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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中的上海租界形象

李永东

 一 晚清小说的繁荣与上海租界的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彻底挫伤了晚清帝国残馀的自信心,天朝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中。国势颓危,朝野人士开始制度、观念层面的反思和变革。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等政治运动,革命派则以更激进的姿态酝酿着颠覆满清的民族革命。190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民智不开”联系起来,打出了“小说界革命”的旗帜,把小说当作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工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期,1902年10月)一文中,梁启超断言:“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惊世之论与“改良群治”的现实诉求,催生了晚清小说的繁荣。自唐传奇以来,小说创作从未如此近距离干预现实、关注时代、迎合市民。晚清文人热情地以小说针砭时事、谴责官场、漫画洋场、描摹花界、构设幻境、呼唤道德。

    晚清小说的繁荣与一座城市密不可分,这座城市就是上海。自19世纪90年代,上海就成了全国的文学生产基地。据粗略统计,近代全国文学期刊的83%、小说发表的73%、西书翻译的77﹪都集中在这里。上海汇聚了众多在全国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和小说杂志,播散着最前卫的观念;新与旧、中与西观念的冲突,以及冲突中新旧人物的丑态,在这座城市得到最鲜明的显影;乱世中各种畸形欲望,也在这座缺乏道德约束机制的城市里膨胀着。满清最后二十年的绝大部分小说故事,隐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面影。准确地说,是隐现着上海租界的面影。

    从城市空间构成来看,清末的上海包括上海县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个区域。上海由开埠前的县城崛起为远东第一商埠,与租界的辟设有很大关系,上海是一座因租界而繁荣的城市,“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9页)。“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上海在清末执全国新闻出版之牛耳,为“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所难以企及”(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6页),为晚清启蒙运动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空间。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进、忧愤、颓废的情绪,都能在尊奉所谓“言论自由”的上海租界得以表达。上海租界同时也生产各种新奇观念和怪异世相,为小说家提供思想和故事。上海租界还为未进入晚清官僚体制的文人,提供了卖文为生的平台。因此,晚清小说的繁荣注定以上海(租界)为中心,晚清小说家乐于讲述上海租界故事。

    在晚清小说讲述的上海租界故事中,租界形象是折射晚清社会各种观念的一面镜子,也是洞悉租界复杂面相的直接路径。

二 民族维新与世界大同的梦幻之城

    晚清文人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有着“城”与“人”的区分,对“城”(欧化的城市景观与市政管理)持文化认同的态度,对“人”(违背儒家伦理规范的名利追逐与欲望放纵)持道德批判的态度。换而言之,从器物、制度层面来看,上海租界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欧化的繁华气象;从儒家道德理想来看,上海租界则是黑色染缸和罪恶渊薮。这种区分规约了晚清小说中上海租界形象的书写,文明与野蛮(罪恶、堕落)的两面性成了上海租界形象的基本概括。陆士谔的小说《新上海》(1909)开头就为上海租界故事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

    (陆士谔《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页)

    文明的转型往往以传统道德的失落为代价。当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作为重要元素同时进入租界故事,上海租界就以“野蛮”的“文明”形象被叙述。当晚清文人把儒家道德理想暂时搁置,专注于物质性与知识性的现代文明时,上海租界就以理想之城的形象出现,上海租界就成了晚清文人维新理想与世界大同梦的模拟空间。

    对于怀抱“维新”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上海租界提供的文明气象,自然很容易触动他们。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曾先后到过上海。1882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后途经上海,感受上海租界的繁盛之后,“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杨家骆主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四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116页)。“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1890年路过上海,看到坊间出售的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看到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1896年3月,他又由京至沪,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主持上海《时务报》(报馆设在公共租界四马路)笔政。梁启超对上海的钟情,从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可以见出。《新中国未来记》表现了维新派政论家对未来中国的构想。未来中国的图景在上海展开: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10月《新小说》第1期)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设想了上海世博会(“大博览会”)的盛况。当然,他借上海构想的是他的维新梦和大同梦。或者说,这段描写是他在民族主义观念下对晚清上海租界情形进行理想化推导的结果。无独有偶,陆士谔的“理想小说”《新中国》(1910)也虚构了上海世博会(“万国博览会”)的盛况,小说对1951年新中国的想象,也是以上海租界作为立足点,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地”(张鸿生《晚清文学中的上海叙述》,《学术论坛》2009年第1期),来表达作者的民族自强梦与世界大同梦。

    借上海租界寄托社会理想的小说还有邹弢的《海上尘天影》(1896)。《海上尘天影》主要故事空间为绮香园。绮香园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封闭空间,带有浪漫理想的色彩。绮香园位于闸北脱空桥西头,原是乌有先生的遗业,后卖给西陵无是乡人武官莫须友。小说虽然有意虚化绮香园的来头和具体位置,让它模糊在上海的城市空间中,但没有忘记把它定位在特殊的文化区域空间——“租界地方”。这一空间归位也意味着文化观念的归位,对于表达人物、生发故事、制造观念来说,显得至关重要。

