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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杀之谜: 昔日清华同仁如是说

蒋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国维是公认的一代国学大师,无须炒作而罕见其匹。即在上世纪20年代,吴宓筹办清华学校(即后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所邀请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居首位。当时,梁启超早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才华横溢,心高气盛,何等自负;但当要他主持研究院时,却心折于王国维的学问,特地推荐王任研究院首席教授,自己甘居其次。至于陈寅恪,更在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静安)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对王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此可见当时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和名望。但是,正当王国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五十盛壮之年,跳进了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杀,这是为什么?后来的猜测很多,但因地位不同,视角各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终于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永远的文化之谜。不过,当时他的清华研究院同仁的说法,应该是最直接最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是王国维自己的说法。1927年6月6日北京《顺天时报》报导了6月2日上午王国维自杀事,并附有王氏遗信原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于6月3日载:“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王先生灵榇至此庙中(按:指清华园南之刚果寺)。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 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信是写给在京同住的三儿子贞明的。所述死后安排,从容不迫,其自杀该是事先想好有计划实行的。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但他自述死因,说是“义无再辱”,却又过于简单,语焉难明,让人颇费猜测。现在,只有借助和他最为接近的清华研究院同仁的叙述,来作为我们推断的参考与根据。

    其次,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说法。王氏遗嘱中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陈、吴二位先生值得其寄托后事,是属亲密的朋友,所指即是陈寅恪和吴宓。据《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27年6月2日载:“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已而侯厚载(按:研究院办公室人员)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自尽。痛哉!”“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量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缘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相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于6月3日载:“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王先生灵榇至此庙中(按:指清华园南之刚果寺)。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 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至寺中归校,临寝,撰成敬挽王先生联。如下: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又于6月4日对黄节言及王自杀事:“宓谓⋯⋯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特因各人之身世境遇及性情见解不同,故有轻此重彼者耳。善为采择而发扬之,是吾侪之责也。”

    按照吴宓的认识,王之自杀原因,一是为前清殉节,是“大节孤忠”;一是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甘自赴水。

    第三,是清华同仁梁启超的说法。据李平、杨伯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载,当时梁氏如是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梁氏结合形势加以论述。1927年,南方国共合作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大败,北伐声浪席卷中原大地。形势日益紧张,守旧者日感气氛恐怖。结合当时的北伐战争形势,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在这场被称为“痞子运动”的大革命浪潮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如叶德辉、王葆心等前辈学者相继受辱被杀,严重扫荡了传统的民族文化,造成了王国维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为革命“恐怖”的阴影所笼罩,是王氏致死的原因。所谓“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者以此,这是梁启超的认识。

    第四,是清华挚友陈寅恪的说法。陈、王二人经常晤谈切磋,即在王自杀前的一二十天中,据《吴宓日记》载,五月十二日“王静庵先生偕陈寅恪来”,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访寅恪,晤静庵先生”,可证王与陈、吴二氏关系之密切。对于王氏自杀之因,陈寅恪则超越上述诸君的具体描述,而加以抽象概括的理性升华,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论者,又何足怪耶!”陈氏在其《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所说更为直截了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这是从学术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角度着眼,来论王之自杀。他着重从王国维一生追求真理的学术良心出发,认为王是为维护和发扬中国数千年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而死,其人云亡,但精神不死而传之永恒,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不朽价值,而不能以一己之恩怨是非来作判断和论定。对于王国维遗信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氏有自己独到的深解:“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爱之苦痛亦愈甚。”形势悲观,理想幻灭,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学术难以立足,因而王氏苦痛愈甚,不死又将如何!这是陈寅恪的殉文化说。

