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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钱志熙

 中国古代诗歌史的研究,到了今天,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很可观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局部的、容易解决,有些问题是整体的,涉及到学科的发展方向。另外,诗歌史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突破,有哪些重要的学科生长点?也是今天的研究者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近年来关于诗歌史研究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

   诗歌史的研究要与作品研究、作家研究等具体的研究构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诗歌史整体建构与描述,是在具体的诗歌作品、诗人创作、流派及各个时期诗歌发展等局部的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来的。后者的研究越充分,前者的结论就越有可能接近科学。但是,史的研究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事实上经常看到的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就已贯穿着一些史的意识。而有些作品,尤其是那些作家本人在创作中就具有明确的文学史与文体史意识的作品,如陈子昂的《感遇》38首、李白的《古风》59首这样的作品,研究者甚至一般的鉴赏者,如果对汉魏六朝的诗史缺乏了解,对这样的作品,即使要做到圆满的鉴赏也是不太可能的。又比如在作家研究方面,我们知道杜甫是集大成的,但在具体的杜诗的鉴赏、批评与研究中,能够体现杜诗与诗史这种关系的,却是很少。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从文体上看,实际上融合了“咏怀”与“纪行”这两种诗体而成,也就是说此诗的创作中,贯穿着深度的文体史意识。其实,作者在一种文学史的经验中进行创作,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而作家的创作在不自觉中体现了文学史的经验,更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作品都具备的性质。所以完整的作家、作品研究中,是应该体现诗歌史的意识,需要研究者对诗史有充分的了解。至于诗歌流派、断代诗史与整体诗史的关系之不可分,更是很清楚的事情,毋庸细论。就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一方面宏观性的诗史著作与论文,真正来自于对大量的作品、作家、流派等诗歌史具体现象的概括与提炼的比较少,难免有空疏游离之嫌;不像明清诗史家的一些结论,虽然十分宏观,但都是从丰富的具体的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具体的作品、作家、流派集团、断代的诗歌研究中,因为研究者缺乏对诗歌史的宏通的把握与丰富了解而降低了它们的品质,陷于繁琐的细节分析而得不出真正有价值、有深度的结论。上述两种情况,都降低了诗歌史研究的学术品格;所以,诗歌史研究与具体的作家作品等的研究,一定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具体落实到一个研究者,要尽可能地做到宏通与专精的统一。当然,侧重于整体诗史的研究与侧重于诗家、流派的研究这两类研究者,在宏通与专精方面可以有所不同,正如罗素承认,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所论述的每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兹可能例外,都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何兆武、李约瑟译本,页8)。但史的著述者对具体的作家与流派的了解,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则是肯定的。

   应该说,对于具体的诗史演变之迹的研究,各发展阶段的诗歌创作情况,包括文化背景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上成绩比较突出的部分。但是,也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比较起来,唐以前的诗歌史,研究得比较深入一些,梳理得比较细致,但也不能说每个时期、每个环节都很清晰了。而是还存在着一些难点,如《诗经》和汉乐府,一个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一个有三百来年的历史。这样看来,《诗经》与汉乐府诗,本身就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可以称之为“《诗经》诗歌史”、“汉乐府诗歌史”。但要将《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发展史描述得像唐诗发展史那样条贯,显然是不可能。又如从永明到初唐的这一段诗歌史,虽然注意的人也不少,但这里头还是有很多作家、很多环节没有被充分地研究过。这里我觉得有一个作家在其当代与后代的地位升降的问题,在一些文学史的发展阶段中,其当代人对自己时代的文学成就的认识与后代人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像南朝时期、初唐时期,就是这样。我国文人诗,从中古到唐代,汉魏晋宋是一个类型、齐梁陈隋至初唐是一个类型,盛唐诗又是一个类型。从发展的逻辑来讲,齐梁陈隋至初唐的类型,是在否定汉魏晋宋诗歌艺术的一些因素的前提下出现的,是一种变革;而盛唐诗又是初唐以来以复古为革新的一派对齐梁陈隋诗歌进行革新而成的。实际上是在齐梁陈隋诗歌的肌体内充注入汉魏晋宋诗歌的精神,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也构成了后人建构中古诗歌史的核心思想。所以,南朝至初唐的这一段诗歌史,是以“扬弃”的方式构建的,与其历史原生态有相当大的距离。一些文学家、文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主流,到了后世,往往地位下降,甚至从主流下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一些当时并不居于主流地位的,反而上升为主流。我觉得,南朝至初唐一段文学史,这种现象特别突出。首先,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是远高于后人对他们的评价的,他们觉得自己是站在文学发展的巅峰上,所以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标榜出一大批大家、名家,但这些大家、名家,在后世的文学史建构运动中,纷纷沦于次要的、甚至被忽略的作家。于是,当时诗歌史发展的真相,也往往变得晦昧不清,有被简单化的倾向。这种简单化或者说突出主线条的文学史,对于一般的创作上的借鉴、或者教学上的介绍是够的,但是对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体系来说,显然是不够。我想诗歌史研究,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很多的。

