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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论上海租界语境调控下的《孽海花 》

李永东
内容提要 当“造意者”金天翮把《孽海花》转给曾朴修改和续写后,小说的文本风貌便更多地受到了租界风气的制约,走向了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小说在叙述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军事大势的同时,交替进行着男女情欲的私人化叙事,揭示政治与情欲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情欲来解释晚清历史。情欲因素的参与,使小说中民族主义表达立场存在含混的迹象。曾朴凭借在上海租界所见识的异国风情和获得的西学知识,来构建小说的海外图景,来塑造傅彩云形象。傅彩云在放浪的外形下对个人权力、人生自由的追求,在北京的文化语境中散发着挑战传统妇德的民间活力,但在私德堕落的上海租界,她的情欲放纵便失去了女性解放的先锋意义。
关键词 《孽海花》; 上海租界; 政治; 情欲; 女性解放

  《孽海花》的“造意者”是金天翮,当他把《孽海花》转手给曾朴续写和修改后,其文本风貌便更多地受到了租界风气的制约,其性质由“政治小说”转向了“历史小说”,书写的路子走向了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有意向上海读者的审美趣味倾斜。

  金天翮受江苏留日学生办的杂志《江苏》的约请,于 1903 年 10 月在该刊上发表了《孽海花》第一、二回。1904 年 3 月,金天翮在“爱自由者撰译书”广告中,将《孽海花》标以“政治小说”,并介绍说: “此书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 〔1〕可见此书是以揭露帝俄侵略野心为主题。联系金天翮当时的思想情形、创作动机和刊物的性质,亦可明了他所预想《孽海花》的风貌品格。1903 年的金天翮在上海参加了爱国学社,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他之所以选择以曾出使俄、德等国的晚清状元洪钧和名妓赛金花作为主、配角来构设小说,是因为“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各地有对俄同志会之组织” 〔2〕,作者意在通过小说来书写中俄政治交涉。《孽海花》是为江苏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而写,走“政治小说”的路子也合情合理。

  1905 年,经曾朴修改、续写的二十回本《孽海花》由上海的小说林社发行,标以“历史小说”。曾朴声言他的修改、续写稿与金天翮的原稿差别很大,他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写道: “金君的原稿,过于注重主人公,不过描写了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 逸 事,来 烘 托 出 大 事 的 背 景,格 局 比 较 的 廓大。” 〔3〕( p128 -129) 我们注意到曾朴发表这些话的时间,是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在上海疯狂蔓延的 1928 年,二十回本《孽海花》已重印十五版。对照金天翮 1904 年为《孽海花》撰写的广告语,曾朴的解释多少有独占荣誉的嫌疑。他的 “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的阐释,倒是实情。曾朴的写法是把晚清历史背景化、趣味化、情欲化,与金天翮的“政治小说”路子不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曾本( 小说林社二十回本) 与金本第一、二回。〔4〕曾本第一回中增加了租界人生世态和奇境美人的描写,在叙事效果上把金本的中国“孽海花”的故事缘起重心,明显地向上海租界空间转移,以迎合上海读者的阅读期待。曾本和金本的第二回回目分别为“金榜误人香魂坠地 杏林话旧茗客谈天”和“世界强权俄人割地 科名佳话学究谈天”,曾本删去了金本第二回开头有关“俄人割地” 的两千五百多字,换成了谈论科举功名误人的文字,且不忘夹一段“香魂坠地”的趣事。修改之后的《孽海花》,特意把故事的缘起置于上海的租界氛围中,小说的政治色彩减弱,文学性和趣味性增强。

  金天翮长期呆在吴江老家,1903 年才到上海,他给《江苏》写《孽海花》,是赞助性质,读者是思想激进的留日学生,对他自己而言是借小说贯注“狂飙式的革命激进精神” 〔5〕( p193) ,当做正儿八经的“政治小说”来写。如果写完,也许会接近梁启超 1902 -1903 年发表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品貌。曾朴对金天翮原先构想的重大突破,“是将连缀若干政治外交事件的格局,改变为反映整个历史时代风貌的长篇画卷” 〔5〕( p194) ,修改、续写后的《孽海花》是一部把历史、政治与男女情欲混合在一起进行叙述的小说。