    以上清华研究院同仁诸解,各有根据和道理,现让我们略加补充辩证,谈谈自己的推断与认识。

    首先,说王国维是为“殉清”而自杀,是其“大节孤忠”,表面似乎不无道理。在日常生活中,王氏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蹄袖,不脱前清服饰,这不是复古守旧又是什么?1922年冬,前清陕甘总督升允推荐王国维入紫禁城陪溥仪读书,充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着紫禁城骑马”,王以此感激小朝廷的知遇之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国民军逐出故宫,王视为奇耻大辱,曾与罗振玉、柯绍 相约投御河自尽。但一来罗、柯不死,二来家人严密看管,王不果死。联系往事,说他为前清“殉节”,似不无道理。但这只是事情的表象。从本质上说,王国维只是一个文人学者,而不是政治家。他进出紫禁城的时间不长,小朝廷中的同事如郑孝胥、罗振玉辈,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政治人物对待,所以王国维常发感叹,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罗振玉曾以师长身份,带王赴日同住多年。罗在日本,一面忙于镇压中国留日学生之事,一面积极配合日人设计“满蒙帝国”独立的侵略阴谋,事载罗氏日记之中,是个有亏民族大节的政治家。但王国维却从不参加罗氏的这些政治活动,而是一味埋头读书做学问。王在日本,潜心学习,如物理学、哲学、美学、文学及伦理学、心理学,无不刻苦钻研而颇有斩获。人视王国维为书呆子,但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学者。王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他却不懂政治。对于前清小朝廷,他只有知恩图报的个人感激,却绝无复辟王朝的政治阴谋。如果他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之时投河自尽,那可说是为“殉清”而亡;但在1927年,事过境迁,他已在清华工作了好几年,与小朝廷关系日疏。溥仪也已被日本控制,成了东洋傀儡。这时的王国维,又有什么名目为之“殉节”呢?当时前清小朝廷的王公贵族、达官权豪如郑孝胥、罗振玉辈都不去“殉节”,而一个毫无政治地位的侍读文人,干吗非自杀不可呢?吴宓在晚年也对自己所说的王国维“殉清”说进行了修正。据其知友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节记载,吴宓“特别详细地讲述了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全过程,以及他自己为王氏治丧的细节。在这以前,我(按:指张紫葛)听到过关于王国维的谈论,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以及投湖自杀,为的是忠于清王朝、哀怨传统文化的衰落,我便插问是否如此。吴宓告诉我:世传似是而非。据他所知,王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他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同时,王国维痛恨当时‘全盘西化’的论调,痛恨崇洋媚外,并由此感到传统学术必将江河日下。于是,他就学了三闾大夫(按:指屈原)”(19—20页)。这样,吴宓的最后说法再作了必要修正后,逐步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靠扰。于此可见,王之自杀,与“殉清”之愚忠并无本质的联系,而是另有原因。王是文人,是学者,写文章做学问,是其一心痴迷沉醉之事,一旦没了学问,没了文章,又哪有王国维的生命呢?

