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文学网

民初“时事小说”中的 蔡锷与小凤仙

邓金明

 

    1913年,云南都督蔡锷奉调入京,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两年后,因袁氏复兴帝制,拥护共和的蔡锷于是秘密离京,潜回云南,发起反袁护国运动,倒行逆施的袁世凯最终在全国声讨中死去。蔡氏履职北京这两年,固然是其个人生涯的转折,更是辛亥革命运动的转折,因此在史书中屡被提及。但是在市井民间,更为津津乐道的,则是这段时间里蔡锷和妓女小凤仙的交往。从1916年最早上演的“文明戏”《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一直到最近上映的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这段“英雄美人”的佳话,在民国以来各种戏文、小说、电影里被不断翻炒、演绎。当然,市井传说、文艺作品免不了以讹传讹、夸张戏说的成分,轶事传闻背后自有历史真相存焉。但是我们除了找出历史真相外,不妨进一步去思考,在蔡锷与小凤仙这段逸闻轶事背后,历史是如何走向传说的?传说背后又体现了何种传统文化心理?这一点,借助几部民初“时事小说”,我们大可管窥一二。

    关于“蔡锷与小凤仙”这段民国佳话,通俗文艺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演绎,但是不同版本在种种细节差异背后又有着某种基本的“共识”,即都认定小凤仙是“爱国名妓”、云南护国起义的“幕后人物”,蔡锷“最后靠了小凤仙掩护的力量,终究脱离藩笼”,蔡锷与小凤仙二人“相恋”。这种“共识”是否属实呢?据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曾业英先生在《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中的详细考证,种种传说戏说背后的历史真相是:小凤仙只是一名普通风尘女子,既无国色天香,也无过人见识,既非“名妓”,亦非助蔡出京的“侠妓”,她对蔡锷的成功离京回滇虽说不无掩护作用,但也绝对算不上是主动助其离京。蔡锷对小凤仙也不存在什么“恋情”,既未向她吐露反袁称帝的肺腑,也不曾向其讨要逃出北京的锦囊妙计。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仅仅是前者反袁称帝谋略中的一环。曾先生的考证建立在史料的认真梳理和仔细比较上,兼顾了历史逻辑和情理逻辑,其结论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

    可问题是,为什么在蔡锷与小凤仙这段并不太复杂的“革命逸史”上,会出现这么大的误传呢?甚至连一些专业学者也概莫例外。比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1981年10月26日的《文汇报》上曾刊发过一篇名为《小凤仙其人》的文章(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70—376页)。据陈先生自己交待,这篇文章是为了观众欣赏电影《知音》“能观其戏而知其人”而写的,在报纸刊发后引起很大反响。但正是这篇文章多有以讹传讹之处,这一点曾业英先生的文章已详细辨析过了。为什么连专业学者也发生如许舛误呢?曾先生归咎为是不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后现代”史学观在作祟。笔者倒认为,连陈旭麓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也轻易认定小凤仙的“侠义”,“比之寄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也要高出一筹”,这只能说明,在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有一种凌驾于历史理性之上的更强大的力量在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种力量就是传统文化心理。

