣赏完在上海浦东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再来重读这部小说,不禁会心一笑,感受到它历久弥新的魅力。正如时人评论的那样,吴趼人著《新石头记》,“其目的之正大,文笔之离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绝无而仅有”(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