  二

  《孽海花》趣味样态的定位,从曾朴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找到一些解释。来上海之前,曾因婚姻对象不是初恋女子,深受打击,一度在外面过着放纵肉欲的生活。〔6〕( p153) 也感受到大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压抑,有过科场的得意与失意,在京师同文馆学过法文。仕途受阻后,曾朴 1896 年开始寓居上海租界。他进入上海的初衷是由仕转商,从事实业,但旋即热衷于参与谭嗣同等维新派在上海的政治活动。隐蔽性的活动中“政治”伴随着“爱欲”,他们在上海 “借妓院做他们集会议事之所”,其地点就在曾朴的相好妓女的房间,〔6〕( p162) 曾朴就是在暧昧的情欲空间中与谭嗣同等激进派讨论、策划晚清政治的变革。1903 年曾朴在上海经营丝业失败后,于 1904 年与丁初我、徐念慈在公共租界的棋盘街创办小说林社,自任总经理。从最初进入上海到小说林社创办前,曾朴都是想以商业在上海立足。《孽海花》的创作出版是小说林社创办之初的一笔业务,由失败的丝商转行干出版商的曾朴,不会不考虑小说的发行量和利润,不会不考虑上海租界的文学审美趣味,不会不考虑上海市民对情欲消费的强烈需求。

  在“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 〔7〕的租界化上海,曾朴自身经验和文学消费语境的结合,推动着《孽海花》往历史政治与男女情欲混合叙述的路子上走: 一方面,晚清的历史风云、政治权谋、国家战争与情欲故事在小说中交叉叙述,风云气与儿女气混合一体; 另一方面,政治与情欲关系的连带叙述得到文本内逻辑关系的支持,往往以情欲来解释政治历史的变数。《孽海花》呈现的总体风貌,就是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 主题) 。虽则曾朴声言《孽海花》主要想表现晚清三十年“文化的推移”与“政治的变动”,但是小说的政治主题往往依循情欲逻辑来演绎,他自己举的例子就是明证: “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 〔3〕( p131) 作者把德宗和太后失和的引线最终指向男女婚恋与床第之欢。小说对唐景崧统领的爱国军队抵抗割让台湾事件的叙述,也做了情欲化的解释: 抗日行动的失败,关键在于唐景崧的美貌丫鬟银荷引发部将方德义、李文魁争风吃醋,自相残杀。小说最后给出的论断是: “银荷的死,看似平常,其实却有关台湾的存亡、景崧的失败” 〔8〕( p252) 。类似把政治、历史与情欲纠缠在一起叙述的重要情节还很多。例如,小说叙说清流党没落,把情场际遇当做了重要的因素: 浙江学政祝宝廷中了妇女的圈套,不得不娶船上人卖笑女子做老婆,无奈之下只有自请去职; 庄仑樵兵败发配黑龙江,回来后娶中兴名臣威毅伯之女,安于闺房,陶情诗酒,也是英雄末路。再如,对俄国虚无党革命故事的讲述,重视的是男女情爱对革命局面的调控作用: 虚无党成员夏雅丽与克兰斯两情相悦,但是为了骗取革命经费,夏雅丽辱身取义,嫁给了死皮赖脸追求自己的表哥、虚无党的仇人加客奈夫,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内部误会和革命行动。又如,有关傅彩云作为公使夫人出使俄、德等四国的情节,国际风流艳情是叙述的主体。其它的情节还有金雯青抛弃妓女所遭受的因果报应,日本人小山清之介与小花发生关系而染病后立志报国,台湾番妇郑姑姑以美人计歼灭日军,等等。如果说《孽海花》以金雯青、傅彩云的行踪、交际和命运勾勒了一幅晚清宏观历史图景,那么,这幅政治、军事的历史图景很大程度上经过了情欲化的处理。小说在叙述内忧外患的晚清政治军事大势的同时,交替进行着男女情欲的私人化叙事,而且把政治与情欲连带叙述,揭示其内在历史逻辑,以情欲来解释晚清历史。