    传统正史并不太关注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男女私情”。比如,在蔡锷进京离京这段历史上,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是这样记载的:“蔡锷为一有抱负的军事政治家,二次革命后被袁调往北京,而他在云南的潜势力仍在。筹安会起,他与梁启超共筹对策,梁要他深自韬晦,待时而动,……蔡与袁虚与委蛇,佯示拥护帝制,暗事部署,与唐继尧联络。十一月中旬,得日人协助,微服出京,经日本、越南入滇。”(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457页)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则记载为:“辛亥革命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1913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务,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的事有很大牵连。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最后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蔡氏即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密谋反袁;两人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反袁的新任务。”(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44页)此后各种史书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出以上两书范围,而且均未提及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不提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史书认为小凤仙子虚乌有、蔡凤二人交往系凭空杜撰,因为根据时人诸多种笔记、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报刊报道,蔡锷与小凤仙交往之事确实存在。而是因为传统正史历来只关注政治、军事、革命、经济、人口、生计等国家大事,相对忽视市井民间的文化生活、消遣娱乐以及这背后的种种文化心理。而以通俗文艺面貌出现的“蔡锷与小凤仙”,恰恰迎合并体现了大众的种种文化心理需求。在民初,“蔡锷与小凤仙”被传说或戏说的方式主要有文人著述、报刊、戏剧以及小说等几种,影视还是后来才有的。文人著述如曾虚白的《曾孟朴年谱》、张相文的《南园丛稿》、哈汉章的《春耦笔录》、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以及许姬传的《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等,虽有相关事迹记载,但印量和受众均有限;报刊虽然印量大,但侧重事件报道,无法绘声绘色,让读者身临其境;戏剧受制于现场、地域,无法传之于后世。只有出版的小说不受时空限制,受众较多,且能让读者如临其境,受其影响。可以说,以小说(尤其是畅销小说)形式出现的“蔡锷与小凤仙”,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民国大众对历史、政治、英雄、女性、爱情的种种想象,体现了民国大众的种种传统文化心理。

    在民初通俗小说中,涉及“蔡锷与小凤仙”轶事的绝非少数。以笔者查到的有限资料看,就有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许指严的《新华秘记》以及荫馀轩放的《民国野史》,其中尤以前两者影响巨大。这些小说以书写最近刚发生的时事而著称,因此被称作“时事小说”、“近事小说”,以区别古已有之的“喜谈古事”的“历史小说”。这其中,描写袁世凯帝制运动始末的《新华春梦记》出版于袁氏复辟帝制失败而亡的1916年,从时效上来说,几可与报刊媲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避免袁氏丑闻外泄,曾派人到上海各书店收购此书(出版此书的泰东书局因此大发),并出重金向杨尘因收买版权,足见此书社会影响之大。这本小说在当时可谓妇孺皆知,轰动一时。比如左翼作家徐懋庸就回忆过自己上中学时在课堂上偷阅《新华春梦记》而被老师发现的事(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3页);而近代天津第一位女教育家徐肃静据说早年“因深恶袁世凯误国,特别爱读《新华春梦记》”(《民国贤母徐肃静》,《天津日报》2007年9月20日)。

    学者陈平原先生认为,这些“‘时事小说’摆出一副‘撰史’的架子,而又由于时间紧迫和史料缺乏的缘故,只能更多依赖于一己之经验和街谈巷议,很难准确表现整个历史事件。至于抢时间赶速度,希望迅速反应刚刚逝去的历史事变,自然无暇作更多艺术上的考虑”(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51—252页)。批评“时事小说”缺少“艺术性”,这是对的,这也正是《新华春梦记》等“时事小说”为胡适、梁遇春等新文学作家所诟病的地方,但是指责“时事小说”“很难准确表现整个历史事件”,却打错了棒子。因为“时事小说”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准确表现整个历史事件”,虽然它事关时局,但毕竟是“小说家言”,它提供给普通读者大众的,与其说是确凿的历史真相,不如说是一种模糊但同时又真切的历史氛围、历史情境、历史想象和历史情感。而宏大历史下的男女私情是最能撩拨大众的情感和想象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上面提到的几部“时事小说”是如何描写“蔡锷与小凤仙”的。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因出版最早,它关于“蔡锷与小凤仙”的描写因此多为后世小说家们所借鉴。《新华春梦记》中的“蔡锷与小凤仙”概括一下,有如下要点:小凤仙有着不同于一般妓女的清高;蔡、凤初会时,小凤仙借魏子安的风月小说《花月痕》有过一番“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论,并以“韩世忠和梁红玉”相比附,以显其见识,但对时局知晓不多;蔡锷允诺给小凤仙赎身,见其仁义;蔡锷向小凤仙吐露了自己反袁护国的谋略,小凤仙嘱其小心行事,二人遂成知音;小凤仙协助蔡锷离京;蔡、凤二人真心相爱,但为家国大事不得不忍痛离别。总之,杨尘因笔下的“蔡锷与小凤仙”尽显儿女情长。

