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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映出的时代折光

莫砺锋

 

 

    我所从事的古代文史研究往往被说成是钻故纸堆,人们也常把它看成是象牙塔中的学术。但是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时代思潮的动荡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观念和心态。回顾三十年前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以钻故纸堆为业的我也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我本人对理论一向敬而远之,一听到理论家们玄妙难懂的高论便会头晕,尤其是当理论家们的结论与我们普通人的具体感受大相径庭的时候。比如说新“左”派的某些人士用最时髦的西方理论话语向我们证明,以“文化大革命”为最高形态的极“左”路线是合理的,他们甚至认为亿万人民在极“左”路线肆虐时的痛苦经历知识一种虚设的感觉。言下之意是,只要芸芸众生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就会觉得那时的社会其实是“到处莺歌燕舞”的。每当我听到此类高论,总会怀疑他们是居心不良而不是糊涂透顶。一句话,如果有人以复杂而巧妙的理论证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黑色其实是纯白的,我就毫不迟疑地相信自己的眼睛并弃他们的理论而去。

    我对真理的认识也很简单,我认为真正的真理一定是明白易懂的,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真理,更不应该深奥得像天书一样。苏东坡说得好:“终日说龙肉,不如食猪肉。”龙肉当然要比猪肉珍贵得多,而且十分稀罕,但是与其空谈子虚乌有的龙肉是如何的美味,不如饱食实实在在地出现在餐桌上的猪肉。那种需要不断地教导人民,甚至教导了几十年后人民还是不理解的所谓真理,其实只是骗人的谎言。

    邓小平的理论有什么玄妙难懂的地方?会逮老鼠的猫才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理老百姓一听就懂,从而衷心拥护。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一样,那场讨论的最后成果就是重新确立了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道理深奥吗?一点也不深奥。这个道理高明吗?也说不上有多少高明。凡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不管是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谁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意义吗?不!它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不承认这个道理的时代。

    那个时代里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某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思想,甚至是领导人的几句语录。于是在并无大旱大涝的两三年里导致几千万农民惨遭饿死的“大跃进”,应被说成是必须坚持的三面红旗,其荒诞程度比封建时代的“口含天宪”“天王圣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一个被歪曲、被遮蔽、被否定了几十年的简单道理重新树立起来,它是几十年来理论界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它使中国人民从虚假理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从充斥着假话、空话的荒谬环境中解放出来,重新实事求是地思考,脚踏实地地工作,从而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另一个简单的想法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改革开放的形式也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正因为确立了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才能决心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模式和管理制度,因为发达国家亿万人民的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模式和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反过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必然会促进人们对真理标准的思考。因为任何谬论和谎言,都只可能存在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环境。指鹿为马的谎言,只有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封闭朝廷里才可能出现。那个浑身一丝未挂的皇帝堂而皇之地当众游行,屈服于其威权的臣民们齐声赞美那件子虚乌有的新衣,但是如果这个景象通过电视转播被国境之外的人们看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出那个小孩子的真话:“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啊!”

    从表面上看,古代文史研究是一种封闭在大学或研究院围墙内的纯学术,它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相当疏远,它与真理标准的讨论似乎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原因有二,一是古代文史是一个民族发展历程的记录,那些故纸堆中蕴藏着民族的文化基因,它必然会在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现代社会生活,既包括学术文化的领域,也包括政治思想的领域,所以古代文史研究从来就是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改革都会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并不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量。二是我们曾经有过封建意识披着现代理论的外衣甚嚣尘上,某些领导人又特别喜爱从古书中寻找话语方式的现实情境,古代文史研究甚至出现过极为反常的一浪接一浪的热潮。从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70年代的批儒评法和《水浒传》讨论,古代文史的话题经常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甚至成为政治运动的代号和象征。在这种形势下,任何理论动态都会直接影响到古代文史研究,本应是寂寂寥寥的故纸堆有时竟成为万众瞩目的时髦话题。所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样对古代文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那次大讨论为界,中国的古代文史研究可以分成风格截然相反的前后两期。也就是说,故纸堆上同样反映着时代的折光。

    那么,自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发生之后,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呢?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目光限定在从1949年以后的时段,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的话,那么,真理标准讨论恰好是这个时段的中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内,这六十年都可以相当清晰地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第二个阶段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后的三十年。对于古代文史研究而言,我认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最大差异在于学界典范不同。简而言之,前一个阶段的学术典范是郭沫若,后一个阶段的典范是陈寅恪。郭、陈两人虽是同时代人,陈寅恪的逝世还在郭沫若之前,他们的生命和学术活动也都没有延伸到后一阶段,但是就整个学术界的态势和风气而言,两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正好分别主导着前后两个阶段,他们都堪称是引领一代学风的学术典范。从郭沫若到陈寅恪,这是真理标准讨论给古代文史研究界带来的最大变化。

