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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祝尚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引来了许多学者的参与,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文学研究重诗词、轻文章的局面。但严格说来,此项研究虽一直在进行,但以“文章学”的名目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较之发育充分的诗学、词学来,无论在论著数量、质量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连不少基本概念也尚在研讨中。本文拟就当前文章学研究中几个不很明晰甚或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个人不成熟的见解,以与学界同好切磋,并望得到批评指教。

   

一、论文章学的定义

 

   何谓“文章学”?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学界的理解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要给文章学下个简单明了的定义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它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与人们所熟悉的诗学、词学性质相似。古代文学研究有许多领域、方法或视角,比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作家及作家群体研究等等,文章学研究只是古代文学中“文章”研究的领域之一,没必要给它赋予太多的任务,也不要期待它能解决文章研究的所有问题。

   宋代,人们称文章学为“笔法学”,出自南宋人陈岳,他在所作《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序》中,曾驳斥“或者且谓‘风行水上’善矣,何必规规执笔法学为如是之文也”的观点,以说明“笔法学”的重要性。按“笔”指无韵的散文,①因此“笔法学”也就是狭义文章学。柳宗元曾感叹道:“古今号文章为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②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正因为“难”,才有必要建立一门学问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也才吸引着古今学者探索的兴趣。

   不过,上述定义虽有简明的优点,但因过于概括,也难免有缺陷,那就是,在解答什么是文章学之前,首先应解答什么是“文章”,因为这点应该进入文章学定义的表述范围。对“什么是文章”的问题,学界已有基本的共识,即“文章”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文章,指所有行诸文字、载于典册的作品,除散文、韵文外,还包括诗歌及词、曲;而排除诗歌及词、曲,便是所谓的狭义文章。但仍有个麻烦:专书算不算文章?在古人眼里,它应该算。《文心雕龙》就有《史传篇》、《诸子篇》,而唐宋古文家在研究所谓“古文”时,就不太理会“文”、“笔”的界限,常将先秦诸子、《左传》、《史记》等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先秦诸子、《左传》、《史记》中的精彩片断,还常被选作范文。唐宋古文家号召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但保存下来的先秦两汉单篇散文寥寥无几,而上述优秀的史、子著作,其叙述方法又符合“古文”的概念,因此他们将专书纳入古文的范畴既是不得已,也具合理性,毕竟它们也是“文章”。但唐宋以后,单篇古文作品大量产生,专书是否还要纳入狭义“文章”的范畴,就值得考虑了。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曰:“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明神,其体不同,其用亦异。”③徐氏所言,即“文”的广义(“编内所载”,即典册所载)、狭义(“此类”,即徐氏《序说》所列)两大类。这就是说,他所谓“明体”,考察的只是狭义文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篇文章”,不含诗词曲,也不含专著。按他的说法,狭义文章包括散文(古文)和韵文,韵文又含赋(包括骈赋、律赋)、骈文(包括四六)、韵语(包括箴、铭、赞、颂等)三类。我们今天研究狭义文章,似乎可参照徐师曾的思路,将专著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排除专著有诸多好处,比如可以避免“文”、“笔”不分的弊病。按六朝时的“文笔说”,专著是“笔”,“精彩片断”毕竟很少,如果将专著列入狭义文章的范畴,则后代的经、子、史部书多如牛毛,而绝大多数缺乏文章学的研究价值。当然,单篇作品未必都是“文”,但它们是所谓“杂文学”,与纯粹的“笔”有所区别。对于颇具文学性的先秦诸子、《左传》、《史记》等少数著作而言,这样做也许有点“可惜”,但这些典籍仍属广义文章的范畴,并不影响对它们进行文章学研究。又比如,单篇文章与专著在体裁上毕竟不同,文章学排除专著,可以更集中地研究前者,等等。体例是纲,之所以要进行文章的广义、狭义分类,就是为了根据文章自身的特点划分研究的范围,因此不能以少数专著的精彩片断而连累“规则”的制订——这其间自然也有“折中”的成分:所谓“广义”、“狭义”本身就是相对的,其中难免有彼此交叉的部分。

   中国文章学既排除了诗歌及词、曲,自然取的是狭义;若再排除专著,那么它的定义也应该将此反映出来。因此,文章学的定义似乎可以这样表述:文章学,即研究所有单篇文章写作的学问。

   

二、论文章学的内涵

   

