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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人物——宋潇凌笔下的人物形象品质

张陵

  2017年,有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一些重要的文学选刊也纷纷转载,向社会读者推荐。这就是作家宋潇凌的《温凉的时光刀》。对一位正在展现自己创作实力的作家来说,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以来并不多见。
  小说看上去有些散文化,但故事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一位贫穷山村的百岁老人,从她终于体力不支的时候开始,就被儿孙当作“累赘”来对待。儿孙们以为她不久于人世,可她偏偏活过了百岁。她自己熬日子不要紧,却把儿孙们熬疯了,熬变态了,像仇人一样,恨得咬牙切齿。虽然她一如既往爱着自己的家人,但家人们则把生活中的困难与不幸都归咎于老人活得太长了而天天诅咒她,巴不得她赶快死掉。孩子们把她扔在黑屋里,不定期送点吃的,任其自生自灭,直到有一天,百岁老人与村里一个傻子合作,把自己挂到了树上,结束了自己历经百年沧桑的生命,才终于摆脱了儿孙们的诅咒。儿孙们都松了一口气,摇身一变,都开始准备成为“孝子”了。
  小说大概要探讨一种永恒的“人性”——没有老人嫌弃子女,只有子女嫌弃老人。一代一代的人都在沿着这个无私与自私,奉献与索取交替的模式,展开自己的人生。这个理念并不算深奥,也没有多大的思想冲击力,却能让人为之一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生计奔波,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是很少思考感受这种基本关系的。因此,这是作家的一个发现。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发现了人性阴冷残酷的一面,这也是作品打动人心之处,应该说,我们的“人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久没有被像《温凉的时光刀》这样的作品触动了。
  仔细一读,我们不难发现,老人的无私与儿女们的自私这种关系,如果把思路向社会道德深处延伸,就不完全是单纯的“人性”,也不是一般的“人性”描写,而是把“人性”放置于具体的社会生态中考量,拆射出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层面道德危机。面对“奶奶”,所有的人,不论是无知的人,还是文化人,都在找各种理由,无理的或堂皇的,人性的或法律的理由来逃避应该担当的社会和道德的责任。这是人性的进步,还是人性的堕落?我们必须有判断,必须有倾向。小说通过这样一个乡村故事,揭示出这种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观的迷失和损害,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主题的力道。
  可以说,小说的思想“力道”体现在“奶奶”形象的塑造。小说发现或提供一种生活理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写出生动的人物,塑造内涵丰厚的人物形象。这个“把眼泪当糖吃”的农村妇女,一生历经无数的磨难,连手指也只剩下一半,却把八个孩子养育成人,让他们娶妻生子,组成了一个大家族。就算后来失去劳动能力,她仍坚强而从容地缩在一间小黑屋里,孤独地忍受着后代的污辱与虐待好多年,以顽强的生命力,完成了百岁的人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她就像一面镜子,把当今社会的自私、残忍、无情和虚弱等丑态照得清清楚楚,无处可逃。她像个弱者,随波逐流。其实很强大,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活得明明白白,连自己的生命终点,都由自己从容安排。这种控制力,只有看尽世间人情世故的她才能掌握。这个形象,和我们通常读到的“奶奶”形象不一样,它带领我们进入更广阔的思想空间。有了这个人物,小说的主题内涵就结实了,有底气了。
  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孙子田原。这条叙事线,保留了小说的亮色和暖意。他把视角从“奶奶”的小屋子扩展到了山野田间,转向树林小河,天空和云彩。这里的一草一木,哪怕是一棵普通的葳蕤,都有着“奶奶”的影子,都是“奶奶”讲述的故事。草丛中的山鸡,飞过的鸟儿,仿佛都在传递着“奶奶”的声音。山风吹过,都带着“奶奶”的气息。这种细腻而多情甚至多少有些拟人化的描写,实际上是作家的情感和情怀不知不觉就介入了、投放了,也就“散文化”了、抒情化了。一方面,反思和自省,给不知敬畏还自以为是的当代人多少留点面子。另一方面,则冲淡了小说沉重如铅的道德主题,显示出浪漫情怀的弹性张力。原本小说叙事应该尽量控制作家的情绪,而在这里,放任展开一些情感却有不同凡响的收效,有一种艺术表现上的新意。其实,这也是人物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奶奶”强大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就在家乡这座山上,在这片土地里。我们当代人看似什么都有,就因没有“奶奶”脚下的土地山川,也就什么都没有。
  同时,这篇小说对人类终极宿命的探讨:生而为人,获而一无所获,则上升到哲学思辨的宽广空间。好小说就是这样,让人回味。
  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作家必须要有生活的积累与体验,也必须有思想和艺术的充分准备。我们自然会注意到宋潇凌以往的小说创作经历。事实上,她用了很多时间,要去努力探求城市生活当中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要写出她们在处理两性关系时内心的矛盾与彷徨。可以说,她的小说创作,就是从主要处理这类题材开始的。在她不久前出版的小说集《笑相逢》里,我们读到《毒疗》《我又不是没有爱过》《中途下车》《非常接近爱情》《笑相逢》《据说与水有关》等作品,可以发现作家生活的聚焦点,也可以看到她笔下人物的特点。
  以这个时期代表性作品《笑相逢》为例。记者出身的城市女性荣灯信奉“没有爱,毋宁死”,当其与男作家林深相遇后,不顾一切投身这场爱情盛宴。女人战战兢兢,曲意承欢,谋生亦谋爱;男人若即若离,不作为,不承担,不许诺。原来林深的花式太极拳打得诡秘洒脱,皆因有另外的女人秘密潜伏。直到荣灯发现林深的另外一个情人,就是自己亲密的部下,一个冒名为丁之恩的女人。于是背叛、伤害、绝望,爱之大厦坍塌。当万箭穿心已成习惯,这些经过洗礼的女性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在废墟上重建,成为作品所呈现的重要精神意义所在!
