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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这么说——读《〈繁花〉语言札记》

魏钢强

  
  金宇澄的《繁花》,“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沈家煊的《〈繁花〉语言札记》,十数个小专题掰开揉碎就讲一个道理——话是这么说,中国话(汉语)就是这么说。
  说哪里话
  沈家煊说,“《繁花》的语言,明显是一种混合的上海普通话”,“上海普通话,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实际存在于生活之中,不是人造的”。《繁花》一开篇,说的就是这种混合的、实际存在的话: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
  同是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人物语言是这样的:“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两下比较,可以看出《繁花》普通话“读改”的成功。《〈繁花〉语言札记》归纳其方法,“大致的原则是,虚词宜改就改,实词能留就留”。
  《繁花》行文全用上海普通话。但叙述语言是说给读者听的,人物语言是人物说给人物听的。作者注意这种区分,成就了《繁花》的“雅俗同体”。引文中的“低鬟一笑”,就是叙述的语言。
  长话短说
  《繁花》的语言特色,《〈繁花〉语言札记》认为“一是方言腔、沪语腔,一是话本腔、说书腔”。跟“话本腔”对立的是翻译腔,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跟西语比,汉语总是长话短说。
  《〈繁花〉语言札记》取样统计,《繁花》的句长,平均每句5个字。其中7字以上的句子只占12%,超过10字的句子极少。“正因为行文中大多是字数不多的短句并置,大致等长,节奏感就强。”例如:“金妹穿无袖汗衫,端菜进来,颈口流汗,一双藕臂,两腋湿透”,“我娘有气无力,闷声不响,拿起衣裳,看我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或许自古以来,话就这么说。《论语》为语录体,口气是这样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有人统计,“不响”在《繁花》中超过1500例。《〈繁花〉语言札记》指出,“语言学家分析会话,早发现‘话轮’之间超过一定时长的沉默或者间隙,都传递意义。对这个沉默或间隙的叙述也就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繁花》充分利用这一点,对话中频繁使用‘某某不响’……”
  话说短长
  《繁花》的标点简单,只用逗号句号,不用引号问号。沈家煊分析其合理性,指出汉语的“句子”就是两头有停顿的一截话,用逗号还是句号全凭停顿长短和语气。语气没有终结,就用逗号,停顿短一些;语气终结了,就用句号,停顿长一些。吕叔湘说:“汉语口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连。”
  沈家煊不惜篇幅,从《繁花》抄录了三段一逗到底的行文,分别为47逗、49逗和65逗,特别申明“那些一定要在汉语里也像印欧语那样区分单句和复句的人,可以参考”。
  跟一逗到底相反的情形,是频繁用句号。这些句号,还都不能随便换成逗号。例如:
  雪芝说,就看阿宝讲啥了。阿宝说,讲啥。雪芝笑起来。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雪芝笑笑。
  沈家煊说,“这段话把阿宝和雪芝互有好感,谈话略显迟滞、延顿的情形表现得很充分”。这段话里,9个“说”7个“讲”:叙述语言用“说”,照顾听众(读者);人物语言用“讲”,记录实际。两下绝不相混,可以看到《繁花》作者对作品语言的自觉经营和调度。
  听话听声
  继续说标点。汉字兼表音义,标点表达停顿和语气,都是听话听声的需要。传统标点只有句和读,《繁花》不用引号问号,自有道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疑问和陈述,许多情况下是模糊的,听不出来的。《繁花》开头,“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沪生的话,感叹还是询问,可以听不出来,或许沪生根本就没想让人听出来。改用问号,本来模糊的明确了,意味全无。
  标点的使用最忌烦琐和累赘。《现代汉语词典》词条的行文当中,“也作某某”“也叫某某”“也说某某”,“某某”就一律不加引号。
  新式标点从西方引进,但西方人未必刻板应用。德国童书《本爱安娜》,译成中文2.6万字,引号530对,平均50个汉字就一对引号。再看德文原书,一个引号都没有。作家程玮做的翻译,她说:“我翻译时没有一秒钟的纠结。”也就是说原文不用引号,表达上没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繁花》也没有用引号,读者阅读时同样“没有一秒钟的纠结”。
  话里有话
