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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时代 新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综述

孙少华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共有十四位专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主持,他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发达,必将深刻地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而八十年则是“集体记忆”的边界值。因此,今天我们站在四十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不断探索其历史、现实价值与学科定位,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石昌渝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改革开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认识误区,使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詹福瑞教授(国家图书馆)认为,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改革开放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他反对试图脱离社会、不顾人生的文学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回到了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态,不仅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从此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郭英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今天的海外学者“阅读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刘勇强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从文学内部的原因看,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廖可斌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将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与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刘宁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以八九十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第二,古代文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和成熟,学科地位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并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推陈出新。

陶文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创新、古今贯通、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吴世昌先生在红学、词学、诗学、经学、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就是不断创新,开辟新路;吴世昌、章培恒在古代文学的古今贯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王国维、朱光潜、钱锺书、程千帆、叶嘉莹等先生都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理论命题。葛晓音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开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顺利完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代际交替,而且研究领域的广度得到极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极大的更新,甚至对海外学术成果和各种新理论的吸收,也从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与选题上,都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事实上,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从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实际出发,在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评价作品,寻求文学发展的真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转化。宏观必须以微观、专精为基础,微观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各种联系中去把握个别。左东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就是“成熟”,并从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的“成熟”特质予以解释: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文化重建的现实使命;二是学术规范体系逐渐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趋均衡与立体化;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刘跃进研究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十年来的成就:一是研究队伍空前扩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学术研究后继有人;二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四是学术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五是学术研究重点更加明确,初步确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研究目标。他还认为,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对“中华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理论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刘勇强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杜桂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结合古代戏曲文学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戏曲文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二、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三、中国戏曲理论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已经进入当下的理性思考阶段。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的迅猛发展,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二是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问题。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时刻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途径。对此,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关系的过度疏离,或者过度否定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可能会使古代文学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会导致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最终会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从而导致古代文学研究的日益边缘化。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詹福瑞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追寻文学的真实轨迹,勾勒其发展演进脉络,发现规律,以此为依据解释中国古代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它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性质仍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赵敏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当前对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存在误区,影响到对文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刘跃进研究员认为,“学科”与“学术话语”问题,是当下最为关注的两个话题。刘勇强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近十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最近将经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学接轨的“中国古典学”,会对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又一轮挤压。刘宁研究员认为,古典文学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与研究选题问题。陶文鹏研究员指出,近年来,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复是一个需要切实注意解决的问题。左东岭教授认为,虽然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成熟”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刘跃进研究员指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新材料的发现与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强调新材料,忽略传统学术,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强调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必要,但这种回归也隐含着某种危机,长此以往,必将弱化对文学理论探寻的兴趣,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对当下戏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黄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继乏力、戏曲理论与实践的“两张皮”、文献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疏离等问题提出思考,认为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制度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刘宁研究员认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应该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并用这种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另外,她还认为,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氛围。

三、未来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展望。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对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刘勇强教授认为,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赵敏俐教授认为,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并在学理上有更加坚实的立足点。同时,要加强人文关怀,充分认识到“文学”的学科存在价值和意义,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让文学研究承担起人文学科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问题。针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陶文鹏研究员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继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因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善于发现与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还必须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会贯通;最后,要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这对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守正出新”。刘跃进研究员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归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两个方面),文学史书写上要构建以中国多民族文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学”思想体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献实证为主、但不废弃必要的理论探索。刘勇强教授重申了“发现性研究”的重要作用,总结了这种研究方法在调整文学史的座标体系、对文本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方面理论意义。杜桂萍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曾拉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当下的戏曲研究也应该“让思想冲破牢笼”。刘石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指出,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献;另一个是拓展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尤其要注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张晶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将建立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上的“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并且要重视阐释的深度与系统性。

      最后,刘跃进研究员总结认为,实事求是,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破除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壁垒,而且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全面反映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辉煌成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必将在新时代开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