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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知识到文本理论:在“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刘跃进

     将会议地点安排在深圳蛇口有特殊意义。1981年秋冬,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位大学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理工科大学生也需要双筒猎枪》的文章,引起校领导的注意,计划开设人文课程。因为这个缘由,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发表文章的大学生也留校,我们俩成了室友。不久,他就被袁庚招到蛇口。我当时不解:好好的读书,为什么跑蛇口去呢?他说人各有志。这是我对深圳、对蛇口的最初印象。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不仅吹响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也为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解开了思想的束缚。近十年来,杨义先生一直在面对南海思索着先秦诸子的“还原”问题,缀合文献细节,走进历史现场。当然,喝彩声、质疑声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以徐建委、孙少华、程苏东、林晓光、童岭、罗剑波,还有后来的蔡丹君为中心的周秦汉唐读书会,也围绕着宋代以前的钞本文献展开讨论。这实际上是跨越四十年的隔空对话。在老少两代人的挤压下,我们这些中年人感觉到了冲击,也在努力地思索前行的方向。若干年前,汪春泓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有关《汉书·苏武传》的文章,涉及到历史人物形象伦理塑造的问题,引起一些争议,这是最初的成果。后来又看到美国学者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北京大学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等论著,感到很有趣。他们讨论问题的角度、方法,都有近似之处。过去的文献学著作,多是知识的叠加,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近年有关早期文献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预示着文献学知识积累开始转向文献学理论研究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往往依违在疑古与信古的两端。其实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通往历史的途径也很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早期文本,即便是雕版印刷技术出现之后,传世文献也未必就那么简单。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几个关键问题,诸如早期文献的文学性问题,早期文献的变异性问题,早期文献的原始性问题,早期文献的真实性问题,早期文献的综合性问题,等等,并非无的放矢。

       参加会议的特邀代表,有四十年代出生的,也有八十年代出生的,相隔四十多年。他们对这类问题的理解,肯定有很大差异。我们需要这样的研讨会,在学术面前平等对话,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充分探索研究历史文献的新途径。如果我们总是在前人划定的范围里兜圈子,很难走出自己的研究道路。早期文本研究,涉及到口述史、神话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周秦汉唐读书会的事,也不仅仅是早期历史著作的“还原”问题,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深入讨论,聚焦理论问题,理清学术思路,推出核心成果。这是我们召开“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的缘起。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录音整理: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