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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

张伯伟

 

 

 

    我的《钟嵘诗品研究》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承蒙《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的好意,要我谈谈研读《诗品》的体会。从第一篇相关论文的写作到本书的出版,前前后后大概有十五年时间。尽管我对于一些问题曾有过不少思考,但这里所说的,未必算得上是什么成熟的意见,而仅仅是个人的粗浅认识。

    每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在正式展开之前,都应该对以往的研究作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不仅是为了获得前人的滋养,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术研究确定突破口,因为新的研究必须对本课题有所推进。《诗品》是一部古代文学理论的名著,如果从最早出版的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及陈延杰《诗品注》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诗品》的研究更有了一种世界化的趋向。因此,《诗品》研究的基础,就不仅仅是国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立足于世界汉学的背景之上。事实上,就《诗品》研究而言,国外的汉学家也的确作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我开始研读《诗品》的1978年,比较容易到手的资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的陈延杰《诗品注》,此外就是二、三十年代刊行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诗品释》(后收入其《文论讲疏》)。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学术界还没有从那场可怕的梦魔中完全挣脱出来。国内《诗品》研究的水准实际上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只是在三、四十年代。因为唯一新版的陈注,也是他在旧注基础上修订而成,学术界并未产生出新的注本或校本,更没有研究专著。所以,当我在南京图书馆看书时,偶然发现陈中凡先生民国十七年四月过录的郑文焯手校《津逮秘书》本《诗品》,感到这是难得的文献,赶紧照样抄录下来,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有计划、有目的地网罗材料,我开始建立了专题书目。凡是闻其名而未寓目者,一律列入待访书目中。这时就发现,从五十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诗品》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进展,如果对其成果不加以吸收的话,可以说,就没有能站在一个较高的研究起点上。例如在校勘方面,有日本中泽希男的《诗品考》(1959年)、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校勘》(1965年),韩国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1960-1961年),法国陈庆浩的《钟嵘诗品集校》(1978年)等;在注释方面,如高松亨明的《诗品详解》(1959年)、兴膳宏译疏的《诗品》(1972年)、高木正一译注的《钟嵘诗品》等,其成绩已远远超过陈延杰的《诗品注》。此外,在台湾也陆续出版过汪中的《诗品注》(1969年)、杨祖聿《诗品校注》(1981年)、冯吉权《文心雕龙与诗品之诗论比较》(1981年)等书。新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由于我建立了专题书目,时时留心寻访,所以在我写作《钟嵘诗品研究》之前,不仅读过全部中、外文的研究著作,而且还翻译过重要的研究论文,如美国学者E Bruce Brooks的“A Geometry of the Shi Pin”(《诗品图解》)。这样,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就便于做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详言之”。同时,对已有的结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样的研究视野,可能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所以,我在“`后记”中特别写了这样几句话:“当古典文论著作自身已走向世界,而研究者仍然以狭隘、偪仄的眼光来处理时,就难免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脱节。”用意也在于进一步强调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

    谈到研究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之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曾指出:“批评的方法,是批评的对象(文学艺术过程及其规律、艺术作品及其特点)的‘类似物’。”所以,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本书的“后记”中,我提到“研究价值的大小高低,不仅取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客观依据,而且也取决于解决的途径是否符合问题本身的自然脉络。”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解牛”的方法虽然有很多,但庖丁“以有刃入无间”的方法是最好的。在我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以下的原则,即以文献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综合研究方法,其主旨在于“会通”。“会通”的含义,不仅包括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也包括古今结合,中外结合。“会通”的基础是文献,这就意味着不仅仅依赖于后人的有关哲学史或艺术史的研究著作,而是直接阅读原典,以原典为根本依据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以钟嵘《诗品》的研究而言,作为一部“思深而意远”、“深从六义溯流别”(章学诚语)的重要著作,一定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史书上说钟嵘“明《周易》”,又说他“好学,有思理”。所以,我就具体探讨了钟嵘的思想与《周易》、儒学和玄学的关系。钟嵘与《周易》关系的直接文献不多,我就从南齐时代的学术氛围和钟嵘的家学渊源两方面入手,得出了“钟嵘所学的《易》是兼包郑(玄)、王(弼)的,从家学上来看,他可能对王弼的《易》学精神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吸收”的结论。王弼治《易》方法的特色在于“以《传》证经”,尤其注重《象》,提出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思想,《诗品》建立起的“推源溯流”的内在体系,正是在王弼思想的启示下完成的。

