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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文献看赋法变迁

许结

  考察以“礼法”与“技法”为标志的赋体创作论,可从历时两千年的赋论批评文献观觇其中的问题与变迁。赋体批评文献始于汉代,如司马迁论相如赋义归节俭“与《诗》之风谏何异”[1]、扬雄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2]、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等[3],主旨是“赋做什么”,重“赋用”而非“赋体”。魏晋以后如刘勰提出“曲昭文体”与“立赋大体”的思想,展开了“赋是什么”的探讨。唐宋时代“破体”之风引入程文,中唐后出现的“赋谱”、“赋格”类撰述,又明示着“赋怎么写”。
  
  如果说从魏晋时的“赋是什么”到唐宋时的“赋怎么写”标志了由明体到破体,那么,元明清三代赋论从辨体到尊体又呈示出由“赋怎么写”回归“赋做什么”,但却立足于“赋怎么写”而示范以“赋是什么”的“经典”,这就是论古赋的“祖骚宗汉”与论律赋的“尊唐尚时”。从赋论的“明体”(魏晋)、“破体”(唐宋)、“辨体”与“尊体”(元明清)的变迁反观赋“法”,汉代的“赋做什么”与唐宋的“赋怎么写”的功用性最醒目,指向礼法与技法。
  
  这可从赋体批评文献的三种变迁,作些思索与探寻。
  
  一、赋体批评文献载体的变迁
  概括地说,汉代赋论文献以“史传”为中心展开,魏晋转向“专论”与“文集”,唐宋虽多“散论”,然“赋格”的出现,成为时代表征,而元明清三代赋论多集中于“赋集”与“赋话”。
  
  载体的变迁喻示赋论主旨的转移,汉代的“史传”批评,最典型的是《史记》《汉书》所载赋文及相关评论,致用性为赋之内核,工具性乃赋之表征。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子虚》等赋本事的记述与主旨的评价,特别是为赋以“讽”的思想,包括赋家的观点[4],而传后“太史公曰”所言“《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的一段话,彰显史家评论。
  
  赋家与评者,均视赋为致用工具。又如《汉书·扬雄传》中对雄作“四赋”本旨的探寻,即“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等等[5],不仅说明赋是随侍行礼的产物,而且还表现出赋的工具性与致用性。刘师培《论文杂记》曾区分骚、赋说“《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
  
  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6],以“史”状“赋”,喻指“事物”(摹写当时社会礼制),正与以史传为中心的赋论及“赋做什么”的旨趣契合。
  
  继汉之后,魏晋南北朝的赋论文献虽有“文集”(如《文选》)与“赋集”(皆亡佚),然述其要,则在有关赋体之“专论”的出现。章太炎曾评“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7],其推崇魏晋“论”体文章,于赋文献亦可证。就专论如刘勰《诠赋》而言,自是赋论佳构,而这一时期的其他赋论文献,同样表现出专题化倾向。如葛洪《抱朴子》中的《钧世篇》、萧绎的《金楼子》的《立言篇》、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均表现出“子书”与“史著”的专论化;曹植的《与杨祖德书》、杨修的《答临淄侯笺》、陆云《与兄平原书》、萧纲的《与湘东王书》以及左思的《三都赋序》、陆机的《遂志赋序》等,又是“书信”与“序文”的专论化。以刘勰《诠赋》为例,论者除综会前人“六义之一”、“登高能赋”、“赋者,铺也”众说,尤在“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一段言说[8],意主明体,转向“赋是什么”的探讨。
  
  唐宋赋论多散见于史书、文集、笔记以及诗话、文话中,涉及面广,却未成系统,相比之下,“赋格”类专书的出现,虽只是配合科举考赋以示津筏,但文献的专书性与独立性却具理论开新意义。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仲素《赋枢》、范传正《赋诀》、浩虚舟《赋门》三种[9],《宋史·艺文志》著录唐宋“赋格”九种,补益有白行简《赋要》、纥干俞《赋格》、和凝《赋格》、毛友《左传类对赋》、马偁《赋门鱼钥》与吴处厚《赋评》[10]。从传世的唐无名氏《赋谱》与南宋郑起潜的《声律关键》[11],观其所示,无论《赋谱》对唐代考试律赋之句法、结构、用韵、题目及虚实体势的探讨,还是《声律关键》的“五诀”(“认题”、“命意”、“择事”、“琢句”、“压韵”),以闱场赋实用的“赋怎么写”所昭示的赋体批评的变迁,已成溢射涵盖之势。
  
