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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黎明: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以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为例

内容提要 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编辑作为一种独特力量介入文学生产,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编辑之于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 “同路人”,新编辑群体引领了从“朦胧诗”到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的发展,为此后先锋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做了很好的铺垫。在新潮编辑的积极参与和引领下,一方面,借助主流期刊的力量,先锋文学实现了从文坛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被发现与扶助,迅速闯入文坛,进而推动了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文学编辑介入先锋文学生产时,不仅体现出“保姆”一样的热情,超越时代的审美境界和鉴赏力,敢于冲破陈规旧俗的气魄与胆识,而且还与作家、批评家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共同体,在实现编辑、作家、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同时,维系并延续了作家与刊物之间长时期的亲缘关系。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从作者到读者迸发出巨大的文学激情与潜能,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在追新逐异中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与叛逆性,而且也是当代文学生产环境较为温馨、和谐和理想的时期。1980年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文学政策的宽松,文学创作活力的充沛以及作家对文学的纯粹信念,同时也离不开文学编辑及其主导文学刊物的引领与扶助。作家李国文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时便认为:“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1]这一评价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学编辑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中的独特功能和意义。

 

2005年前后,李杨、程光炜等学者提出“重返80年代”以来,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借助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路径,重估1980年代文学及其思潮。其中,一些讨论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研究成果已经涉及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例如,2012年前后,《长城》杂志由程光炜主持的“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栏目,就发表了数篇对新时期文学起到推动作用的文学编辑的深度访谈文章,回溯并揭示了这些文学编辑参与1980年代文学建构的具体情境与过程。此外,李遇春的《文学史前史的建构——关于“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思考》、李宗刚的《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对孙犁的编辑和批评家身份的重新解读》、赵勇的《作家-编辑、导演-作家与文学生产——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等论文,也对文学编辑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梳理与思考。

 

上述研究提示我们,应当注意文学编辑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就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之间的特殊而复杂关系而言,尚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深入、细致地去探寻。本文以1980年代中国文学潮流中颇具异质性与影响力的先锋文学为例,揭示文学编辑在这一思潮萌生、发展和演变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和意义,并且借由作家—编辑—生产这一链条为考察路径,打开1980年代中国文学新的认识空间,发现别样的文学风景。

 

一、引领与扶助: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前期新潮文学生产

 

先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直以来以“纯文学”面目出现,研究者在论及这一文学潮流时,亦将视点主要聚焦于其叙事游戏、语言实验这些层面。但是,作为1980年代文学亲历者也是重要参与者的李陀则希望“有一天文学史家能对这种复杂性进行充分的分析,比如不仅把那一时期的文学当作‘创作’,而且当作内部充满矛盾与紧张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过程’来分析,分析这一过程中宏观和微观的权力关系所构成的条件,分析各种权力和各种文学话语间的复杂关联,分析变革中的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生产的互动关系”。[2]如果依李陀所言,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置于“生产过程”和“权力关系”视域中进行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不仅是叙事的游戏、语言的实验,而且在其交织着“生产”与“权力关系”的场域中,还隐现着编辑群体介入这一文学潮流的具体过程及其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独特作用。

 

迄今为止,尽管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仍难有一致的界定,研究者对此文学创作潮流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对其核心作家构成的看法却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他们主要以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等为代表性作家。此外,在创作实践中,先锋文学注重形式及语言的探索、创新、突破也成为学界共识。在既往的文学史叙述中,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出现,通常被视为1980年代文坛的某种“断裂”,然而,如果将先锋文学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发展整体进程中,就不难发现,它的“横空出世”有其自身的文学踪迹和历史逻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先锋小说’正是文坛持续创新的一个结果”[3]。关于先锋文学在叙事、文学观念方面与1980年代前期文学的内在关联,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之所以能够浮出历史地表,除了域外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之外,包括文学编辑在内的人的、制度的、物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朦胧诗”到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文学,这些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从观念、叙事乃至制度层面开路铺垫的文学实践,最终能够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并形成文学新潮,其背后离不开文学刊物的改革以及一批具有新编辑理念和文学观念的编辑们的参与、扶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和《北京文学》《收获》《钟山》等期刊均为1980年代刊载先锋文学的重要园地,但先锋文学之所以能在这些文学刊物出现,并非偶然的文学事件,而是此前“朦胧诗”潮、现代派小说和“寻根”文学不断铺垫、引领的结果。面临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元化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潮涌,尤其是新文学观念的表达,新创作潮流的萌生,都需要突破此前的重重壁垒。冲破旧制和规范,一方面主要依赖创作主体文学观念的变革,创新求异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创作主体新异观念与创作实践的传播,也离不开文学编辑及其主导文学刊物的参与支持。上述为先锋文学开路的文学创作潮流能够在1980年代先后浮出历史地表,就与发现这些作家、作品的编辑及其主导的刊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编辑是隐没在刊物背后的“看不见的手”,是刊物的灵魂和主导力量,刊物则通过其刊载的内容体现着编辑的意图和文学理想。

 

我们从《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这两份一北一南文学杂志及其编辑对1980年代文学新潮的扶助,即可窥见一斑。

 

 

《人民文学》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学刊物,一直以来都在文学潮流引领和推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时期伊始,《人民文学》在文学变革中就显露出突破坚冰的动向,先后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王蒙的《春之声》(1980)等一批在思想或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作品。尽管如此,1980年代早期的《人民文学》在扶新促异方面仍显得有些拘谨,曾一度被批评为“名人”文学。但是,到了1985年前后,《人民文学》一改前貌,化身为新潮文学的重要引领者,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刊物的改革以及新编辑群体的加入。

 

