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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象在近代文学与传媒里的几个主要意象

周怡

“危船”与“陆沉”

 

    刘铁云(鹗)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首章就有一个寓意深刻的比喻: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这一艘习惯于“太平日子”的航船,无法应对任何风浪。“太平日子”是作者对西方敲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之前———这个特定时代的思考。刘铁云的观点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已经不能应对19世纪西方世界所提出的挑战,这是被当时的思想家们普遍认可的观念,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反响伴随着一种弥漫于世界的危机感。

    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中兴的希望彻底破灭,“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对清政府的所有幻想都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自身的责任,并由此达到一个救亡图存的共识。他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认清“国之将亡”的现实,带有强烈的唤醒民众的意识。“危船”的意象由此而生。

    书中所描绘的危船,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船上有数不清的难民,有手足无措的水手,有糊涂的船长,有趁火打劫者、跳海逃命者,还有鼓动人们造反的演说家。在蓬莱阁观海的老残等人,从望远镜中发现了这样的危局,对如何施救的问题发生争执。自命不凡的老残以为看穿了一切,点明过惯太平日子的人经不住大风浪,只要给他们送去罗盘,调整航线,就可以化险为夷。然而,当老残等人冒险驾船给危船送去罗盘和纪限仪的时候,却被众人认作“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而被砸翻船。现实告诉人们:危船是不可救的。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指出“那只帆船便是中国”(《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4页),并且具体指出了危船与沉船中的各种具体事物所代表和隐喻的中国的政治与国势。

    《老残游记》中的江湖郎中老残,四处游走为民间治病,而且专门疗治溃烂之疾,这是寻求救国良方的政治隐喻。《游记自序》中历数有史以来文人士子感怀家国的悲恸,最后叹曰:

    残局已定,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页)

    刘铁云在自序中解释了老残名字的来由,“残”言国势,“老”自谓也。一个将老之人,担当收拾残局之命,显然是无法胜任的。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与“危船”隐喻相近的中国形象在刘铁云的时代还有“陆沉”意象,出现在曾朴的《孽海花》第一回:

    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动摇,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啮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一声响亮,那奴乐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曾朴《孽海花》,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页)“

    陆沉”一词最早可见于先秦典籍,《庄子·则阳》说:“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意思是:圣哲之人将自己隐藏在百姓之中,藏身于田园生活里。他的声音从世间消失,而他的志向却是伟大的,他的嘴里虽然说话,内心却是沉默的,与世俗相违背而不屑于与世俗为伍,这就是隐遁于世俗中的隐士呀。先秦的“陆沉”主要喻指隐遁或隐遁之地,即生活在世人之中却虚淡寂寥。晋代之后由于朝代更迭,文人借此忧国,语义转换为国家衰亡的危机意识,诗文中频频出现。干宝《搜神记》有三则记载,都是“城沦为湖”的情节。主题在于揭示人们在丧失道德的情况下,大自然给予的惩罚,带有明显的教化作用,《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后世不多用。这一词汇在近代中国达到一个空前的使用频率。“

    陆沉”意象可以看作是与“危船”具有一致性的思维模式。由于历史条件的契合,同时代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诗文当中(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秋瑾、刘师培等),都运用“沉陆”表达自己对于国事人事深重的忧患意识,带有强烈的警世功效。康有为《七律》尾联:“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秋瑾为人熟知的诗中国形象在近代文学与传媒里的几个主要意象句:“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诗人就义后,清吏作为其罪状公布的一首诗中也运用了“陆沉”一词:“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死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梁启超运用“陆沉”最为频繁,见于他的诗词文章。1915年,他在《告小说家》中认为“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之力。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89)。

    章太炎撰文署名“陆沉居士”,这一旧文人式的雅号,将那个特定时代里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描绘出来。所以,“陆沉”在晚清的语境中不仅象征国家的现实危亡困境,它还隐喻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应该担当而又难以担当的责任。学者单正平在《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第三章中就以“陆沉”命名:“陆沉: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学表达———一个词语所蕴涵的心理忧惧”,以下各节亦分别给“陆沉”不同层面的解释。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现代传媒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国际事务上的连连失败,报刊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报道,国人对于世界局势与国家境况从来不曾有如此清晰的了解,“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与维新变革的启蒙意识在此达成了高度的统一,所产生的社会舆论大大地刺激了文学艺术的转型,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政治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的必然走势,而政治小说的主旋律恰恰是救亡图存。“危船”与“陆沉”意象集中表达了“民意焦虑”,也代表着晚清最典型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性民族想象。

 

“东方病夫”与“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最初为“东方病夫”,出自上海《字西林报》,这是由英国侨民奚安门(HenryShearman)主办的英文报纸,英文名字TzuLinHsiPao,NorthChinaDailyNews,1850年8月30日创刊于上海。在该报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东方病夫”一词,时任《时务报》主编的梁启超译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蔡锷在1902年的《军国民篇》中激愤地写道:“显而言之,则东方病夫气息奄奄,其遗产若是其丰,吾辈将何以处分之?”