    其次,梁启超的革命“恐怖”致死论,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王死前几天,清华研究院同仁聚餐,梁启超谈到时局的急遽变化,他准备很快离京到天津避难。这对王国维是一个严重刺激。联系王的学生赵万里编著的《王静安先生年谱》所述:“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又据张紫葛所著《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记载,晚年的吴宓,在解放后多次提起王国维在自杀前几日,知道了梁启超准备离京避难的消息。当时的梁启超,是个敏感的风云人物,其亲朋故旧、学生门徒满天下,关心他保护他的人很多,连他都感到形势紧迫、心理紧张;而王则无权无势、无拳无勇,又将如何应对形势呢?这是很现实又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这是促其自杀的一剂苦药。当时发生的诸多事情可以相互参证。形势迫人,气氛紧张,王氏无门无路,又无钱财,如果是单身一人,一走了之,如吴宓所说,借几百元旅资,并不困难;可一家老小又将如何安置呢?自己暂时可逃过一劫,但长期又将如何生活呢?而且,逃难在外,又将如何做学问呢?他曾把自己一生积蓄交给罗振玉经营,但当他想走而向罗氏要钱时,罗振玉却回答说做生意失败亏本,分文不给。这残酷的现实,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给朴实的王国维予沉重的一击。作为晚辈,又将如何对老师发火呢?作为儿女亲家,还有什么话说呢?他只能强咽下悲愤血泪的无尽愁苦了。无门无路,想走也不成,只能困坐围城,静待“痞子”暴行降临自己头上,向来自尊自重的王国维,能忍受得了吗?不死又将如何?据民国著名报人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王氏“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从他出生到弱冠之年,即遇到甲午师 国辱,又从戊戌到庚子的大动乱,更使人感到人生无非忧苦,悲世悯生,不能自已,乃至认为“避乱蠲愁,最好的地方,便是坟墓”。所以当他认为大难来临时,只有决心一死,“了却人间是与非”了(第五册第14页《又见屈原——王国维跳湖自杀之谜》)。看来,王国维在生理和心理上,似乎患有轻度的抑郁症,又加以受到叔本华悲观人生哲学的深刻影响,如祖保泉《王国维词解说》所指出:“他从小对人生的体验就是痛苦多于欢乐,叔本华曾告诉他,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此后他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这一哲理的有力证明。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实在是认为生不如死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7页)以此,他的诗词都写得很是悲观沉痛,如《病中即事》云:“滴残春雨住无期,开尽园花卧不知。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平生》云:“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见《静庵诗稿》)又其《青玉案》词云:“野花开遍真娘墓,绝代红颜委朝露,算是人生赢得处:千年诗料,一 黄土,十里寒 语。”《贺新郎》词云:“陋室风多青灯 ,中有千秋魂魄,似诉尽人间纷浊。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古今闲哀乐?与蝴蝶,蘧然觉。”(见《苕华词》)伤春悲秋的无限哀怨,早已超越一般词家,而进入到悲观人生的愁苦境界,一丘之坟,正是他潜意识中“避乱蠲愁”的文学境地和必然归宿。如果说现实中湖南农民的“痞子”运动给予他直接的雷轰刺激,但环境的有形威慑,只是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因为外部条件必须通过内部无形的精神条件起作用。当时的形势压迫,对其他的清华同仁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偏偏只有王国维一人自杀呢?归根结蒂,还是他的抑郁症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在内结合并发酵的必然结果。潜意识中的抑郁和悲观情结,直接促进了他的自杀倾向的形成和实现。

    最后,分析王氏死因,我认为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最为精当。陈很聪明,避开了种种可能出现的具体因素,而予以理性的思想升华,从无形的精神追求说起,而直揭现象之本质。从根本上说,王国维缺乏实际政治能力,他只能是一介真正的文人学者,写文章作学问,才是他的生命活力之所在。一旦离开了文章和学问,又哪里有王国维生命存在的意义呢?如上所述,王国维也曾偶涉政治,但却不懂政治。实际上,他本人对于政治道德的实用功能,思想深处是常抱否定的态度的。他在《静安文集》中有《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开宗明义即说:“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话很精彩,政治家、实业家之物质功用,有时而尽;而哲学家、美术家追求之真理与情感慰藉,却能引发人类共鸣而传之永恒。王国维在这里,无疑是在向政治家叫板和挑战,政治家与文人学者,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王国维一再强调的是文化学术的独立价值。他又在《教育偶感四则·文学与教育》中公开宣称:“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他认为国民应以哲学与美术为生命,自己一生加以贯彻。王国维为追求真理,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令人痴心入迷的纯粹的文化学术。当日中国,积弱积贫。但王国维认为,只要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不灭,就可以唤醒国民,继续奋斗,走向新生。但是,当时的现实却是军阀混战,政治家用武器的批判来大规模屠杀人民,自绝国家命脉。而追求真理的纯粹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却被废弃如垃圾。学术之自由,独立之思想,这一永恒的真理追求,就是王国维生命的核心。如果因现实环境的严重压迫,摧毁了他的学术真理之追求,那么王国维只有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态度,不惜一死来回答历史的挑战,以生命的奉献来启示后人继续献身奋斗。所以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序》中断言,王国维的自杀,是为拯救中国文化而殉节,而非为一家一姓之愚忠,他明白指出:“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极哀而深惜者也。”此真王氏知音,有味哉斯言!继王死之后,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又谢世,清华研究院因倾二柱而难以为继,仅办了五六年而已。但如昔日学生蓝孟博回忆,昔日师生,亲同手足,“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生命”(何怀宏《为什么忧伤》,见《南方周末》报2010年7月29日E27版)。清华的师生,总有一股永不熄灭的热情在燃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昔日清华的星星之火,现在已成燎原之势。斯人虽逝,薪尽火传,清华的文化精神,辉煌灿烂,垂之永远,静安先生当含笑于九泉。

    2010年8月3日酷暑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