  与之前不是在上海创作出版的晚清言情小说《花月痕》、《青楼梦》等相比,《孽海花》里面的男女情感属于世俗的欲望关系,与寄寓无关,与具体的政治事件有关。与后来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相比,晚清小说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被置于道德启蒙的评价框架中,政治与情欲之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作者既试图表达自己对清国大势的担忧和对官场政治的针砭,又以鉴赏的态度来叙述名士权贵的艳遇奇情,科举吏治、官场黑幕、清国危机与宫廷秘闻,男女私情、花界艳遇交织在一起叙事,民族政治的宏大叙事与男女情场的私人化叙事错杂进行。在叙述模式的选择中,租界化上海作为革命之都与欲望之都的双重特性,为《孽海花》的双重叙事提供了必备的文化召唤机制。

  因情欲因素的参与,小说中民族主义表达立场存在含混的迹象,具体表现在日本浪人小山清之介的故事中。小山清之介与住在戏院宿舍的下女小花发生关系后染上隐疾,痛苦之中欲杀害小花以解心头之恨。转而想到小花也是无心之罪,并以“无爱恋而对女性纵欲,便是蹂躏女权,传染就是报应” 〔8〕( p211) 来为小花开脱,同时决定自杀以求自我解脱。在其弟的劝说下,再加上刚好观看了一出间谍悲剧《谍牺》,便想到中日甲午战火正酣,不妨学那戏中 “爱 国 少 年,拼 着 一 条 命 去 侦 探 一 两 件 重 大 的 秘密” 〔8〕( p213) 。小山清之介投奔了日军参谋部,被委派来到天津,与小花配合偷盗清国海军根据地旅顺、威海、刘公岛三处的军事设施详图,得手后由花子带回国,自己则被清国稽查员捕获而“殉国”。送到日本的地图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山清之介在盗窃地图前,在天津给国内的弟弟小山六之介写了封信,信中说: “做成了固然是无比的光荣,做不成也达到了解脱的目的。……不成便是死,成是我的目的,死也是我的目的。我只有勉力,勉力即达目的。我却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 死以前的事是我的事,我的死是舍生; 死以后的事,是你的事,你的事是复仇。我希望你替我复仇,这才不愧武士道的国民。” 〔8〕( p213) 小山六之介在其兄被枪毙后,怀着仇恨在暗杀中用枪打伤了清国重臣、中日和谈的全权代表威毅伯。作者并没有痛斥小山清之介这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变态,而是以欲望带来的身心创伤作为其疯狂行径的合理性逻辑,把中日战争的胜败部分地归因于日本浪人的淫乱行径的结果,带有以 “力比多”来阐释历史事件的色彩。之所以日本间谍故事在叙事中透露出作者的些许敬意,是因为作者在小山清之介的身上寻找到了“民族主义”,但却忽略了歇斯底里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疯狂罪恶,忽略了民族战争框架中中、日民族主义的水火不容,其价值具有相互消解性,其后果造成了民族立场的含混性。小说赋予日本浪人小山清之介兄弟、天弢龙伯以“志士”的荣耀,在叙述完甲午战争的日本间谍故事后,马上转入对孙汶( 影射孙中山) 手下的革命党会员陈千秋的民族革命的书写,以景仰的心态来叙述他们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把革命党与日本浪人天弢龙伯等人等量齐观,因为天弢龙伯兄弟在陈千秋看来都是同道,“主张亚洲革命,先从中国革起”。作者忘记了天弢龙伯高度赞扬、支持小山清之介兄弟盗窃清国军事地图,刺杀清国大臣,向中国复仇。因此,作者在小说中的态度立场变得非常混乱,遵从着非常奇特的逻辑: 民族主义全凭革命党的立场来界定,革命党是反满清政府的,是值得尊敬的民族主义者,日本浪人的侵害清国的行径也是“可敬”的民族主义,革命党与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是 “同志”,全然没有意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内在关联。以性欲来解释民族主义行动,民族主义的表达被隐私化、趣味化,倾向于市民阅读需求,这是租界作家小说叙事的习惯性做法。上海租界在国家与社会的二重结构中,“社会”的性质具有绝对性的优势,租界社会带给了曾朴创作时的世界视野,但是在中外城市空间的穿梭和人物关系的联络中,民族主义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便出现了内在的分裂,上海租界中西民族交混的“社会”状况,降低了作家这方面的敏感性。