    从“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的词汇转变,源于一幅新加坡报刊上的漫画。1938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了一百四十馀人的代表团,参加三十个项目的比赛,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留长辫、身穿马褂、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驮着一个巨大的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

    东亚病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主要指男人吸烟片、梳辫子,女人裹小脚,完全是一种丑陋的病态。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加深,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剖析中国。他在《原强》(天津《直报》,1895年3月)中指出:“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他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严复因吸食鸦片患病而死。

    梁启超在完成于1906年间的《新民说》中提到:“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以瘫痪,以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词:“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东亚病夫”真正与文学发生实际联系的事件是近代文学的著名作品《孽海花》及其作者曾朴。曾朴使用“东亚病夫”做笔名写小说《孽海花》,表明自己身体欠佳,为“病夫国之病夫”,并以此躲避政治迫害,带有自嘲的意味。青年曾朴从江苏老家来到京城,在同文馆中学习法文,这一选择极大地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不久,他邂逅了福州海军高等学校法语专业科班出身的陈季同。曾朴从陈季同那里获得了文献目录学方面的指导,弥补了知识的不足。从此,这位年轻人努力搜求法文书籍,几乎成了文学狂,废寝忘食,以至于积劳成疾,一病就是五年多时间。即使在教学解散后,曾朴自己仍坚持继续学习法语,从事法文文学和历史著作的研究。西方文明的影响让他感受到中国变革成功离不开西学。

    与此同时,大约在1903年初,金松岑已经开始政治小说的创作了,其意在通过对清政府使臣洪文卿及其侍妾名妓赛金花出使俄国的情况的描述来记录中俄关系。小说的前两章在1903年年底出版了。金松岑完成了六章,而后,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力不胜任。1904年,他把创作这部小说的任务转给了曾朴,那时,曾朴还没有完全从病榻上恢复过来。曾朴也就成了小说译介杂志《小说林》的奠基人之一。

    1905年,这部书得以出版并迅速在市民读者中流行开来。据曾朴估计,这本书在初版问世后的几年里已印刷十五次之多,销售几近五万册。这一销售数目对清末上海新兴的出版市场而言,是相当巨大的。它是第一部在一个杂志上获得连载的小说,在当时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当《孽海花》广泛传播、轰动海内的时候,病蜗曾园的曾朴接受上海《大晚报》记者崔万秋的采访,写成《东亚病夫访问记》(魏绍昌《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38页)。当时崔万秋问曾朴,有读者认为“东亚病夫”这个笔名有损国格,如何向读者做出解释?曾朴回答说:“那么你要我歌颂腐朽的晚清社会的健康吗?我摸着良心,觉得现在正是赶速求医吃大黄芒硝的时候,写不上痊安这两个吉祥字。”由此可见作者批判社会现实的创作心志。所以,“东亚病夫”的笔名作者沿用到1920年,以至于读者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姓名,直到林纾在译介小说《贼史》中提及此事,“东亚病夫”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

    然而,关于“病夫”、“病叟”的称谓,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这样的文化渊源。儒家思想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其中的“乐处”意识,不惧贫困的思想成分,加之道家的隐逸观念退化为一种衰暮和病态,并引入审美领域。陆游就认为小病胜健,作过许多这样的诗句,诸如“小疾深居不唤医,逍遥更觉胜平时”(《小疾谢客》)。差不多同时代的刘子翚自号“病翁”,他的弟子朱熹自号“沧州病叟”。曾朴以“东亚病夫”自谓,基本建立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上,感于国难世事,融入社会批判的意义,可以称之为时代特色吧。

    然而,这种殖民者对中国形象的歧视性话语,在经历了近代文人民族忧患意识的打炼之后,最终成为中国人卧薪尝胆、自立自强、向西方文明挑战的政治话语。

 

“睡狮”与“醒狮”

 

    “睡狮”与“醒狮”的隐喻,表达中华民族从沉睡到觉醒的转变过程,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反抗绝望、用于自勉的精神寄托和殷切期望。据传拿破仑曾经说,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然而这一说法没有实证。这一观念起源于19世纪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在《自由书·动物谈》(1899)一文中描写了伦敦博物馆陈列的一种机制怪物。此物状若狮子,偃卧无生动气。有人解释说,此物不可轻视,它的内部有一机关,按动机关,怪物即可张牙舞爪,力大无穷,千人不可敌。曾任中国公使的曾侯纪泽,译作睡狮,又谓先睡后醒之巨物。可惜的是,内部的机关已经锈蚀,将长睡不醒。梁启超闻其言后:“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第2册,专集2,44页)这种状若狮子、先睡后醒的巨物,梁启超将它看作中国的象征。