    许指严的笔记小说集《新华秘记》出版于1918年,其中第25篇“小凤仙”描述了蔡、凤二人之交往。与《新华春梦记》相似,许指严笔下的小凤仙也颇能慧眼识人,蔡锷也向其吐露了反袁谋略,但是与《新华春梦记》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蔡锷与其妻佯装反目的情节。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出版于1928年,在关于民国的各种通俗历史小说中影响最大。《新华春梦记》因为曾被收购,所以流传于世的并不多,而《民国通俗演义》的发行量则要大得多。与《新华春梦记》一样,《民国通俗演义》中的小凤仙不媚权贵、慧眼识人,也出现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比附。但与《新华春梦记》不同的是,《民国通俗演义》也增加了蔡锷夫妇佯装反目的情节,而且大肆渲染。更重要的是,明确将小凤仙描述为“侠妓”,蔡锷是慕名前往拜访的,小说中的小凤仙了解时局国事,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所不满,有男女平等思想,有巾帼英雄气概。总之,蔡东藩笔下的小凤仙,大义凛然超过了儿女情长,是一个有情更有义的爱国妓女形象。荫馀轩放的《民国野史》出版时间不详,但从文字更加浅白看,可能出版更靠后。就“蔡锷与小凤仙”的描写而言,大致不出前面三书的范围。

    将这几部描写“蔡锷与小凤仙”的“时事小说”归纳一下,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小凤仙本是良家女,不幸堕入风尘,因此和一般妓女不同,她性格孤傲,不喜欢趋炎附势。而且难得的是,颇能慧眼识英雄,因此和蔡锷会面后,很快识出其身份。她读过一些史书,对时事也有所了解,所以能和蔡锷有共同语言,而且她看不惯官场的污浊,有一定的爱国意识。在她看来,不同流合污的蔡锷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是一个能够救她于火坑同时能救国于水火的大英雄,因此积极参与蔡锷设计脱身完成反袁护国大业的活动。而蔡锷对小凤仙,一方面怜悯其不幸身世,愿助其从良;另一方面更敬爱其慧眼识人、颇识大体、能为国家大义而抛开儿女私情,视其为难得的有情更有义的红颜知己、红尘知音。

    可以看到,这个小说笔下的“蔡锷与小凤仙”与史实中的“蔡锷与小凤仙”有相当的出入。无论是小凤仙的形象,还是蔡、凤二人之间的关系,小说家们都将其大大美化了,这些小说与其说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蔡锷与小凤仙”,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符合大众传统文化心理的“蔡锷与小凤仙”。但是它同样也很真实,只不过这个“真实”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心灵意义上的“真实”。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曾提醒我们,历史学家“要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个领域被达恩顿称之为“心灵史”。而且他强调,“在心灵史的范畴之内,精确也许不妥当,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类别所需求的方法和政治史之类的传统类别所使用的判然有别。世界观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加以编年,其‘真实’程度却不稍逊。要不是先有心智规划条理,将之贯彻到真实世界的常识观念,政治不可能发生。常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真实,随文化之不同而各显其貌。那不是集体想象出来强制大家接受的无稽之谈,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表达经验的共同基础”(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序》,新星出版社,2006,20页)。达恩顿所说的“心灵”、“世界观”、“常识”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心理”,这种内在的心灵秩序是外在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新华春梦记》这样的“时事小说”(也有的称为“政治小说”)显得非常重要。通过《新华春梦记》等小说对“蔡锷与小凤仙”的描写,我们能发现其背后潜藏的种种传统文化心理情结。