  《孽海花》的政治与情欲的双重叙事,也获益于城市文化空间的支持,小说故事的生发、延展空间,主要是一系列城市空间。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与现实中的城市空间在功能、特性上,具有类比性。这些城市在故事主题的配置组合上,具有不同的符号功能,作者正是借助城市空间的文化区分功能,来完成政治与情欲主题的表达。1903 - 1907 年创作刊发的小说前二十五回涉及的重要城市空间为: 北京、上海租界、柏林、圣彼得堡。北京作为清国的官场政治、宫廷政治的表现空间,用以演绎科场制艺、士林交流、买官卖官、清流党与顽固派的权谋斗争等故事。上海租界则是洋务观念、西式景观的展现空间,租界的文化景观和交流空间对新科状元金雯青施行了思想的启蒙,金雯青萌生崇尚西法洋务的观念。在柏林和圣彼得堡,政治与欲望主题同步展开: 傅彩云完成了由风尘女子向交际花的转身,与德国中尉瓦德西偷情; 金雯青钻入中俄边界图的政治骗局; 俄国虚无党夏雅丽以生命作为代价编制出“革命加恋爱”故事。在小说的后十回中,上海成了中外政治、国内革命、男女情欲“思想综合”的场所,既提供了“谈瀛会”( 洋务官议论海外局势和社会变革的会议) 的空间,也让傅彩云的淫乱生活为所欲为地展开,还成为了革命人士系列活动的重要场所。如果把北京与上海的故事空间再做具体辨析,会发现其文化性质、趣味的分野。北京生发的是关于科举制艺、作态名士、政治权谋的故事,叙事空间多为公馆府邸,公共事务进入私人空间来讨论。而上海故事构设的是中外人物、话语、娱乐相交汇的租界文化生态图景,叙事空间为酒店、领事馆、大花园等洋场现代公共空间,把花卉、西餐、服饰等物质性话语与西方思想话语结合起来构造意义体系。即使对傅彩云放浪生活的描述,也映照出北京与上海文化空间的差异。在北京,金家的姨太太傅彩云与卑贱阶层的下人阿福、戏子孙三的偷情,故事发生在金家公馆内,带有传统艳情故事的色彩。同时,偷情故事的后果被处理为有辱金家的士族门风,影响到金雯青在官场的声誉,给予了金雯青以致命的打击,她亦受到礼法的指责和约束。如果说傅彩云在北京的偷情仿佛是这个古老城市的耻辱,带有对抗封建礼教的色彩,那么,傅彩云在上海的荒唐淫乱则完全与封建礼教无关,纯粹从极端个人主义和身体享乐主义出发。她与租界的上流势力并不存在观念上的冲突,反而以身体作为取悦资本,投靠上海的 “四庭柱”,风风光光地在上海重张艳帜。