  这部小说显然和无数的当代两性题材的作品一样,都在探讨在人与人失去基本信任的男性文化生态里,爱情所面对的困惑与危机。而女性,无论表现得多么自在、坚强、独立,甚至霸气,最终都是弱者和受害者。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怪圈。小说着力打造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但耀眼的光彩却被相对次要的人物——丁之恩夺走了。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不断地钻法律和社会的空子,不受一般道德规则的过度约束,在城市里讨生活,改变着自己艰难曲折的命运。这种人物的内涵比较充实,给作品带出了地气与新意。我们已经注意,作家的笔触不打算局限在两性关系上,而更愿意伸向社会生活更有世俗气息更有普通人文化的领域。小说安排了女主人公卷进一场媒体经营的阴谋里成为牺牲者的情节,可能是有意要增加这类作品的社会容量。这个努力透露出作家对新的生活现实发生兴趣的信息。
  如果宋潇凌一直处理这样的题材,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城市文学作家。当代的“城市文学”的模式已经很清晰,越来越走向时尚消费,越来越走向类型化。这种文学意识支持产生这个模式的优秀作品,但不支持突破模式的创新作品。一个作家,如果在这种模式下逗留过久,会在思想艺术上止步不前。好在宋潇凌强烈意识到走出这个模式局限的重要性并不断尝试打破它。
  在这本集子里,异峰突起般地出现了《大风来兮》这样的作品,标志着她的突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打开了提升作品品质的空间。作家第一次触及乡村题材并且突现了这个题材潜在的最深刻的“三农”主题。为了引资,人们必须把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乡村改造成能满足外资需要的平台。于是大规模的拆迁开始了,搞得鸡犬不宁,生态破坏,农民不堪其苦。作家没有局限于乡风民俗的诗意,而是变换了“城市文学”的“自我”视角,以写“他者”的姿态,试图写出真实的乡村生活,揭示乡村生活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关系,从而展现出时代风云与人物个体的命运。
  我们可能有一点担心,一个更熟悉城市情感题材的作家,能否深刻把握严峻的农村现实的本质。当作品出现了唐老鸭镇长这个人物时,所有的担心都没有必要了。这个患有严重糖尿病的镇长,一方面靠打针控制血糖,来接待各路客人,狂吃狂喝,一方面又凶神恶煞地用尽手段逼农民拆迁,但当龙卷风袭来,村庄遭到严重破坏时,他又勇于承担起责任,奋不顾身抢救人民生命财产,死于非命。这个看似性格多面个性鲜明的人物,真实反映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真实生活状态,集中了农村现实的矛盾冲突于一身,典型地概括出真实生活的本质,折射出“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和急迫感,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开创生活的历史进程中的艰辛与痛苦。唐老鸭镇长虽是一个世俗人物形象,但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质与作家以往小说中的人物品质形成鲜明对比,作品的视野格局与思想境界也和以往完全不同,有焕然一新之感。这是宋潇凌走到更广阔的天地,最初思考真实的社会问题的力作,是她人物形象塑造能力与水平突破性提高的一个转折点。
  改变了“自我”,站到了“他者”立场,才会有《温凉的时光刀》。小说发挥了作家写情感的优势,又在以往并不熟悉的农村生活里终于找到了她最熟悉的人物,就是这个“奶奶”。这个受尽生活磨难的老人,看上去是个弱者,但她掌握自己命运的从容与笃定无人可比,是真实的强者。实际上,“奶奶”身上充盈的“哲理”气场,使宋潇凌笔下的人物形象品质大大提升,出现了创新的气象。较之以往的作品,《温凉的时光刀》显得更自如,更完整,更成熟,更有新意,必然受到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