  赋论到元明清三代,形式博杂,内容丰富,各类批评,囊括并包,然于中择要,则在三朝赋集的大量编纂及清代赋话的独立。区别而论,元明两朝赋集编纂以复古为标志,而元人赋集的历史动因是惩于唐宋金三代科考律赋,并针对闱场律赋“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12]的弊端展开批评,从而兴起编纂古赋以拯时弊的风气;明人则多以文人古赋创作为主,其中内含了《文选》学复兴的意义。与之不同,清代赋集可分总集、专集与选集,选集又具通史、断代、主题、地域、文人团体、馆阁专辑诸端,以体类分者又或取古赋(如王芑孙辑《古赋识小录》、梁夔谱辑《古赋首选》),或取律赋(如周嘉猷等辑《律赋衡裁》[13]、潘世恩辑《律赋正宗》、朱一飞辑《律赋拣金录》)。如果说赋集重选“文”以喻“法”,清人赋话则因“事”以明“法”,虽以讨论律赋为主,却也兼及古体,在“原古”、“尊唐”与“尚时”的批评中树立经典范式。
  
  二、赋论“体类”批评的变迁
  古人论诗与赋之“体”多有不同,如诗有“江西诗派”之体,有杨万里的“诚斋体”,而赋则没有,这主要因为诗自魏晋以后渐趋向文人化与个性化,而赋虽也有着由宫廷向文士的变移,但囿于长期的“献赋”与“考赋”传统,受制于国家制度尤为明显。因此,赋的“体类”划分先以“诸家”,自《汉志》的“屈原赋”、“荀卿赋”、“陆贾赋”到刘勰《诠赋》列举战国与两汉“十家”及魏晋“六家”,然前重“家数”后为“名家”,已有变化。故又划分“结构”,如刘勰《诠赋》所述“鸿裁之寰域”与“小制之区畛”,兼明汉晋宫廷呈献巨制与文士抒写小篇,后人承续其义,如清初王之绩《铁立文起》论《大赋》谓“博极群书,方得选材豪富;拓开万古,方得标旨空旷;多设问难,方得变化开合之法”;论《小赋》则谓“机敏才捷,思巧文妍”[14]。
  
  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语言特征与体系[15],辞赋是一种修辞艺术,所以通过语言形式的划分,实为自唐以后论赋“体类”的主流,诚如王芑孙云:“自唐以前无古赋、排赋、律赋、文赋之名,今既灿陈,不得不假此分目。”[16]尽管元人祝尧编《古赋辩体》分立“楚辞体”(战国)、“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貌似朝代划分,实则还是对应“骚”“散”“骈”“律”“文”的语言形式,如谓:“唐之一代古赋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尔,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诗为古赋者,或以四六句之联为古赋者,不知五七言之诗、四六句之联果古赋之体乎?”[17]论“古”之间,已明示唐“律”为一代赋例。这种以语言形式的划分,同样喻示了变迁,如清人王敬禧《复小斋赋话跋》云:
  赋缘六义而实兼之,昔人分为四体。然骚体矫厉而为古,古体整炼而为律,律体流转而为文,势有所趋,理实一贯。其中抽秘骋妍,侔色揣称,使人有程序可稽,工拙立见者,自在律赋。所为气度之厚,神思之远,古今无异致也。[18]
  
  “四体”指的是“骚体”、“古体”、“律体”与“文体”,其间以“矫厉”而变骚为古,以“整炼”而变古为律,以“流转”而变律为文,既明赋体因时序的变移,又从风格与技法探寻赋体之变的原因。与之不同,吴晓岚则认为:
  赋体有四:曰古赋,曰排赋,曰文赋,曰律赋是也。古赋源于《离骚》,盛于魏汉,六朝、三唐亦有之。排赋始于六朝,盛于子山,唐宋以后亦有之。文赋始于唐,盛于宋,前明亦有仿之者……律赋始于唐,沿于今,凡试场、馆课所谓时赋者皆是。谓之律者,格律其谨严,意取其精切,造语取其研炼,属对取其工丽,如诗中之有律体也。[19]
  
