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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外、古道边

张霖

 

    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书写历史的国度里,历朝历代都不乏舞文弄墨的文人。然而,或许只有那些如流星般划过历史天空的天才式文人,才是百代读者心中永远的偶像。曹植、江淹、李白、李煜、苏轼、汤显祖……,他们惊才绝艳,笔下的诗词曲赋熠熠生辉,不断诱惑、吸引着我们去欣赏和品鉴。毫无疑问,近代文人李叔同(弘一法师)也是其中的一员。

    1880年10月23日(清光绪六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其父李世珍(号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三甲七十九名的进士,后弃官经商,在天津等地开有商号,富有资产。李叔同出生在这样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自幼生活优渥无比。他十分聪颖,很小就在文字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七岁读《文选》,便琅琅成诵。十多岁的时候,除四书五经外,对《史记》、《汉书》等史书也都开始有所涉猎。十三岁起跟随名师学习诗词、书法、篆刻等,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展现出高人一筹的才华。1894年(光绪二十年),年仅十五岁的李叔同去京师游历,得到朝廷重臣荣禄、王文韶 等人的揄扬和器重,名震京师。一时之间,上门求书者络绎不绝。

    然而,少年李叔同不甘心成 为天津 城里优游闲适的富家公子,他对晚清剧烈变动的时代有着敏感的认知。从现存的李叔同早年参加天津县学考试的应试文章《论废八股兴学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等来看,少年李叔同不但主张废除八股,还对西方科技和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十九岁的李叔同没有能够考中秀才。当时恰值“戊戌维新”失败,思想上一贯倾向维新的李叔同遂奉母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定居,从此走向了更为宽广的人生道路。

    李叔同的人生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进入观察:一是他的佛学人生,一是他的艺术人生。1918年,以音乐、美术闻名天下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断然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此事轰动海内,舆论纷纷。其后,李叔同化身弘一法师,四处弘扬佛法,并精研南山律,成为南山律第十一代祖师。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六十三岁的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又一次引起世人的揣度。李叔同的佛学人生对于他本人而言,是符合他生命价值的重大的人生转向。但在世俗看来,这种生活不免沉寂。人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在其佛学人生之前的艺术人生,以及他夺人心魄、绚烂至极的艺术才华。

    李叔同虽然自幼在文学艺术上展现出极高的天分,但他的艺术人生的成功是与南社脱离不了关系的。1911年3月,李叔同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希望回到中国,施展抱负。在日本留学的六年里,李叔同在绘画、戏剧、音乐等方面都得到了更好的训练。然而,在他回到故乡天津之后,人浮于事,不免气短。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李叔同从天津再一次来到上海,任教城东女学,讲授文学和音乐。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当时正在上海大规模集会,文人之间以文会友,李叔同遂于1912年2月11日填写“入社志愿书”,加入南社,入社号即为“211”。随后,他加入了南社的第六次雅集,并应南社领袖柳亚子的邀请,为《南社通讯录》、《南社姓氏录》设计了封面。其美术造诣,深得柳亚子和南社同仁的欣赏。

    南社是思想上倾向革命的文人团体,规模很大,除柳亚子之外,重要社员还有陈去病、叶楚伧、苏曼殊、姚鹓雏、胡朴安等名人。南社成员之间喜欢赋诗唱和,充分实现了“诗可以群”的理想。而李叔同的加入,为南社增加了新的艺术成分。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李叔同发起了“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意在研究文学和美术。“文美会”每月举行雅集,鼓励朋友之间互相交流艺术品。李叔同还在南社大本营《太平洋报》上开辟专栏,与著名画家陈师曾一起连载漫画,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和江浙地区的美术活动。然而短短五个月后的1912年7月,因为《太平洋报》难以为继,李叔同遂应聘到刚刚成立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尽管李叔同这次在上海的生活比较短暂,但他在各次南社雅集中表现出来的水准,则基本奠定了他在江南的艺术地位,而他后来主要的知交好友和人际脉络也都离不开南社这个大集体。直到1918年出家前夕,李叔同一直积极参与南社大小活动。1917年9月,南社内部展开唐宋诗的辩论,柳亚子出于意气之争竟然将朱鸳雏开除出南社,而李叔同则始终站在柳亚子一边,并支持柳亚子连任南社主任一职。