   文章学的内涵,到笔者撰写此文时,尚没有见到科学、完整的表述。台湾学者仇小屏博士认为:“文章学内涵可大分为‘外律’与‘内律’,‘外律’指的是文本分析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含文道论、文气论、品评论、文境论、文运论),‘内律’指的是着眼于文本分析的学科领域(含意象学[狭义]、词汇学、修辞学、文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④对文章学的内涵,她给出的主要是学科类别的答案。这个答案相当完整,但似乎不无可议之处,那就是,如果“某某学”的内涵仅是相关学科的排列,恐怕难以体现该“学”的特点,像上述“文章学内涵”,如果移到诗学、词学或其他“学”,似乎也未尝不可。因此,所谓“外律”、“内律”,用来说明文章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许更恰当,虽然其中有的也涉及文章学内涵,但更多的是说明文章学的学术成分。关于文章学的内涵,似乎不宜这样表述。⑤

   对所谓文章学内涵的问题,笔者也尚在探索中。窃以为,所谓文章学内涵,应该是“文章学”这个概念所直接包含的内容,它是从文章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指导写作实践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文章学内涵应该揭示出“文章学”解决了文章写作中的哪些理论问题,也就是它能够为写作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写作活动的具体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内涵”。

   关于文章学的内涵,笔者曾在《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中举了九个方面的内容,⑥九项内容又可分作纵、横两个维度,纵向包括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法则,是文章学的创作论,而横向则是以文体为中心的各体文的文章学理论,是文章学的体裁论。文章学的创作论和体裁论,构成了文章学的内涵。上述拙文对九项内容未加论述,兹合并为八项并简论之。先述纵维度。

   1.作家修养论 古人论文,往往始于论“人”——他们早已认识到人(作家)的修养在文章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文章学家的作家修养论,多持传统儒家或新儒家(理学家)的气论学说,而宋、元以后,除儒家和理学家的气论外,又掺和了道教(全真道)的精、气、神学说(主要表现在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文筌》中),并特别强调修养论的实用性,颇有新意。

   2.文章学的认题、立意论 只要把笔作文,认题、立意就是第一要务:弄清题目要求写什么,即认题;根据对题目的理解而确定主要表达什么思想,即“立意”。“意”一旦确立,就成为全文的纲领和灵魂,陆机《文赋》所谓“意司契而为匠”是也。杜牧进一步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⑦范温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故其论刘伶、庄子、阮千里、阎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别出眼目。”⑧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认题”、“立意”这两个环节,就难免“走题”、“偏题”甚至“跑题”、“离题”,那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内容差谬而不知所云,是乃作文之大忌。文章学家的“认题”、“立意”学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命题。陈傅良《止斋论诀》设有“立意”一目,并首次提出了“体认题意”的具体方法。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标举“就题立意”说。陈绎曾《文筌》专立《识题法》,其中“抱题”法多达十项,而其《文说•立意法》则主张“随题所宜”立意,等等。

   3.文章结构论 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说:“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⑨彦和所谓“三准”,即始、中、终,亦即首、身、尾,是文章的三个“基准”。所指乃文章的间架结构。“三准”有如房屋的地基、房体和房顶。有了“三准”,便有了文章的大框架,其下“舒华布实”云云,便是具体“施工”,即运笔成文了。宋代以后,学者们极重视文章结构的合理性论证,并给重要文体建立了结构程式,这集中体现在众多的古文、四六文评点本中。文章程式虽有牺牲构体灵活的代价,但也不乏合乎科学的规范。

   4.文章行文论 “行文”包括谋篇布局,也包括“献替节文”,即将认题、立意所形成的思想和思路变成具体的文字表达,简言之即文章写作。严格地说,文章学除作家修养、认题立意外,其他都可称作行文,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镕裁篇》曰:“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倚,不可或离。”⑩他所说的“意缘之以显”的“修词”,实际上就是行文。行文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类,上述乃广义行文,就狭义论,一般指布置、脉络、开阖等,如方颐孙《百段锦》的《遣文格》、陈绎曾《文筌》论“制法”,谢枋得《文章轨范》的“放胆文”、“小心文”以及论文章难易、繁简等。

   5.文章修辞论 自先秦以降,文献中的修辞现象十分普遍,修辞文本异常丰富,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第五篇总结的修辞格多达38个,而各格中又有若干“式”,若把各“式”也作一格算,“总计当有六七十格”(11),而所引古代文献中的修辞文本,大多出自先秦至宋元时期。修辞学的基础是修辞文本,没有前人大量的修辞实践,当然谈不上修辞研究;但文献中的修辞现象并不等于就是“修辞学”,修辞学的创立较写作中修辞手法的应用要晚得多。修辞学的历史表明,只有到了宋代,文章学家才对修辞做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并第一次提出了诸如“设譬格”(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韩愈《答陈商书》批)等许多修辞学概念,而陈骙《文则》中的“譬喻十法”,标志着修辞学作为文章学的一个分支,到这时已基本成立。