    郭沫若和陈寅恪都成名较早,早在见过之前,两人在学术上都已经赫赫有名。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动荡,两人的学术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看准潮流,紧跟形势,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挨批判以外,他一直是古代文史研究界独领风骚的学界领袖。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文联主席的政治身份,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密关系,使得郭沫若成了学术界指点江山、一言九鼎的人物。郭沫若意气风发,顾盼自雄,不但牢牢地掌握着整个学术界的领导权,而且积极参加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从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到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再到李白、杜甫之优劣,都能听到郭沫若那高亢激昂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郭沫若在争论中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一开始,其他学者还能与郭沫若进行商榷,比如在《胡笳十八拍》的争论中,其他学者反驳郭沫若的文章还得以正常发表。郭沫若写过《蔡文姬》的剧本,他对蔡文姬这个历史人物有所偏爱,曾声称“蔡文姬就是我自己”,所以一连写了六篇文章论证《胡笳十八拍》就是蔡文姬本人的作品。但是刘大杰、谭其骧等人的反驳非常有力,比如《胡笳十八拍》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这种对仗工整、平仄和谐的七言诗句不是蔡文姬的时代所能出现的,又比如《胡笳十八拍》中写到了“陇水”等地名,明显与蔡文姬被南匈奴所掳掠前往的地点不合,等等。但是郭沫若说:“我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这样的说法怎么能服人呢?

    如果说关于《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还基本上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话,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类似的讨论就根本无法进行了。1965年,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的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文章,当然也就不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本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早在清代晚期,就有人对《兰亭序》表示怀疑,但是多数学者都承认其真实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反对郭沫若的意见就很难发表了。

    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出了反驳郭沫若的文章,却无法公开发表,只好把文章寄给章士钊,再由章士钊转给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高二适的文章才得以公开发表。这场讨论虽然持续了几个月,有不少人对此发表了意见,但显然郭沫若是占据上风的。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郭沫若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当时就得到了康生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许。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郭沫若曾在惊魂未定之际声称自己写的所有文字都应付之一炬,但事实上此时他已经成为古代文史学界硕果仅存的还可能发出声音的学者。于是1971年郭沫若对新疆新出现的伪文物“坎曼尔诗笺”的论证,1972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肆意贬毁,都成为无人对话的学术独角戏。整个学术界彻底沉默了整整十年,只有郭沫若、章士钊等一两个人的声音在荒原上回响。

    与郭沫若相反,1949年以后的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已经一落千丈。由于陈寅恪坚持的学术立场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不是郭沫若所标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简直是处处碰壁。虽然在解放初期,一些党政要员仍对陈寅恪敬礼有加,但是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朝极“左”的方向发展,而陈寅恪又不肯随波逐流,他的处境就每况愈下。比如1953年他严词拒绝进京担任中国科学院的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因为他反对“先存着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的开展,陈寅恪不但不能再给学生讲课,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学术著作也无法出版。1962年,胡乔木访问陈寅恪。陈寅恪说到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无法出版,满腹牢骚地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当即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其实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即使是胡乔木也没有回天之力来让陈寅恪的学术著作顺利出版。不但如此,陈寅恪的学术业绩也被说成是仅能占有材料而已。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郭沫若公开宣称:“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言下之意是除了材料占有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早已超越陈寅恪了。

    相传1961年,郭沫若在广州休假时带着秘书造访陈寅恪。郭沫若当场口吟一句“壬水庚金龙虎斗”,意指陈寅恪生于庚寅年(1890年),生肖属虎,五行为金;郭沫若生于壬辰年(1892年),生肖属龙,五行为水。“龙虎斗”云云当然是随口说出的戏谑之言,但言下也不无春风得意或居高临下的味道。陈寅恪当即对了一句“郭聋陈瞽马牛风”,表明自己与对方泾渭分明,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寅恪难逃厄运,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粗暴的批斗,最后极为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几年之后,郭沫若还在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陈寅恪冷嘲热讽,借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之际,反复说:“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他的疏忽与武断,真是惊人”,等等。

    总而言之,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郭沫若在学术界春风得意,如日中天。而陈寅恪则门庭冷落,默默无闻。这一热一冷,正是时代潮流在学界的反映,也是郭沫若和陈寅恪不同的处事原则和学术理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然而天道好还,及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也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于是,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他在学术界的影响逐渐销声匿迹,而陈寅恪的学术品格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推崇,他的学术著作成为学界争相研读的范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语录成为学界普遍推重的学术格言。一句话,生前寂寞的陈寅恪完全取代了郭沫若在学界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学术典范。

    那么,郭沫若和陈寅恪的学术地位的此消彼长,与1978年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原则是郭沫若与陈寅恪在学术理念上的主要差异吗?