  三

  傅彩云无疑是承载小说情欲观念和女权观念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孽海花》在文学史上的声誉,部分归因于傅彩云这一打破常规观念的近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傅彩云形象应是城市文化与作者观念在最前卫的姿态下互动合谋的产物。晚清北京的文化语境不能产生傅彩云形象,也不会喜欢傅彩云形象的流传,她与北京的古朴庄严不协调,与传统的妇道观念冲突过于激烈,让士大夫倍感惊愕。在以北京为代表的晚清传统城市中,女性观念的解禁是很有限的,1909 年创刊于北京的新式读物《旧京醒世画报》观念上的开通也不过停留在反对裹脚〔9〕、虐待儿媳〔10〕的程度。同时还大量刊登“有伤风化”的教诲图文,对男女说笑〔11〕、姑娘间开玩笑〔12〕之事,均加以批判。晚清政府 1907 年 3 月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亦以封建“女德” 作为规范女子师范生的要义,提倡“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严厉摒除“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坚持“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 〔13〕。傅彩云形象不是北京等传统中国城市的文化胃口消受得了的。在晚清的城市版图中,只有上海租界的观念体系足以支撑傅彩云形象。首先,上海租界是晚清社会最西化的城市区域,是西方观念的聚集、发散之地,一直作为西方在中国的镜像而引导知识阶层的观念变革,《孽海花》的国内空间叙事中,涉及的所有洋务观念、西方知识以及西化人物、场景,也都是在上海呈现的。其次,上海租界是消化、传播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观念的城市区域。与 1907 年北京学部制定、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保守性相比,1903 年在上海面世的《女界钟》( 作者金天翮) 一书的观念要激进得多,提倡女子革命、交友、经济独立、进入社会。再次,傅彩云式的妓女型新女性是上海租界的特产。19 世纪末晚清女界的启蒙与解放大致还限于少数绅衿阶层的知识女性。〔14〕而上海设立租界后,“由一个被权势支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被金钱支配的社会” 〔15〕,使得这里的女性观念变迁更具民间活力,消费娱乐空间的发达对传统女性地位身份的修改有着不可遏制的力量。上海的妓女成了引导时尚潮流和观念的先锋。《文明小史》中东洋留学归来的刘学深( 谐音“留学生”) 把上海妓女看作是最佳婚配人选,认为她们“极文明,极有教化,为他深合乎平等自由的道理,见了人大大方方,并无一点羞涩的样子”。〔16〕 “在 1880 -1890 年代,妓女是公共娱乐区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个体消费最活跃的女性群体” 〔17〕。上海妓女成为初步模仿现代女性的主要群体,是欲望膨胀与西方观念在上海租界的奇异碰撞所带来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傅彩云的性格并不是在上海定型的,其原型赛珍珠也不是上海租界所“培育” 出来的,但作者以赛珍珠为原型塑造傅彩云形象,所采用的观念体系是“上海式”的,造成了傅彩云形象的“上海式”特征。曾朴和《孽海花》的创意者金天翮都是上海女性启蒙的积极提倡者,金天翮 1903 年出版了《女界钟》,其女权主义观念的前卫可谓空谷足音。曾朴与绝大多数“保守旧道德”与呼吁君主立宪的晚清文人不同,在 1906 年创办了《女界月刊》。曾朴从未出过洋,也未接受过正统的西式高等教育,他的西式观念是上海租界耳濡目染的结果,《孽海花》中的西方人物和异国情景,不过是以租界景观为基础作出的有限想象,可以说,曾朴仅仅凭借上海租界所获得西方知识和上海租界的异国风情,在《孽海花》中构建了一个西化的精神世界,傅彩云形象也是如此。