    首先是清官情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历史中,“正统论”的背后其实是“正义论”,“政治上正确”往往等同于“道德上正确”,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化了。这一点,在小说中通过小凤仙的立场得到体现。正如小说家们所设想的,和那些政治家不同,代表普通百姓的小凤仙不可能有多么深刻的政治认识,她只会将复杂的政治简化为善恶二元对立。《民国通俗演义》第52回有一个情节,当怀有政治隐衷的蔡锷试探小凤仙道:“你难道不赞成帝制么?”小凤仙答道:“帝制不帝制,与奴无涉,但问公一言,三国时候的曹阿瞒,人品如何?”蔡锷道:“也是个乱世英雄。”小凤仙瞅着一眼道:“你去做那华歆、荀彧罢,我的妆阁中,不配你立足。”将政治立场等同为人品道德,正是普通大众对政治的想象。在小说中多处显示,小凤仙之拥护蔡锷,并不是因为她对帝制与共和的是非之分有多清楚,而只是因为觉得蔡锷不同流合污、为人正直、有情有义而已。

    其次是英雄美人情结。民初“时事小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小儿女情事为贯穿线索来表现史事,也就是林纾所说的“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为何如此呢?因为“‘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此乃小说家之格言,然亦小说之公例也”。倒不是尊重妇女之人生价值及社会作用,而是因为“小说一道,不着以美人,则索然如啖蜡”。因此,即使是着力歌颂英雄志士的政治小说,也都不忘穿插儿女情长(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211页)。《新华春梦记》与《民国通俗演义》等虽然没有以小儿女情事为贯穿线索,但是仍花费相当笔墨来描写正史不屑一顾的“蔡锷与小凤仙”,因为小说家们心知肚明,宏大历史下的儿女私情最能撩拨普通民众的想象和情感了。不论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英雄难过美人关”还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在“英雄美人”上,市井民间更愿意相信“英雄”人性、人情的一面,因为“无情未必真豪杰”,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张爱玲所说的,“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所以讲反袁护国政治,非要穿插“蔡锷与小凤仙”,不能仅仅简单视之为风月笔法。20世纪30年代以后文坛上盛行的“革命+爱情”,某种意义上正是“英雄美人”情结的自然延伸。

    最后是风尘侠女情结。将小凤仙塑造成“侠妓”,应该说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居功至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小凤仙“爱国妓女”的形象才开始深入人心。小说中第51回写道:“小凤仙……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能识人便称得上“侠妓”,这显然来自“红拂夜奔”传说的影响。另外在中国历史上,风尘出身的梁红玉辅佐韩世忠抗金的佳话也一直被广为传诵。在《新华春梦记》里,蔡凤二人互相试探时,以“韩世忠和梁红玉”相比附,后来《民国通俗演义》也沿用了这个情节。小说中,蔡锷曾写一副对联赠给小凤仙,写的是“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结果小凤仙看了“很是喜慰”。但是,与慧眼识英雄的红拂以及助夫抗金的梁红玉并不同,小凤仙身上的“侠”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近代妓女与传统妓女不同,“她们身上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恋爱自由、要求独立自主的个性,并在近代祖国危亡的时机,意识到自己的国民责任,以独特的方式支持和投入到爱国斗争中”(廖敏《近代新小说中的妓女新群像》,《文史知识》2011年第3期)。在《民国通俗演义》第52回写到,筹安六君子花天酒地散场后,小凤仙感叹道:“这等大人先生,有几个含着国家思想,令我也不胜杞忧哩。”蔡锷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为我辈男子汉说的,与汝等何干?”小凤仙正色道:“我辈与汝辈何异?你莫非存着男女的界限,贵贱的等级么?但我闻现在世界,人人讲平等,说大同,既云平等,还有甚么男女的界限?既云大同,还有甚么贵贱的等级?你曾做过民国都督,岂尚未明此理?真正可笑。”这等爱国思想、平等思想,恐怕只有近代才有。小说中,作为“侠妓”的小凤仙有情有义,甚至为了国家大义而不得不放弃儿女私情,这也就是陈平原先生所说的,清末民初“写情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无情的情场”,其中之一正是这种为了政治而忘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