    让我们以事实来说话。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成果斐然的。尤其是其早起的学术研究,例如甲骨文考释,以及古史探索,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毋庸置疑,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活动,常常偏离了学术自身的规律和准则,而以紧跟政治潮流为主要目标。随着政治路线的越来越左,整个思想文化界的风气也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轨道,作为学界领袖的郭沫若当然是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所以,无论学识和天分如何,郭沫若一定会违背实事求是的学术准则,一定会抛弃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后一种思想方法的基本性质就是耽于空想和罔顾事实,或只重口号而漠视实践。于是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经济上搞“大跃进”,甚至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郭沫若当然不甘落后,于是编选充满胡言乱语的《红旗歌谣》,写作《咒麻雀》那样的新诗,在文坛上留下一系列的笑柄。

    在古代文史研究中,郭沫若也有类似的表现。上面说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就是一例。1971年,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高歌猛进时,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伪造了两件文物,一件抄写着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曰“坎曼尔元和十五年(802)抄”;另一件是伪称写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名为“纥•坎曼尔”。两件伪文物其实伪造得相当拙劣,细心辨析的话不难看出其破绽。但是当时的学术界万马齐喑,个别历史学家提出的质疑根本不受重视。当时只有郭沫若称它是“无价之宝”,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两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积极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于是《坎曼尔诗笺》轰动一时,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学者揭穿,不但成为学术史上的笑话,而且使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蒙羞。我一直不相信郭沫若是由于学力不够而犯了这个错误,真实原因当是他为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以及“反修斗争”而轻率立论,甚至故作违心之论,是学术领域内趋时风气的典型例证。

    郭沫若的趋时学风的极端表现,就是留意观察某些位高权重者的态度然后立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看别人的颜色说话。《兰亭序》的真伪,本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学者完全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但是据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所说:“郭沫若撰文发起这场讨论,确实有其背景,那就是与康生、陈伯达乃至更高一级的正要的‘所见略同’。郭沫若在文章中公开引用康生的观点及其提供的五条史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在文章中公开写陈伯达向他推荐的重要史料的出处。如此等等。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国,在学术文章中如此有意识地让在世政要(而且是主管思想文化界的政要)介入原本应该与政治无涉的学术争鸣中来,多少反映出作者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康生等人对这个问题持相反的观点,郭沫若又当如何立论呢?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重提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郭沫若原来是相当尊杜的,早在1953年,他就成为成都的杜甫草堂撰联赞颂杜甫:“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到了1962年,在北京举行的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上,郭沫若又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发言,赞颂杜甫与李白是千年诗史上的一对双星。可以说,郭沫若在学术上并无扬李抑杜的观点。可是时隔九年,郭沫若忽然发表了《李白与杜甫》一书,在高度赞扬李白的同时,对杜甫极尽贬斥诋毁之能事。也就是说,他对杜甫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书出版于1971年,正处“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代,学者大多装聋作哑,整个学术界鸦雀无声。郭沫若本人也时不时地受到毛泽东的旁敲侧击,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甚至早已声称自己的一切文字都付之一炬。他怎么会忽发雅兴来重评李杜之优劣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郭沫若熟悉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于是他捷足先登,抢先撰写专著来论证毛泽东的观点,甚至不惜打自己的耳光,一改先前的尊杜态度,对杜甫大放厥词。他甚至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肆意贬毁,说那座“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破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还要气势汹汹地追问学界凭什么称杜甫为“人民诗人”。这样的学术研究,距离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太远了吗?

    与郭沫若相反,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尊崇的学术原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政治形势变得如何险恶、学术环境变得如何恶劣,陈寅恪始终立定脚跟,从不随波逐流。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纯学术,他把学术视作安身立命之本而不是谋求实利的手段,所以他绝不趋势,绝不媚俗。

    1964年,政治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陈寅恪仍然如此表达自己的信念:“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为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可见陈寅恪从不隐瞒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思想信念,他以生命的代价守护着学术的尊严,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托命之人。

    那么,陈寅恪的学术理念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初编》这部书稿早在1956年就送交出版社了,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金米贼”的词句,有伤农民起义的形象,要求陈寅恪改动或删除。陈寅恪坚决拒绝修改,否则宁可不出书,结果导致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陈寅恪为什么不肯改动“黄金米贼”这个词呢?是由于古人就是这样称呼汉末的农民起义军的,这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不能因今人的观念而随意改动。出于同样的原因,陈寅恪的全部学术研究都是绝对忠实于史实的,他的全部学术观点都是又确凿的文献依据的,绝不向壁虚构,更不会随意猜测或有意曲解。

    纵览陈寅恪的全部学术著作,无论是论述古代政治制度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还是阐述诗歌文本的《元白诗笺证稿》,都贯穿着“言必有据”“信而有徵”的学术准则。古代文史研究与现代的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不同,古代文史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或结论无法付诸实践去检验是非,但是两者的学术精神仍有想通之处,因为“言必有据”“信而有徵”等学术准则都表明我们的学术观点必须有史料依据,也就是必须符合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其实就是无数前人的实践的记录。换句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同样是金科玉律,他在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典范性的证明。陈寅恪学术著作的书名大多冠以一个“稿”字,这不仅是表示谦虚,也是表示他所得出的结论仍属于初稿的性质,一旦发现了新的史料或产生了新的阐释,他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是什么?

    三十年来,古代文史研究的典范从郭沫若变成了陈寅恪,这正是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故纸堆上反映出来的时代折光。作为一个以钻故纸堆为业的学人,我衷心祝愿中国的学术界从此归于正常,衷心祝愿使郭沫若付出了学术的尊严而成为郭沫若的环境不再重现,衷心祝愿使陈寅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成为陈寅恪的环境不再重现。天若祚我中华,应许此愿!

 

    说明:本文系作者于2008年12月8日在南京大学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收入《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莫砺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