    绮香园不是单纯的风月场所,它是上海租界生态图景的一个缩影。上海海关道阳子虚借绮香园一角做公馆,仕宦吴冶秋也把家眷迁到绮香园,与当红妓女比邻而居,他们如此行事实属相当“西法”。绮香园容纳了洋派官宦、中外妓女、落魄名士、得意才子、尼姑女道等各色人等。绮香园的娱乐生活丰富芜杂,交流的话题五花八门,“冯姑献技”、“谢女谈元”、“公子送巾”、“校书鼓瑟”、“雅士谈兵”、“娇娃论画”、“碧霄舞剑”、“湘君谈禅”、“赏荷花”、“闹红社”、“试气球”、“遇私情”、“媚知己”,不一而足,仿佛一锅新旧、中西文化的大杂烩。绮香园还像租界其他娱乐消费场所一样,出售门票,供人参观游览。

    作为租界象征的绮香园寄托了邹弢的人文理想:一,对女性解放的诉求。作者借女娲之口亦表达了对裹脚陋习、多妻制、歧视女性的不满和对男女平等的向往。绮香园中以苏韵兰为代表的系列女性形象就是依照这种观念塑造出来的。小说还表达了作者的女子教育理想。绮香园中办有一所女塾,教授中外语言和技艺,女塾的礼仪、所开设的课程和考试的内容,都是中西杂糅。二,对传统等级观念的颠覆。不仅朝廷命官与风尘女子比邻而居,平等往来,而且在“排座次”一节中,作者把个人情愿与租界风尚结合起来,以绮香园的道义秩序替代了现实社会的秩序,构设臆想中的身份等级谱系,使得绮香园中人物的“座次”发生了逆转,妓女与贵族太太平分秋色,现实中不可僭越的身份等级被颠覆了。“排座次”具有强大的观念冲击意义,以租界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颠覆中国农业专制社会的等级观念,把个人从世袭的深度社会结构中抽离出来,置于同一平面社会来评定。

    在魑魅魍魉的晚清社会,满怀儒家道德理想的文人对羸弱腐败的晚清政府极度失望。失望之馀,他们不是借上海租界遥想世界大同,而是描摹怪现状,谴责官场的黑暗。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上海租界成了可以凭借的力量之一。《官场现形记》的结尾隐形表达了以洋场拯救官场的诉求。小说在叙述完黑幕层张的系列官场故事后,以甄阁学的老大哥病中所作恶梦收结。他的梦分为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为豺、狼、虎、豹、猫、狗、老鼠、猴子、黄鼠狼等所聚集的树林子,隐喻魑魅魍魉的中国官场;第二个场景为上海公共租界的大马路,道路平坦,马来车往,洋楼高耸,一群中国官员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洋房廊下的椅子上,洋房里有人编校一本针砭官员劣迹的书(暗指《官场现形记》),准备拿来改造腐败的中国官场。在第一个场景中,豺、狼、虎、豹(鱼肉人们的中国官员)一副凶残嚣张的模样,而在第二个场景(租界)中,却显得服帖老实。在第二个场景中,病人(暗指中国人是“病人”,需要疗治)问那是什么书,洋房里出来的编书人说,“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人太多,老百姓怕官,只好编一本书,先把做官的教育好。把两个场景连起来看,其中就有了以洋场拯救官场、西方拯救中国的意义指向。李伯元作为混迹上海洋场多年的报人作家,耳濡目染欧化的租界文化制度的优势,从而以这种方式来收结小说,也是符合情理的。

三 轻浮险诈的繁华之都

    在晚清小说中,上海租界欧化的现代文明往往以“繁华”来指称。晚清上海租界的繁华气象,让所有亲临者惊叹。甚至“供初等学年之用”的“乡土教学课本”《上海乡土志》(1907),也专设一课介绍“租界之繁华”:

    租界内康庄如砥,车马交驰,房屋多西式,轩敞华丽,有高至六七层者,钟楼矗立,烟突如林,入夜则灯火辉煌,明如白昼。会审公廨、中西邮局、海关、银行、领事馆、电报局、巡捕房、丝厂、船坞、轮船公司皆在焉。街道有巡捕梭巡,分为三等,华人、印度人,而统以西人。所用探捕,皆能发奸摘伏,放案无不破云。(胡祥翰、李维清、曹晟《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4—85页)