   6.文章造语下字论 “造语”,是古人谈诗文写作的专用词,但似乎出现较晚,笔者就现存文献考索,最早或见于《王氏谈录•为文》:“公诲诸子属文曰:‘为文以造语为工,当意深而语简。取则于六经、《庄》、《骚》、司马迁、扬雄之流,皆以此也。’”(12)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转述欧阳修语,欧要王安石“少开郭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13)。王、欧二公所说的“造语”,当指打造、雕琢语言,与诗学、文章学常用的“造语”概念不尽相同,后者主要指造句和用字,即句法、字法,而字法、句法研究则早得多。《文心雕龙•章句》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爽,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14)可见篇、章、句、字,各有其用,各有要求,也各有其法。任何文章的写作,乃因字生句,积句成章,故字、句是构成篇、章的基本元素。句法、字法密切相关,有时难以分别,因为句法往往是由字法体现出来的,故宋代诗论家范温认为“炼句不如炼字”之说不妥,他说:“好句要须好字。”(15)范温又说:“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6)在他看来,所谓句法,其实就是字法。宋人陈骙《文则》的句法论,陈傅良《止斋论诀》论造语“三贵”,方颐孙《百段锦》之“造句格”,陈绎曾《文说•造语法》以及众多评点本对文章造语下字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文章学的造语下字理论。

   7.文章用事、引证论 用事(或曰用典、使事)及“援引前言,以证其事”的引证,是古今写作活动中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行文方式;正因为用得普遍,所以可把它从修辞学中独立出来。是否用事和善用事,是作家不容忽视的学养,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指标,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曰:“子瞻(苏轼)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17)“无材料”即指用事少。刘勰《文心雕龙》曾设专篇讨论,称作“事类”。《事类篇》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曰:“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18)说明才、学两者不可偏废。“据事以类义”即用典,而“援古以证今”则是引证。六朝至宋代,是我国文章写作中特别注重用事与引证的时代,所以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如陈骙《文则》曾专论“援引”,《止斋论祖》有《使证》,陈绎曾《文说》及《文筌》皆有“用事法”,等等。

   8.文章风格论 风格是对作家并由作家而延及其作品风貌的宏观描述,所以内涵比较抽象,边界也较模糊,这既给风格的认知、定性带来困难,更无法对它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在历史上便形成了一套描述性的术语。宋代文章学家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描述方法,对成就卓著、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和四六大家、名家风格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古文关键•看古文要法》,首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并指出看四大家文章的方法,即抓住他们的风格。如“学韩简古”,学柳“反复”(指多曲折),“学欧平淡”等,并将它贯彻到古文评点中。陈绎曾《文筌•古文谱六》之“格”,共用六十八字概括各种各样的风格,并对它们进行分等。又在同书《古文谱•四六附说》中,将四六文风格分为上、中、下三等,各若干种。

   以上八个方面,是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及法则,是对古代作家狭义文章范围内丰富创作经验的总结,因此也是中国文章学内涵的主体,即前面所说的纵维度。与其他传统学术一样,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并不太长于抽象的理论阐述,而更多的是道、器结合,文章学也不例外。因此,文章学内涵除纵维度外,横维度也十分重要。所谓横维度,即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如文章学视野中辞赋、四六、策论、记序等,古代学者们在此花费了大量力气,成果丰硕(如众多评点本,其主要视点都集中有此),也最具实用价值,但由于内容繁富、具体,故不便在这篇小文中叙述。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学内涵虽可分为创作论和体裁论,但它们之中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创作论是从各体文的文本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而各体文章研究又是创作论的实际运用;前者为文章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后者又不断地检验和丰富、充实着创作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论文章学的起源、发展与成熟

   

   我国文章学源远流长,其萌芽时代应该在先秦,而早在魏晋六朝,已有探讨“文章”作法的论著产生,挚虞《文章流别论》和刘勰《文心雕龙》,特别是后者,可谓是文章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不过,《文心雕龙》并非“文章”专论,它是广义的文章研究——这些也许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它的创作论、文体论所涉及的文章写作理论看,内容简单概括,往往寥寥数语,还算不上体系完整、血肉丰满的“文章学”。陈望道先生曾在《修辞学发凡》第十二篇《结语》中论修辞学的发展历程时说:“古来留传给我们的诗话、文谈、随笔、杂记、史论、经解之类,偶然涉及修辞的,又多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它们说述的范围,照例是飘摇无定;每每偶尔涉及,忽然又飏开了,我们假定限定范围去看,往往会觉得所得不多。”(19)因此,陈氏称这是“修辞学术萌芽时期”。与此相似,六朝时期的文章学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也只能是文章学的发育、成长时期,还不能说是文章学的成熟或正式创立。