   至于宋以降迄于元明清近代的诗歌史,研究的实绩,差不多是逐代减弱。像宋诗尤其是北宋诗史的演变,最近几年颇有进展,宋初三体的研究深化,庆历诗风、元祐诗风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可以说,北宋的诗史基本格局,已经被建构出来了。但我们现在重视的都是主流,非主流的作家,基本上还没有注意到。如北宋诗史的研究,对宋初三体、庆历诗风、元祐诗风与江西诗派注意得比较多,与这些主流风格并存的,其实还有大批的非主流作家。与此相关,我们研究宋诗,比较注重宋诗风格,但北宋时期有一大批自然地延续唐诗风格的作家,他们虽然因为创新个性不突出而难以取得诗歌史的显著地位,但在当代的诗坛上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说是构成宋诗名家、大家借鉴唐诗风格、变革唐诗风格的当代的资源。例如北宋诗人郭祥正,其创作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几个时代,风格俊逸似太白,被梅尧臣誉为“太白后身”,与苏黄等人也多有唱和,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但因为不被今人视为宋诗风格之典范作家,基本上被宋诗史扬弃了。实际上宋诗的整个发展历史,都离不开对唐诗的借鉴与取资,所以存在大量的正面取法唐诗,自然延续唐风的作家。仅举此一端,就可知我们目前的宋诗研究,离比较科学、完整的宋代诗歌史的建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宋以前的诗史,明清人已经做过很好的研究,如明代的复古派诗学家胡应麟、许学夷的诗史研究,就是煌煌可观,可供今人取资者实非鲜少。但宋诗因为古人对它有异议,所以留给我们的研究成果也特别少。至于宋以后的元明清诗史,其作家作品数量更是数十倍于前,我们所叙述的诗史不完整性,更是明显的,距离完整的诗史体系的建构还很远,可资利用的古人的成果也更少。还有,我想,每一段诗歌史的情况都不一样,研究、把握的方法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宋以后的诗歌史,作家那么多,作品真是汗牛充栋,研究、处理的方法,也应该与前面的诗歌史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写的文学史中,基本上看不出有差别。将来写诗歌史,到明、清、近代,乃至于现代,究竟怎么写好,还真是需要许多学者去认真研究的。

   其次,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特点,我们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诗歌发展中是不是体现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是这样。比如我国古典诗歌,几乎所有的诗歌体裁系统,都是从音乐母体中产生,而从音乐的诗到脱离了音乐的纯粹的文人诗,或者说从“歌”到“诗”,都存在相似的发展规律,但乐府之发展为文人诗、词从入乐到逐渐脱离音乐、戏曲的雅化、案头化,又都是各有不同的进程。由于我们对于音乐文学向纯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研究的缺乏,阻碍了上述具体的文体发展研究的深化。其次,理想的诗歌史研究,应该是在多种不同民族的诗歌史的参照下进行的。由于我们研究者学力的限制,大部分的学者不能同时掌握汉语诗歌之外的世界上其他语言的诗歌的发生、发展情况,所以,不能从更多的人类诗歌现象中寻找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特点。诗歌作为人类吟讴情感、表达志意并且达到审美愉悦的一种活动,是植根于人类的天性的,所以诗歌的发展具有必然性,没有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是没有诗歌的。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家已经谈得很多。人类诗歌的产生发展体现了某种共性,但是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却会因为语言与文化及思维的不同,以及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我认为我们中国古代诗歌史发展的最大的特点,恐怕是文人诗的高度发展。在相对意义上,我们应该将诗歌分为“自然艺术的诗歌”与“自觉艺术的诗歌”两类,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民间的诗,代表着自然的诗歌,而文人的诗则是自觉的诗歌。自然的诗歌艺术,是每个民族、每种语言都要发生的,但不是都能发展到自觉的诗歌的阶段。另一方面,假如说在自然的诗歌艺术的阶段,各民族语言的诗歌之间具有更多的共性,那么在进入自觉的诗歌艺术阶段的诗歌,彼此之间差异就很大,发展的历史的长短,自觉化的、艺术化的程度都不一样。我们这样来观察中国古代诗歌,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史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早就进入自觉的诗歌的发展阶段,这个时间不能简单地确定,大概可以说是魏晋时期的文人诗,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史的自觉。这样我们看魏晋之前的诗史,较多地体现自然诗歌史的发展特点,比如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各个诗歌系统如诗经、楚辞、乐府,相互之间各有起点,看不出有明显的承续性。另外,在魏晋之前,几乎没有脱离音乐的。如汉诗,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汉歌。而魏晋之后的诗歌史,则更多地体现自觉的诗歌艺术发展特点,这里当然还有一个过渡性的问题。魏晋南北朝诗歌的许多艺术的问题,都是可以从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特点来说明的。其实,中国古代的自觉的诗即文人诗艺术发展时间之长,艺术化程度之高,是罕有的,我们常说的中国是诗的国度,主要就体现这个成果上。又与民族的语言、文化紧相联系。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

   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一段具体的诗歌史的状貌的,除了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原因外,诗歌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有着更带必然性的作用。我们对于诗歌史的发展特点,以及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这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这里我想讲讲林庚先生的诗歌史研究的特点,林先生研究诗歌史,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其中寻找发展现代诗歌创作的借鉴,所以据我理解,林先生认为诗歌发展中存在某种规律性、必然性的东西。比如他九言诗、格律诗的尝试的信心,就来自其对古代诗歌诗体发展规律的一种理解。另外,我觉得林先生诗歌史研究中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他注意到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的一些趋势性的现象,尤其是对从中古诗到唐诗诗歌语言的意象化进程的注意,我觉得是林庚诗歌史研究中很有进一步挖掘、继承之价值的一部分。

   最后,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诗歌史研究还应该充分重视、挖掘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诗歌史研究的丰富成果,继承其学术传统。朝真正沟通古今诗学的方向努力。这个问题,要详细论证起来,又很复杂。这的确应该是我们今天诗歌史及一般的诗歌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