    《上海乡土志》对租界繁华的勾勒,侧重街道、机构与治安方面,持中性立场。以中性的情感态度描摹租界繁华景象,在晚清难得一见。因为上海的繁华是一个异数,“其伟大与殊奇,全球盖无其匹”(卜舫济 Francis ListerHawks Pott《上海租界略史》,上海勤业印刷所,1937,1—2页)。《淞南梦影录》(1883)中的一首题诗,道出了繁华租界的血腥历史:“海滨一片地,浩劫几曾经。血染土花碧,燐粘烟草青。楼台开异境, 舶集穷溟。共翊升平运,蛮夷尽效灵。”上海租界的文明异境、太平景象既显示了西人治理有术,又与西方的野蛮、民族的罹难不可分割。西方文明凭借暴力手段强行嵌入上海,与中国传统文明混杂在一起,孕育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畸形文明,把人性之恶的活力彻底释放了出来。因此,上海租界的繁荣景象显得“殊奇”,繁荣与罪恶伴随而生。

    上海租界的繁华刺激着追求享乐的欲望,传统道德惩戒机制在租界的式微纵容了人们的感官欲望。因此,晚清小说在述说“海上繁华”时,几乎毫不例外地同时提到上海的情色泛滥,把上海定影为“欲望之都”的形象。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的开卷诗写道:“沧海桑田几变更,繁华海上播新声。烟花十里销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李伯元《海天鸿雪记》同样把上海租界的繁华景象与淫冶风气连带叙述: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艰索。

    晚清小说中的“欲望租界”形象并没有寄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民族之痛。有道德感的文人尚能现身说法,警醒世人不要沉迷花界,揭示风情万种的烟花女子,“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1页)。而《九尾龟》之类的狭邪小说,则差不多等于“嫖界指南”了。难怪有学者指出,在上海租界,“不仅完全不存在具有向心力的民族主义,甚至对于所谓的以想象力的共同体为前提的‘国民国家’包藏着破坏作用”(刘建辉《魔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页)。虽然上海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摇篮,但在晚清的通俗小说中,“维新者”、“革命者”常常受到“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晚清文人的讥讽。如李伯元《文明小史》(1906)中的“冲天炮”、吴趼人《上海游骖录》(1907)中的四位“革命党”,都是形象猥琐、举止龌龊、不学无术之徒。他们高谈维新、革命,其实对于维新、革命毫无心得,不过借维新和革命的名义招摇撞骗。

    上海租界酝酿出的是虚浮的繁荣,表面摩登炫目,内里浅薄空虚,正如《孽海花》(1905)所描述,在“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满街游走的是“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虚假”、“轻浮”、“梦幻”是晚清小说对上海租界的一致性表述。上海的繁华恰如《海上花列传》所构设的“花海”意象,“没有根蒂”。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上海租界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杂合并存,且被新旧人物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加以利用。正如金天翮在《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2卷第5期,1905年5月)一文中所指出,“曩者,少年学生,粗识自由平等之名词,横流滔滔,已至今日,乃复为下多少文明之确证。使男子而狎妓,则曰:我亚猛着彭也,而父命可以或梗矣”;“女子而怀春,则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贞操可以立破矣”;“精灵狡狯,惑媚男子,则曰:我厄尔符利打也,而在此为闺女者,在彼即变名而为荡妇矣”。上海租界的欧化语境,为各种虚浮、堕落之风提供了“借口”,因此“作态名士”、“空心大老倌”、假维新、伪革命、假痴情、“大出丧”、美人计、“仙人跳”等也就成了晚清小说乐于书写的洋场故事情节。上海租界在中国所显出的突兀性的繁华景象,与上海租界的虚浮险诈之风相结合,上海租界就成了梦幻之城或梦魇之城。《孽海花》、《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小说表达了这样的感想。梦幻与梦魇的结合,使得租界繁华带有沧海桑田、末日狂欢的味道。《海天鸿雪记》写道:

    记者寓公是邦,静观默察,觉得所见所闻,虽然过眼烟云,一刹那间都成陈迹,但是个中人离合悲欢,组织一切,颇有可资谈助的。记者躬逢其盛,因想人生世界上,只有过去未来,而无现在。自己蓬飘萍萃,偶然来到此地,才看见这些景象。倘然不到此地,连过去那影子也看不见,何况将来?又想目下繁华世界,此地也算数一数二的了。百年后又不知作何景象?就这泡影驹光里,这些人现出无数怪象,真是蟪蛄不知春秋,燕雀巢于幕上了。(李伯元、二春居士《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191页)

    作者二春居士(李伯元)是以寓居者的眼光来评述租界繁华世界的。其实,晚清海上繁华小说讲述的大部分都是外乡人的洋场寻芳记与历险记。外乡人来到上海租界,为租界繁华所诱惑,沉迷当下享乐,寻欢作乐的过程经历了洋场险恶。在繁华险诈的租界故事中,常常包含外乡人的忏悔之情,小说通常以幡然醒悟或逃离上海结束。租界繁华作为晚清文人回头检视人生遭遇的一面镜子,留给读者的是风流与狰狞相混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