   但争议也由此产生。在学界,有学者将文章学的成熟或正式成立定在宋代或南宋以后,也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已经是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标志,它已经有了文章学理论的完整体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目前似乎尚未公开发表相关言论,只是在私下讨论或不公开场合(如论文评审之类)中作上述表述。有分歧是正常的,学术乃天下公器,但真理又只有一个,因此有必要在讨论中获得更多的共识。下面,笔者继续叙述对文章学发展与成立的认识,而在叙述中说明自己的立场。

   《文心雕龙》之所以不能成为文章学成立的标志,除其内容过于简略且“飘摇无定”外,其后长时期的沉寂,也说明它尚未成熟。随着隋以后科举时代的到来,为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文化的需求,首先是诗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现存唐人所作诗格类著作,无论从书目还是现存看皆独占鳌头,而论狭义文章的则稀若麟凤,正说明了这点。就文章而言,这时也出现了少许专著,如杜正伦《文笔要决》,今存一篇,题为《句端》,(20)专门研究文章句首的“发端词”,以教“新进之徒”,如“观乎”、“惟夫”、“原夫”、“若夫”之类。这类发端词,多用于赋和骈文的文意转换之处。“句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篇章?若有,其内容如何?已不可考,因此还不能断定它是一部系统的文章学著作,最多或只是探讨文句各部位的虚字用法。唐人王瑜卿《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孙郃《文格》二卷、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冯鉴《修文要诀》二卷等,皆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但这些书都久已失传,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如到底只是杂记、随笔之类,还是已有系统的文章学理论,已难确认。唯《郡斋读书志》卷二○著录冯鉴《修文要诀》二卷时,解题称其“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云”,那么,此书主要应是谈为文“体式”,而方法则是“杂论”,大约也不成体系。只有唐佚名所撰《赋谱》一卷,(21)研究科举考试所用律赋的结构、句法、用韵、题目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赋学专著,虽然研究的面较窄(仅限于科场律赋),似仍可视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章学专著。由此可见,无论是诗学还是文章学,在隋唐之后便深深打上了科举的烙印,这是它们的鲜明特征。总之,唐五代以至北宋,文章学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如果说《文心雕龙》已标志着文章学已经成熟或成立的话,其后竟有六百年(从齐梁到北宋末)的沉寂,这是很难想象的,且文章自身也经历了由骈到散(古文)的文体变革,而用骈文写作的《文心雕龙》很少有人提及,更不用说它有多大的指导意义了。

   直到南宋以降,研究古文、时文文法成为潮流,研究范围也由科举而后超越科举,文章学于是与诗学、赋学鼎足而三。在这个长时期中,学者们揭示了许多文章写作的规律和方法,他们论著之丰富,所论内容之详赡和深刻,参与学者人数之多,远远超过《文心雕龙》和刘勰时代。王水照先生认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22)是有道理的。已故国学家王利器先生在校点本陈骙《文则》的《校点后记》中指出:“陈骙《文则》,是最早的一部谈文法修辞的专书。尽管远在齐梁时代,杰出的文论专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很多有关文法修辞的问题,后来的讨论和单篇文章里,也仍有论述,但一直没有成系统的专门著作。”(23)他也是以宋孝宗时出现的这部文章学(主要是修辞学)专著具有标志意义,强调的正是“系统”和“专门”。尽管上述《赋谱》这种独立的文章学著作,其诞生年代远在有唐(具体年代无考,殆在晚唐),而宋代(特别是南宋)与之不同的是,文章学论著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狭义“文章”的所有文体,研究成果也在专著之外增加了选本评点、学术笔记等。学术笔记大谈文章,这时首开其端,并逐渐蔚然成风。如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作于孝宗时,相继又撰成《续笔》、《三笔》、《四笔》。此前用笔记谈诗的不少,虽偶也论文,但像《随笔》这样用大量篇幅论文(主要是四六文),尚属首见(后人辑为《容斋四六丛话》,今犹传世)。其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黄震《黄氏日抄》等等,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文章学除专著、评点本之外的另一重要部类;而学术笔记由于形式灵活,其作者群也成了文章学研究队伍中相当活跃的一翼。《赋谱》虽是现存专论律赋文法的“第一部”,但它“形单影只”,也不足以称“学”,只如一枝报春的寒梅而已。

