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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滢莹:陈福民:希望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得光荣和尊重

  

  

 

   历史从不单单与时间和人相关,如今人们所见的大历史,往往是种种因素复杂交融的成果。当我们从地理问题的角度思考历史时,那些熟悉的历史过往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学者陈福民的新作《北纬四十度》中找到答案。近日,陈福民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做客思南读书会,就这部作品从地理到历史,又融历史于文学的丰富面向展开对谈。

  对拥有几千年历史沿革的中华文明而言,北纬40度这一条地理带是华北平原的北地和蒙古高原的交壤处,以北是气候恶劣多变的高海拔地区,以南则是地势和缓、资源丰厚的平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两边产生了迥异的文明形态。围绕北纬40度地理带为写作的基本主题,陈福民在书中探讨了历史中这条边境线上所发生过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于华夏民族走向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北边相对分布着各种北方游牧民族,而在南边是定居民族,他们盖房子、种地为生,北纬40度就这样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对他而言,北纬40度首先是地理问题,“游牧民族从北边的蒙古高原往下看,看着我们的内陆的定居民族,这条线一直是两大文明不断冲突、折冲,甚至发生战争,最后达到民族融合的场所。”

  事实上,在对这条地理带发生兴趣后,陈福民发现,历史上汉民族的定居民族所多次修建的长城,就基本与这条地理带重叠,这既是南北民族之间相互抵御的结果,也与历史中的融合相对应,“历史中两度停止修建长城,一次蒙古人建立大元朝,一次满清时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认同与汉族文化融通,解决了边境问题,长城便失去了实际的作用。在这两个朝代之外,历史上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在修长城。”讨论与长城相关的问题时,许多人将其视作冲突和决然对立、封闭的所在,陈福民却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的进犯和侵扰,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类型文明的碰撞,在战争与贸易中不断冲突、不断融合,最终大家都成为了中国人。在长城以及对应北纬40度的这条地理带上,于自己的历史阅读中发现许多类似悬而未决的问题后,陈福民决定就此做一番梳理。“对民族学、历史和地理的认识,有助于拓宽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华夏民族、华夏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吸附性的文明,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虽然相关地理、历史、民族学的基本内容有书面材料,但在陈福民看来,坐在书斋中的写作终究还是差了点“味道”。在《收获》上刊发这组专栏文章期间,书中所写到的地方,他都去了不止一次,站在昔日的土壤上,与千百年前的古人一样感受属于这方水土的气息。比如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他就去了很多次。“在纸上看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是一个感受,到了宁城,右北平郡制旧城平冈黑城,站在一堆废墟上的时候,感受完全不一样。”陈福民感慨道。不断的实地踏访和实际感受的融入,也使得《北纬四十度》拥有了更体现写作者心性的文学意蕴。“这本书的分量不仅在于他的阅读量,也因为经由行走才收货的沉甸甸的思考和感受。他通过行走的积累,不仅是一种文化、知识,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是一种有意而为之行走的积累。同时它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工程,涉及包括胡服和汉服的演变等许多文化问题,以非常个人化的解读和分析道来,充满了带着个人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阐述。”程永新评价。

  身处当下,当世界文明正在发生巨大裂变时,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既是当代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当所有的历史经验被文字勾勒出来时,那些古人在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人生上的经验,在当下也依然持续发生着。在陈福民看来,当带着这样的角度面对历史题材时,文学恰恰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自由却充满难度的一番事业。“文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为什么?因为农业文明时代价值最稳定,从孔夫子一直到满清皇帝,这个价值没有变化,经济生产类型、生产力的方式和所有的情感价值都是非常稳定的,文学在处理这些的时候游刃有余,这些东西写出来,构成了每个人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知识,我们通过文学就可以了解这些东西。但是随着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到来之后,原来非常稳定的知识变得不那么稳定,虚构文学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所依据的知识根据就发生了变化。”陈福民认为,当所有的稳定价值都发生变化之时,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文学就要发生变化。“非虚构会把当下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鲜活的、带有未来象征意义的,至少形成当下经验的东西,作为一个初级的知识呈现出来。这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知识需求,形成了写作者呈现世界的比较好的文学方式。”

  当不少人认为小说为代表的虚构门类没法回应急速变动的时代、没法与公众生活对话时,非虚构写作的迅速崛起在金理看来便有了某种“输血”的意味。但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能为非虚构写作带来什么?在《北纬四十度》中,他读到的是历史品格,也是天然携带着的优秀文学基因。对此,陈福民坦言,这次写作包含着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如何能使高深的、冷漠的知识“下沉”?“我们能不能寻找到一个渠道,在普通读者、公众与高深的知识之间架设一条桥梁,让这些深奥、冷门的,过去不被注意的知识,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感受和懂得,同时又通过文学来吸附,变得特别好玩的知识?”在书中,这样的努力显而易见: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无论处理历史学、地理学还是民族学的知识,他都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呈现,以生动的、当下的语言将枯燥和沉重的历史作鲜活的呈现和表达。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从历史角度写就的这部文学作品,是“希望在历史学领域,用这本书为我们文学赢得光荣和尊重”。

  

  原载《文学报》2021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