    还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1902)第四回写道:“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同年12月,蔡元培在杭州筹建明强学社,分析国内外形势曰:“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黄遵宪在1903年底写给梁启超的诗中有云:“我今托中立,竟忘当局危。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爪牙将何为?”同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慨叹:“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1904年,陈天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狮子吼》,自杀后,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连载了这篇小说。1905年9月2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刊《醒狮》月刊,封面狮吼形象由李叔同设计绘制,陈星先生在他所撰写的《芳草碧连天———弘一大师传》中,特别描述道:“此刊封面左上端横面有‘醒狮’二字,中端绘有一只怒狮,狮身下面两侧各有一安琪儿。”此前此后,诸多革命志士的文章辞赋中,频频出现“睡狮起舞”、“警睡狮”、“猛睡狮,梦中醒”等比喻。由于他们的文章辞赋或所办刊物在当时影响很大,因此雄狮、睡狮和醒狮之类话语在社会和民众中传播甚广,得到广泛认同。

    从此,“醒狮”作为中国形象的表达就稳定下来,并很快成为一种流行意象。从政治、文学、美术到大众文化,传播的核心地区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岭南画派三位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及国民党元老何香凝都在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后来形成关于“雄狮”专门的绘画题材,徐悲鸿就是这一创作题材的代表画家。1925年孙中山逝世,高奇峰为广州中山纪念堂绘制了三幅作品,分别是白马、雄鹰和雄狮。国家形象与领袖形象通过雄狮这一意象实现了统一。

    晚清狮子的象征意义同样有其传统文化的渊源,狮子形象传入中国源于佛教,特别是狮子之“吼”,意味着表达“佛法”,教徒们从“狮吼”中获得真理。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醒狮”最基本的象征意义,显然是一个觉悟者和启蒙者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向社会发出预言和警示,从而唤醒民众。因而,这一比喻在当时借用了佛学在民间的信仰基础,符合大众传播的基本要义,也就具备了相当的普遍意义,加速了文化传播。所以,在革命先驱孙中山逝世之后,岭南画派的画家们用雄狮的形象纪念先生,雄狮在文化意义上所具备的醒世、预言功能跟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身份相契合,雄狮勇猛的威力和革命者武装斗争的精神与形态也达成一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雄狮作为兽中之王,这种暗示不仅与政权的转换密切相关,而且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

    刘师培署名“无畏”在《醒狮》第一期发表《醒后之中国》,口出狂言,大展称霸世界之雄心:

    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

    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钱锺书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67—71页)

    另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改革派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日本留学生和流亡者,孙中山同盟会诸位职业革命家自不必论,其他文人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天华、李叔同等,岭南派的三位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在日本学习,参加政治文艺活动,他们的话语表达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是一个崇拜狮子的民族,由于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日本很早就有狮子崇拜和祭祀活动,狮子神乐、狮子舞、狮子面具、狮子图案以及各类变种。这些活动至今流传,成为民间的狂欢节。其中“麒麟狮子舞”,形象就是麒麟跟狮子的合体神物,传说小孩让“麒麟狮头”,即“咬头”,会比较聪明乖巧,活动当中,孩子们会争相让麒麟狮子“咬头”来讨吉利。

    中国近代产生过“狮龙”的合体,单正平先生认为《东方杂志》第一期(出版于1904年3月)封面图案就是“狮龙”或“龙狮”,因为龙头颈上有一圈雄狮的鬃毛,这样一个新“图腾”意味深长,融合中西文化精华而成就中国新文化、新国魂的用心。这个分析是合理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中国龙也是有鬃毛的,而且是龙的显著特征。不同的是,《东方杂志》封面图案里的龙充分夸大了它的鬃毛,根根耸立,威风十足,且怒目而视,恰如一头决斗的雄狮。这只龙的造型显然吸收了雄狮的特征,打破了中国龙传统造型程式化的僵死状态,富有极强的时代精神,可以称之为“醒来的狮龙”。

    “睡狮”与“醒狮”一条重要资料见于《汪穰卿笔记》卷8附录之《琴瑟寄庐类稿》“睡狮”条,行文风格类似庄周寓言。大致意思是:洋人称中国人为睡狮,终有一醒。以此语质问洋人,他们都笑而不答。后来遇到一位驯狮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其中的原委得以破解。他说:我从前学习驯狮的本领,都是抓捕幼小的狮子让母狗哺乳,使之长成狮子的模样而性情如狗,便容易驯服。但后来还是发生了意外,当狮子饥渴的时候,有人与它嬉戏,数着狮子口中的牙齿,结果被一口咬死。观众大惊失色,以为这是驯兽师的责任。为此,我颇费心思地想出一个办法,用生鸦片抹在牛肉上作为饲料给狮子,开始少许,逐渐增加,鸦片用到一定的剂量,狮子便终日昏睡,任凭看客戏耍。虽然有时张牙舞爪,发出吼叫,也不过就像在睡梦中一般,其实不会咬人的。驯狮者接着说,贵国之大,犹如狮子这样的庞然大物,受鸦片之害难道还不够吗?(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1997,218—219页)

    此段文字最初刊载于汪康年所编辑之《刍言报》,作者不详。推断发表时间在1910年11月至1911年11月之间。该文活用“睡狮”意象,将旧中国腐败落后的根源归咎于洋人的鸦片侵略,隐喻入情入理,发人深省,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