   要之,《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卓然成家的大著作,其中所表述的文章学思想也极为重要,笔者绝无贬低的意思。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刘勰限于他所处的时代,似乎给他定位为文章学的杰出奠基者更加恰当,而距文章学成熟还有相当距离,唐宋以后文章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不能不令彦和瞠乎其后。如果说刘勰时代就已“成熟”,那他倒有些像“超人”,令人难以思议。说得具体点,刘勰之后的文章学发展,至少还有三件大事,他不可能“赶上趟”。一是初唐时期音韵学的成熟,引发文章的格律化,散文由骈(始于刘勰时代)进而四六,赋体则由骈入律。二是中唐以后的古文运动,“古文”与六朝时代的“文章”比,面貌可谓大变。三是科举考试的程式化,使文章的篇、章、句、字都有了“法”,而众多的“法”,更是六朝人闻所未闻。这三点影响并改变了后来上千年的文章学发展进程,其大量写作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文心雕龙》时代所不可能具备的。

   笔者认为,若论中国文章学的“成熟”,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基本理论要有涵盖性,即能大体覆盖整个中国文章学;二是理论要具系统性和丰富性。像人一样,即便四肢五官俱全,尚不得称为“成熟”,必待血肉丰满,身强体壮,心气凝定,然后方可当之;三是要有代表性的文章学专著。四是研究要有持续性,即文章学家辈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若“一枝独秀”而迩望茫然,显然还不算“成熟”。就这四点论,刘勰时代的文章学不可能成熟,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章学成熟或成立的标志,它只能是奠基。像修房子一样,奠基与建成,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将文章学的成熟或成立定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也许更合乎历史实际。

   

四、关于文章学研究与文章研究之区别

 

   在当前的文章学研究中,笔者有个直觉,即学界对“文章学研究”和“文章研究”的界限似乎不够明晰,许多号称文章学研究的论文,其实是文章研究。诚然,两者之间没有、也不必画一条红线,如前所说,文章学理论是从文章作品中抽象出来的,没有对作品的研究,也就无所谓“文章学”;但就学术分类论,两者的范畴毕竟不同,若笼而统之,恐不利于文章学学科的建立,也不利于文章学研究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学界研究文章学的学者不少,成果也颇丰,虽然表面热闹,但总给人有些“立”不起来的感觉。究其原因,盖对中国文章学原著缺乏深入探讨,重实用而轻理论,尤其是没有明确划定文章学的界域,——说得直白些,就是未能建立和占领文章学自己的“地盘”,因而很难具有独立性。

   “文章学研究”和“文章研究”,其实界域很清楚,且有“诗学研究”区别于“诗歌研究”的前例在,我们不难理解。简而论之,文章学研究所研讨的是文章学理论,研究对象是文章学文献,而文章研究则是解读、分析文章作品,包括对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及艺术成就的探讨等等。前者是理论层面,后者是应用层面。应当指出,文章学研究与文章研究并没有高低轻重之分,学者们具有完全的选择自由,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确实存在以此代彼或混二为一的现象。如果能更多地注意到两者的区别,也许能为方兴未艾的文章学研究升温,仅此而已。

   注释:

   ①《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得失十病》引《文笔式》“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②《与友人论为文书》,载《柳宗元集》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29页。

   ③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④仇小屏:《吕祖谦〈古文关键〉文章论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160页。

   ⑤仇小屏博士现任教于台湾淡江大学,在文章章法学、意象学、文法学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出版专著10余种。她与笔者素昧平生,承蒙惠寄大著,甚为感动。这里提出不同看法,似不厚道,愿将来有机会晤面时交流并致歉意。

   ⑥祝尚书:《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⑦《答庄充书》,载《樊川文集》卷13,四部丛刊初编本。

   ⑧《潜溪诗话》,载王正德《馀师录》卷3引。

   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43页。

   ⑩《文心雕龙札记•镕裁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页。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12)《王氏谈录》旧无署名,据《四库提要》考证,当为王钦臣录其父王洙(997—1057)语。

   (13)《曾巩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5页。

   (1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70页。

   (15)《潜溪诗眼》,载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8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16)《潜溪诗眼》,载《宋诗话辑佚》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3页。

   (17)陈师道:《后山诗话》,载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

   (1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14、615页。

   (1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20)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该本用日本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影印五岛庆太郎所藏平安末期写本为底本。

   (21)参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22)王水照:《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3)王利器:《文则•校点后记》,《文则•文章精义》合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