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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谈枕边书

刘跃进
内容提要 读书应该有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在不同的读书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范围。无论何种方法,成功学者有其学术共性,都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中华读书报从大学到博士,读书期间您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

    刘跃进:我在《从师记》等系列散文中写到,我心目中的老师范围很广,影响也深浅不同。1974年,我近水楼台,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尘封的资料室中借阅到顾肇仓编《白居易诗选》。那是我第一次读古诗。白居易十六岁写的《望月有感》让我莫名感动。我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苦难经历,但白诗中的“共望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两句,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年我也刚好十六岁,母亲和妹妹还在河南“五七干校”锻炼,父亲先期回到北京,筛选可以重印的书籍,为恢复出版业务做准备。我们一家分别南北,共望明月,与白诗所写的情境相近,产生了共鸣。

    1977年底考入南开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古代文学。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教书,我是第一批学生。1980年,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我是第一批读者。从那时起,古代文学的种子播入心田。1981年,罗宗强先生指导我做学年论文,初步了解到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1984年,我负笈南下,追随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读书,知道了“工夫在诗外”的道理。1988年,我又考入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门下,进入中古文学的专业领域。十余年的南北求学,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感动。老师们的人生阅历和研究著作,让我领悟到古典诗歌的深邃所在,让我感受到学术研究的尊严所在,让我体验到人生奋斗的价值所在。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学问人生,您一定有自己的读书方法吧?

    刘跃进:读书应该有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可一概而论。我最初读书囫囵吞枣,贪多求快。久而久之,我发现读了很多书,忘得比读得还快。很多书,最多记住书名,有的连书名都记不牢。后来,听老师建议,学作读书卡片,效果依然不理想。我关注的问题,通常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我的卡片还没有积累多少,相关论文已如雨后春笋,涉及的资料既多且精。回头看看自己积累的这些卡片,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记卡片这件事也放下了。如何解决随读随忘的问题呢?我逐渐从前辈学者的经验中寻找到一些答案。有一种读书方法叫开卷有得。譬如钱锺书《管锥编》论及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著作,都是文史专业要读的基本典籍。《管锥编》所涉及的问题却非常广泛,旁征博引,眼花缭乱。《顾颉刚读书笔记》十七册也是这样的读书笔记。这里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另外一种读书方法叫含而不露。譬如陈寅恪先生读书很多,往往深藏不露,所用的材料多寻常可见,讨论的问题也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较大的辐射性。这是把书读活了,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探源求本。譬如陈垣的研究,强调对资料的史源学考订,原原本本,务求穷尽。《陈垣史源学杂文》对此有精到的论述。而我最欣赏的是集腋成裘式的读书方法。譬如严耕望的研究,通常从资料长编做起。《治史三书》浓缩了他的治学体会和经验。无论何种方法,成功学者有其学术共性,都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中华读书报陪伴您时间最久、或一直陪伴您的书有哪些?

    刘跃进:在不同的读书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范围。鲁迅的著作伴我最久。我中学就开始读鲁迅,那时,鲁迅的著作多是单行本,或者选本。我购买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是1981年版的。每卷单独标价,最便宜的是第2册,1.80元。最贵的是第14册,2.95元。全套书近40元,几乎花去我一个月的工资。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鲁迅的作品,常读常新。

进入学术领域后,正史中的前四史伴我时间最久。再扩大一点,还有南朝五史和北朝四史。《资治通鉴》也是不断翻阅的史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离不开这些基本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资料的取舍。胡三省的注,辑录了大量的史料,或增补,或辩讹,发覆决疑,追踪蹑迹,极富启发,不可或缺。

    中华读书报给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撑的书,您认为有哪些?

    刘跃进:古代作家是陶渊明和杜甫。1979年春天,听叶嘉莹先生讲陶渊明,听王双启先生讲杜甫,很有感触,但还是觉得他们的喜怒哀乐离我比较远。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我与赵立生老师多有接触,知道他经历坎坷,原本是北京大学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掏大粪,蹬三轮车,遭人白眼。他说,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就是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突然意识到,古典诗歌不仅仅属于古代,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从前贤中寻求异代知己,平抚失落的心灵。杜甫飘泊西南,穷愁潦倒,回首一生的理想,已化作一片乌有。他不禁联想到宋玉的遭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前贤的遭遇中领略到生命零落的悲哀,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韧性与强大,这是杜甫的精神源泉。我们今天读陶渊明、读杜甫,原本遥不可及,仔细想想,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不过所处时代不同而已。他们所以伟大,是他们坚守一种精神信念,不论境遇如何,从不放弃。陶渊明说:“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看似平淡,龚自珍却说陶诗中有“二分梁甫一分骚。”杜甫自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种信念,来源于历史,来源于时代,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生。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刘跃进: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更好的读书方法,也不知道如何确立学术方向,非常苦恼。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打开了我的学术眼界,让我看到中国学术的根本所在。现在,这类出版物很多,只是停留在书目介绍的层面,很少独到见解。张舜徽先生的著作,说到会心处,掩抑不住的激情似乎要喷薄而出,让人恨不十年读书。后来,读到张先生的《清人别集叙录》《清人笔记条辨》以及《壮议轩日记》等,我找到了答案。《壮议轩日记》是张先生1942年至1947年间的读书笔记,那年,他才三十出头,阅读了大量的清人别集笔记,多有摘录,并记下心得。他的《中国文献学》,可谓厚积薄发,自出机杼,冥心独造,所以亲切感人。近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舜徽集》,版式疏朗,校订精审。我把先前购买的十多种张先生的著作,转送他人,唯有这本《中国文献学》,舍不得出手,书中有我的涂画和笔记,承载了阅读时的激动心绪。其实,初版书的印制并不理想,墨迹很淡。多年的翻阅,书也快散了架,但我依然珍惜如初。

    中华读书报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

    刘跃进:我会推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诗经》《楚辞》《文选》等书和陶渊明、杜甫的诗。

    我还会推荐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名作。我书桌旁边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很多近现代著名学者的学术论著。小有得意的时候,看看他们的作品,就会自惭形秽;偶有失意的时候,摊开他们的著作,又会力量满满。《沧浪诗话》说,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名家名著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教人向上一路。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刘跃进:探索未知,汲取智慧,是读书治学的最大动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出土文献的增加,阅读已不再是困难的事情。如何在新资料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学术生机,确实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用功去实践。用功是前提,是基础,用心是关键,只有用心,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的研究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开展创造性研究。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刘跃进:如果是三种,我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如果是三本,我会选《老子》《野草》,再选一本英汉词典。

    《老子》五千言,主张无为无不为,以静制动,以退为攻,看似平和内敛,暗含权谋变诈,让对手不知不觉地进入牢笼,突然陷入灭顶之灾。《老子》一书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野草》篇幅也不长,不仅文字优美,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翻滚着时代的波澜,蕴含着作者压抑不住的绝望和反抗的精神。

    我从大学时开始学英文,总是不得要领,没有学好。回想起来,可能是过于功利,缺乏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会转变心态,从容不迫,当作一种文化来学习,也许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