    又如《诗品》中有“自然”和“滋味”的概念,前人往往归纳为“滋味说”加以探讨。而对于“滋味”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两个概念与玄学的关系却很少涉及。我通过对王弼思想的分析,指出钟嵘的“自然”观念是受到玄学影响,而其“滋味”的观念,则既有对玄学的吸收,又有对玄学的侧重点上的修正。王弼说“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又说“道之出言淡然无味,⋯⋯乃用之不可穷极也。”无味之言是自然之言,但“无味”并非一无所有的意思,而是无可规范、不偏于一味之意。所以,“淡然无味”实际上是“不可穷极”的“至味”。这也就是《诗品》中所说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意思。这样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对《诗品》的审美思想作更进一步的把握。

    再如钟嵘关于“兴”的解释非常特别——“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但这一解释有何依据?有何内涵?在诗歌创作和批评中又有何意义?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许多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钟嵘是根据汉代以来的五言诗创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所以我就试图结合汉魏六朝五言诗的发展来加以研究。《诗经》中的“兴”词大多出现于一篇或一章之首,后世五言诗多不分章,所以“兴”词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中或篇末。从创作实际考察,汉魏以来诗歌的“兴”词大多不在篇首,旧题王昌龄的《诗格》曾归纳了十四种“入兴”的方式,所举诗例多为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此外,从魏晋以来整个文学思想背景看,对于“兴”的解释也突破了汉儒以“喻”说“兴”的藩篱,所以在构词上就出现了“兴感”一词,钟嵘也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其新说的。再从思想上考察,《诗品》的“兴”义也受到王弼玄学“得意忘言”说的影响。通过这几种途径的研究,钟嵘对于“兴”所下定义的特征及其形成的问题就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再如《诗品》的批评方法也很有特色,我一方面用比较诗学的观点作中外对比,另一方面又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以现代新知引发古典智慧。至于在讨论《诗品》的结构、书名和对后世影响等问题时,我常常援引书画理论的著作加以参照,这也是试图打通文学与艺术以解决某些理论问题的一种尝试。

    综合研究方法的前提是文献。缺乏文献基础的“综合研究”,只能是一种腾云驾雾式的研究。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时时会出现真伪混杂的情况。例如钟嵘的世系问题,现代人的研究往往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钟氏家谱》,其中就有不尽可信之处。由于六朝以来世重高门,所以在梁代就已出现“谱牒讹误”(《梁书·武帝纪》)的情况。所以,我就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用的材料,更正了历来将钟嵘出于钟繇一系的错误,指出其出于钟演的真实世系。以文献为基础,当然也就包括了对文献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我在本书的资料篇辑录了《钟嵘诗品集评》,是从一百五十余种史书、笔记、别集、总集、诗文评中收罗的历代学者对《诗品》的评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给研究者提供一份较为完备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也想促进今日的学术界更加重视文献基础,从而避免闭门造车,自矜独得。

    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同时也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树立中国学者的形象。一九九二年,我在日本作短期访问的时候,一位日本学者不无自得地对我说,《诗品》谢灵运条中讲到的“杜明师”,中国学者好像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对他说,唐代陆龟蒙的《小名录》说是杜昊,清代咸丰年间的张锡瑜注《钟记室诗评》已经引用。不过张氏书不甚知名,所以自陈延杰以下的《诗品》注本,对“杜明师”皆未作注,这就使素以精细闻名的日本学者,也难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我在本书附录《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中,根据《洞仙传》(见《云笈七签》)、《道学传》(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以及《小名录》的材料,指出杜明师名字的三种不同记载——即杜昺字叔恭、杜炅字子恭、杜昊字不恭。这虽然看来是无关宏旨,但在特定的场合也是有其意义的。

    当然说到文献,其内涵到现在也大大扩展了。即使完全以汉文为限,也存在许多有待开发利用的矿藏。这里,我想特别提出域外汉籍文献的问题,众所周知,朝鲜在李朝世宗二十八年(公元1146)以前,汉字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字;越南从古以来直到本世纪初,也一直是以汉字作为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言;至于日本,虽然有仿照汉字而创造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也是一直作为正统及高等文化的象征。以上这些国家的历代文人运用汉字,长期以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诗歌、散文、词曲、笔记、小说、诗话等文学类作品,这些文献除少数以外(如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大多数材料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我在讨论《诗品》在域外的影响时,特别引用了日本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千载佳句》、《经国集》、《本朝文粹》、《江谈抄》、《扶桑集》、《桃洞随笔》、以及朝鲜的《三国史记》、《破闲集》、《补闲集》、《白云小说》、《栎翁稗说》、《芝峰类说》、《玄湖琐谈》、《於于野谭》等,其目的也在于提醒人们的注意,重视对域外汉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旦这些文献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利用,那么,用比较诗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论也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围绕钟嵘《诗品》谈了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方法问题,但方法是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的,而且方法的效用,也是和治学的勤勉成正比的。陆机《文赋》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近人吕思勉在《经子解题·自序》中也曾慨叹:“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我愿引用这段话以自警,也愿和同道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