  话语的衔接,挑话头和接话头,讲究的是话里要有话。《〈繁花〉语言札记》指出,汉语的语篇,一个小句既是对前一个话题的说明,又同时是后一个说明的话题,形成所谓“话题链”。沈家煊认为,话题链有两种链接情形,第一种叫“兼用型”,还有一种叫“套叠型”。兼用型如:小菜蛮多,今朝庆祝啥呢,国民党生日。当中的小句“今朝庆祝啥呢”兼为说明和话题。套叠型如: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从“上海人聪明”开始,一层说明辟出一个新的话题,层层套叠。沈家煊说,语篇的“话题链”不外乎这两种情形,有的是这两种情形的混合和变通,汉语自古就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单句的构造原理,跟语篇的话题链是一致的。通常说的“兼语句”就属于“兼用型”。
  理解“话题链”,打通句与句群(段、篇)的关系,不光在语言学研究上有意义,对一般写作,特别对文字翻译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处理翻译文字,编辑最头疼的就是不“顺”:单独看每句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就别扭。杨绛先生因此说,“略有经验的译者都会感到西方语言和汉语行文顺逆不同”,原文冗长的复句,需要认明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所谓“重新组合”,就是要建立符合汉语表达逻辑的话题链。
  真不像话
  从印欧语的眼光看,汉语的表达简直“不像话”。汉语用停顿界定的“句子”,有的没有主语,有的没有谓语,赵元任称之为“零句”,认为主谓齐全的整句,是言者“有意经营的”。汉语对话叙事都以“零句”为根本,沈家煊说,“它的多样性超出语法学家的想象”,下面例子里头的零句,“要是用印欧语的眼光看,无论如何是不成‘句’的”: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体。|沪生原来呢,还算正派,现在也学坏了。|你们俩最近,情况还好吗。|我现在,只想回乡下一趟。|让阿妹预先,也有个准备。|这我到底,啦(哪)能办呢。|夫妻大概,也真是天天吵。|我恐怕,撑不牢了。|就算我,老酒吃多了。|但我总算呢,又要做娘了。
  沈家煊强调,汉语是一种“尊重读者智力”的语言,小句和小句,形式上是简单的“并置”,“不用连词、少用连词,连接的意思靠现场推导,尽管有语法学家指责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这仍然是老百姓乐意采用的口头表达方式,人人都懂,人人都会”。
  因为“并置”,所以“意合”。杨绛谈翻译技巧,特别强调“洗练全文”,也主张不用连词,靠并置意合。如“他们都到伦敦去了;我没有和他们同到那里去,因为我头晕”,分号后面的部分可直接改为“我头晕,没去”,认为“语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很明确,上文说过的话,下文也不再重复”。
  都是好话
  强调方言、口语存在的合理,并非否定通语、文言(书面语)表达的优势。运用得当,两者都是好话。口语的长处是活泼,书面语的优势是谨严。
  赵元任在台湾大学演讲《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一些问题》,题目里头的“跟跟”引起疑问。这次演讲的记录后来出版(书名《语言问题》),作者在序里特别提到,当晚有报馆一再打电话询问“跟跟”的意义,说那家报纸“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我跟年轻编辑交流常说到这段,提醒对书稿不明白的地方至少问三遍。其实这种误会,书面语不难避免。
  赵元任的演讲成文,是完全照说话的口气记录的。如果书面些,比方说写作“语言学和同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了。
  旧话重提
  关于文学和语言,许多年前吕叔湘曾经说过:“开口生活,闭口意识形态,却不讲语言。这种文艺批评是片面的。”“我们古人讲文艺作品,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这方面非常忽略,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这种状况,或许因为学科壁垒。
  前些时读到一篇专访,陈晓明谈中文系内部的专业划分。他倾向于学科融合,这一意见表明了学科现状:“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密不可分,而“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不相往来。这其实难怪,“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其学科差异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不同。
  所以,语言学家关注并解读时下文学作品的语言尤为难得。《〈繁花〉语言札记》以《繁花》为语言样本,大量列举容易被忽略的语言事实,从多个角度用新鲜的话语揭示了汉语的本质特征。
  沈家煊的灼见不仅是语言研究的成果,相信对文学创作、翻译、评论以及一般文字工作也都有参考借鉴价值。全书篇幅短小,举例精当,说理透彻,非常适合非语言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