  曾朴对“奇突的妓女”傅彩云形象应该是钟爱的。从 1934 年 11 月的访谈对话中,可以判断曾朴是把傅彩云当做一个“美丽、聪明而伟大” 〔18〕的女性形象来写的。以一个妓女形象来作为女性解放观念的表达载体,是因为上海妓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没有教给她们以任何顾忌。〔19〕而且能够自由联络各个阶层。妓女置身主流价值观念之外,被社会舆论赋予放荡堕落的“恶”形象,方便生发各种“奇异”的观念又顺理成章,作者亦不必承担“负面”的道义责任。晚清上海的作家借妓女来表达理想观念并非罕见,《海上尘天影》里的韵兰就是理想女性的符号,带有西化名士的色彩。傅彩云在小说中兼有妓女、小妾、交际花、代理公使夫人等诸多身份,介入社会各个阶层,承载着各种观念。傅彩云与传统足不出户、柔弱贞洁、端庄顺从的妇女截然不同,她是中国的茶花女,妩媚灵动,充满生命活力,有着旺盛的情欲要求,追求身体和个性的解放。她思想开化,“向来愿学西文”,与俄国虚无党姑娘夏雅丽很投缘。她是妇女公开交际的典范,在西方世界如鱼得水,“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缔尔园,夜登兰姒馆,东来西往,煞是风光”,弄得“偌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 〔8〕( p75) 。女子的社交权力,是女性解放的途径之一。《女界钟》就把“交友之权利”列为“女子应当恢复之权利” 之一。〔20〕进入社会交际圈,意味着行动的自由,独立人格的形成。傅彩云的社交活动还具有挑战等级观念和男权社会的意味。她坚持要金雯青带她去觐见德皇和皇后维多利亚第二,下决心“显个手段胜过侯夫人,也叫他不敢小觑” 〔8〕( p67) ,相信出身高贵的侯夫人做得到,她也做得到。她风流放浪、情欲膨胀,以极端个人主义和世俗享乐主义作为人生要旨,大胆追求自由,她的真性情对封建道德显示出摧枯拉朽的效力。雯青死后,她不愿让自己的生命随同枯萎,要“自寻生路”,“所以不守节,去自由,在她是天经地义的办法,不必迟疑的” 〔8〕( p230) ,把个人价值本位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她践踏一切礼法,以小妾的身份做掩护公然挑战贞洁观念对妇女的拘囿。当她与下人阿福偷情被金雯青发现后,为自己的权利辩护:

  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 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 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 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侍的人,离不了我! 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 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死,也犯不着死。〔8〕( p149)

  傅彩云带有几分泼辣无赖的这番说辞,既是对封建贞洁观念的抨击,也是对女性权力的声辩。她对传统妇德的挑战之所以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在于她的真性情击中了传统纲常礼教社会的软弱处。当张夫人搬来金雯青生前的朋友约束她时,傅彩云因洞悉了由封建道德维系的“体面” 对于上流家庭的“重要意义”,便把自己置于封建礼教纲常的约束之外( “从小没学过做人的道理”) ,以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个人自由享乐主义观念来对付审判。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逻辑不在封建文化的框架内,故把在场的人 “说得都愣住了”。俄皇后曾盛赞傅彩云为“放诞美人”,与英雄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 〔8〕( p79) 。傅彩云正是以“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成为女性解放的先锋。

  不过,傅彩云以放浪为外在标示的个人权力、人生自由的追求,并不是女性解放的正途。如果说在首善之区北京,她有悖“妇德”的大胆言论和偷情行为还具有冲破封建礼教罗网的积极意义,那么,流窜到上海租界后,她的生存理念和所作所为就只能算是披着“自由”外衣的堕落了。她与戏子孙三姘居的同时勾搭上了同戏班的向菊,并用肉体为诱饵投靠上海的实力人物,此时,她已堕入“粗犷而带流氓式的放浪”。她在德、俄期间与瓦德西的婚外恋和在北京与下人阿福、戏子孙三的偷情行为,还算是对枯燥无生气的大使馆或金家公馆生活的逃离,为情而铤而走险,具有冲破封建伦理藩篱的附加意义。而在“风纪之败坏于非驴非马之上海社会” 〔21〕,私德的堕落只要不违背租界法律,危及公共秩序,都是被允许的,傅彩云的情欲放纵便失去了积极的政治文化意义,成了堕落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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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永东( 1973 - ) ,男,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08XZW01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培育项目“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 SWU0909406)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