  “四体”又指“古赋”、“排赋”、“文赋”与“律赋”,其中于律体的界说如对“格律”、“造语”、“属对”的要求,亦切体而精到。只是比较两则文字,有两点不同:一是前者别立“骚体”,后者以“骚”、“汉”合而为古体;二是前者以“俳”合于律体,后者别立“排”(俳)体。合而观之,有了“四体”变“两体”的批评趋向。清初陆葇编《历朝赋格》,以“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的视域对待赋史[20],其中“古”“律”,正昭示赋论变迁中汉大赋与唐律赋的两大聚焦点。
  
  三、对赋体修辞本质认知的变迁
  赋异于他体,要在铺陈词藻,最重章句与修辞。然而,汉人评赋多谓“虚辞滥说”,在认定赋体重词章的同时,无不以贬斥态度对待,这正是汉人赋用论的特征。扬雄反对赋词“丽淫”,与其“女有色,书亦有色乎”之问与“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之答相埒[21],其类同《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夏四月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代表了当时重礼义而轻文词的思想。
  
  魏晋后赋论重体,对赋的词章转向容受与赞述,如葛洪以汉大赋创作为主比较诗、赋:
  《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22]
  
  刘勰论丽辞偶意倡导“四对”之法: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23]
  
  崇盛“丽辞”,追述汉赋,而论“丽辞”之体的“四对”法,也多以赋作为例。
  
  正由此转折,使唐宋时期的闱场赋格强调声律、用字、句法、段落、篇章的技术化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赋体修辞艺术具象化的体现。这种修辞技法落实于律赋批评,如余丙照《赋学指南》“论炼局”:
  认题既真,必先炼局。局贵活不贵板,贵紧不贵宽,贵曲不贵直,总宜相题立格,如长题有截做法,有串做法,扇题有分疏法,有交互法,古题有叙在题前法,有述在题后法,时题有因时制宜法,有援古证今法。至短题则宜于中三韵,另立柱头,有溯古法,有写景法,而题系比拟者,尤宜处处双关夹写,抉出题眼,以见本领。[24]
  
  用于古赋批评,则如陈绎曾《文筌》论“汉赋法”云:
  汉赋之法,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先将题目中合说事物一一依次铺陈,时默在心,便立间架,构意绪,收材料,措文辞。布置得所,则间架明朗;思索巧妙,则意绪深稳;博览慎择,则材料详备;锻炼圆洁,则文辞典雅。[25]
  
  如此以技法论汉赋,既是对闱场律赋批评技术化的接受,又回应了前人有关赋体修辞本质的认知,且勘进于汉人论赋重礼“义”而轻礼“法”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73页。
  [2]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9页。
  [3]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页。
  [4]刘知几《史通》卷16《杂说上第七》谓:“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
  [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22、3535、3541、3557页。
  [6]刘师培著、舒芜校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1页。
  [7]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6页。
  [9]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6页。
  [10]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09、5410页。
  [11]佚名撰、张伯伟校考:《赋谱》,《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4、555页。郑起潜:《声律关键》,阮元辑:《宛委别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赵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序》,任道斌编校:《赵孟頫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13]周嘉猷、周鉁辑、汤聘鉴定:《律赋衡裁》(又名《历朝赋衡裁》),清乾隆25年瀛经堂藏板。
  [14]王之绩:《铁立文起·前编》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第324页。
  [15]参见胡裕树、宗廷虎:《修辞学与语体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16]王芑孙:《读赋卮言·小赋》,王冠辑:《赋话广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册,第325—328页。
  [17]祝尧:《古赋辩体》卷7《唐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801、802页。
  [18]浦铣撰、何新文等校证:《历代赋话校证》附《复小斋赋话》卷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9页。
  [19]徐承采:《赋法梯程》附吴晓岚《论赋十四则》,清末春晖草堂费氏抄本。
  [20]陆葇评选、沈季友等辑校:《历朝赋格》卷首《凡例》,康熙25年刻本。
  [2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第57页。
  [22]葛洪:《抱朴子·外篇·钧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8册,第155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88、589页。
  [24]余丙照撰:《增补赋学指南》卷11《论炼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5册,第367、368页。
  [25]陈绎曾:《文筌·汉赋谱》,王冠辑:《赋话广聚》,第1册,第364、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