    之所以强调李叔同与南社的关系,是因为李叔同的艺术活动在当时得到南社许多朋友的支持,而并非是孤立无援的。正是在朋友的支持下,李叔同到杭州任教之后,得以全身心投入音乐和美术教育,培育人才,并谱写了大量的歌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其中创作于1915年的《送别》一曲,更是脍炙人口,九十年来,流行不衰。其歌词唱道: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歌词第一段先讲送行之人眼前所见之物,然后视线慢慢移至远方,怅惘之下,转到第二段的自我怜惜。歌词第一段描述的场景由近及远,第二段由远及近,第三段仍是由近及远,反复叠唱,令人感伤之馀,又似乎生出一股洒脱之意。《送别》一曲原本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J.P.奥德威(John P.Ordway,1824—1880)所作,歌曲原名《梦见故乡和母亲》(Dreaming ofHome and Mother)。此曲旋律优美并略带忧伤的情调,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也曾根据它的旋律填写了歌曲《旅愁》(参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72—73页)。《送别》自面世以后,就一直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建国以后,《早春二月》(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出品)、《城南旧事》(吴贻弓导演,1982年出品)等电影都把它作为插曲,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听众。

    《送别》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应当和歌词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普遍的离别时的感伤情绪有关。离愁别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的一种情绪,江淹在《别赋》中曾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杜甫在《梦李白》中更有生别、死别之分:“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而词人周邦彦客居汴梁,更有“客中送客”的《兰陵王》一词。最令人揪心的,或许是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别张生的一幕: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送别》一曲的歌词,在意境上确实很接近于《西厢记》的唱词。可以说,李叔同的妙笔生花,将古典文学的类似场景巧妙地移植到当下的歌词中。不过,若仔细揣摩,我们在《送别》之中又何尝不能感触到李叔同自己那颗对于世界极为敏感的诗人的心灵呢!

    确实,李叔同的心灵自幼便是敏感的。在李叔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李世珍就已经六十八岁,老来得子,自然是莫大的欢喜。可惜父亲来不及看到李叔同长大成人,在他五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了。而他的母亲王氏,当时年仅二十四岁,身份只是小妾。换句话说,李叔同是一名庶子,他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在家族中并无地位。陈慧剑先生在《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一书中,曾以文学的笔法对幼年和少年时期李叔同在家族的情况做过十分生动的描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8页)。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加之自己的天分偏偏又高,所以相比同龄人而言,李叔同对于人情世故的体会来得较早,其感慨也深。早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十四岁的李叔同就有诗说:“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少年哀乐遽然转化为深刻的人生哲理,若非有一颗敏感的心灵,怎么能做得到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李叔同的歌词创作中,除了国家民族题材(如1905年《哀祖国》、1906年《我的国》、1913年《大中华》)、佛教题材(如1936年《清凉歌集》)等激励人心、挽救人心的作品之外,他的很多歌曲中记载的都是他自己对于生命的真实感悟。他常常感叹老之将至,在《长逝》中说:“看今朝树色青青,奈明朝落叶凋零。看今朝花开灼灼,奈明朝落红漂泊。”《悲秋》中也说:“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边白鬓,光阴暗催人老。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年少。”又如《忆儿时》开篇就说:“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岁月飘逝以及游子不得归乡的心情使得他将记忆投放到遥远的童年。类似于这种真情实感,使得李叔同的作品能够真切地打动听众,并得到世人广泛的喜爱。

    其实,李叔同以自己真切的生命感受来进行歌词的创作,其背后还隐含着一套完整的音乐教育理念。他认为,音乐教育应当“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音乐小杂志序》)。要做到这两点,填词作曲的人必须有真情实感和高尚的品德,而他自己对于音乐和歌词的锤炼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曾用“正大与美丽”和“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来称赞老师在音乐和歌词上的成就:

    这册子里所收的曲,大半是西洋的most popular的名曲;曲上的歌,主要的是李叔同先生——即现在的杭州大慈山僧弘一法师——所作或配的。我们选歌曲的标准,对于曲要求其旋律的正大与美丽;对于歌要求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西洋名曲之传诵于全世界者,都有那样好的旋律;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和乐才,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可他早已屏除尘缘,所作的只这册子里所收的几首。(丰子恺《中文名歌五十曲序》,丰子恺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开明书店,1927)

    李叔同的音乐教育理想以及他在音乐和歌词创作上的努力,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很快,丰子恺在文末遗憾“只有李先生一人”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1931年,著名词人龙榆生在上海与音乐家萧友梅等人成立“歌社”,极力推广新体乐歌,希望借助音乐来“改造国民情调,易俗移风”。1932年,龙榆生写下《玫瑰三愿》:

    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

    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

    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

    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

    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

    好教我留住芳华。

    这首作品经由著名音乐家黄自谱曲,遂成为一代名曲,恰好可以与1915年李叔同的《送别》遥相呼应,成为民国初年以来音乐改造国民性的经典案例。而李叔同伟大的创作和“导夫先路”的历史功绩,直至今日,仍值得反复参详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