《人民文学》的改变与新上任主编王蒙对刊物的改革密切相关。[4]“他的上任,意味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5]19837月,王蒙上任后不久,《人民文学》第8期就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这其中最为核心地体现在编辑群体的更新换代。一方面,葛洛、李清泉不再担任副主编,严文井改任刊物顾问;另一方面,在编委会人选上,王蒙大胆地起用新人,冰心、孙犁、沙汀、张天翼、草明、贺敬之、魏巍等一批老编委被置换成茹志鹃、徐怀中、谌容、蒋子龙、黄宗英等新人。分析这些新人,我们不难发现,刊物所启用的主编和编委在艺术追求上具有某种一致性,那就是他们均具有开拓创新的特质。例如,在就任主编之前,王蒙就创作了叙事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春之声》《蝴蝶》等,展现出鲜明的探索意识,而茹志鹃、谌容、蒋子龙等新编委们,仅从这一时期他们发表的作品来看,也均表露出可贵的文学创新勇气。由此可见,这样的人员更迭,对于《人民文学》而言其实就是在传递刊物企图寻求新变的信息,这种诉求也为刊物此后的开拓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刊物上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执掌刊物的主编以及编辑的办刊思想和文学理念。当有着创新意识的主编和编辑群体来执掌《人民文学》这份国家级刊物后,在其循序渐进的变革中,刊物面貌很快焕然一新。当时刊物在“编者的话”中就曾明确宣示:“本刊有志于突破自己的无形框子久矣: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6]也正是在此办刊理念指引下,《人民文学》开始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风貌,不断地接纳文学新人以及一些颇具艺术挑战的文学实践。仅在1985年,刊物就登载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第3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第7期)、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第8期)、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第10期)、莫言的《爆炸》(第12期)以及洪峰的《生命之流》(第12期)等新锐文学作品。这些有不少后来被视为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从叙事到语言已经初具先锋文学意味,可谓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前奏。

 

与此同时,南方的《上海文学》在另一文学空间也悄然酝酿并推动着文学变革。《上海文学》是上海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其前身是1953年创刊的《文艺月报》,曾于19668月停刊,197710月复刊。复刊后的《上海文学》曾有一段时间并无创新开拓的追求,“大量的材料表明,刊物组织作者队伍的基本方式,仍然保持了由魏金枝开创的、在大跃进时期得到特别发展的、注重工农群众作者的传统”,“这让我们难以将19771979年间的《上海文艺》和大跃进时期的《上海文学》完全区分开来”[7]。后在李子云、周介人的主持下,《上海文学》将“民主文艺”确立为办刊方针,通过培养和吸收新的创作人才逐渐焕发出生机,最终成为引领1980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重要阵地。

  

《上海文学》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变革引领的标志性事件,是19828月缘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小册子而刊发李陀、冯骥才、刘心武三个人围绕“现代派”问题的《关于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通信》。通信的发表,在文坛迅速引发了后来被称之为“四个小风筝”的文学事件。三封信能够刊发,与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李子云的幕后策划相关。李子云此时虽然已年逾五十,但是在整个编辑部里文学观念相对开放。李子云开放的文学观念,不仅表现在她大胆地对文艺“工具”论提出质疑[8],而且也可从她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评价中体现出来。她认为王蒙的意识流技法“对开拓我们整个创作的路子,冲破我们多年以来形成、习惯、安顿下来的框框套套,对不拘一格地汲取新的表现手法、创造新的意境,都是有益的”[9]。然而,这三封通信在《上海文学》的刊发过程,却引发了新旧文学观念的冲突,酿成所谓“通信”事件。李子云曾回忆:“发表通信的那期刊物出厂那天,我早上到办公室,冯牧同志就打电话来,命令我撤掉这组文章。”此后,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点名《上海文学》是重点,要检讨”,刊发这三封通信的编辑李子云甚至面临着要被“清除出文艺界”的危险。[10]与此同时,李子云求新的文艺观念和编辑理念还受到来自编辑部内部的质疑。例如,担任《上海文学》小说组组长的赵自,在1980年上海作协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期间,通过王西彦表达了对新的艺术手法的批评:“他今年看过不少小说稿件,对个中问题深有体会,他说,当前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不真实,最大的敌人是虚假。有的作品用新的手法,用‘意识流’手法,或者作者退出去而只用对话,说是创新,实际上是用艺术形式掩盖生活的虚弱。”[11]刊物内外的压力,对于寻求文学变革的《上海文学》和编辑李子云都是一种挑战。

 

愈是压力和阻力,愈能彰显编辑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们看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破土而出乃至形成潮流的艰难与可贵。面对来自上面的指责与批评,以李子云为代表的《上海文学》编辑们不仅顶住压力,而且继续通过举办会议或刊发富有革新意义的理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方式,不断地推动文学观念的变革。198412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就是由《上海文学》杂志主导、并得到李子云支持的一次文学创新会议,它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寻根”文学。这次会议虽然关注“文化”,但是“现代主义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和现代学术仍是主要的话题之一”[12],对此后文坛文学观念的解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若没有李子云等编辑们的勇气和开拓精神,恐怕我们也很难看到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1982年第11期)、钱念孙的《从创作论到认识方法》(1983年第8期)、黄子平的《得意莫忘言——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之一》(1985年第11期)以及阿城的《棋王》(1984年第7期)、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1985年第1期)、阿城的《遍地风流 之一》(1985年第4期)、韩少功《归去来》《蓝盖子》(1985年第6期)等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学》的发表。

 

二、由边缘到中心:文学编辑与先锋文学潮流的生成

 

从朦胧诗崛起到“寻根”文学潮流形成,在新编辑群体的引领下,中国当代文学从观念到实践不断获得解放。与这些文学新潮一样,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从酝酿、发展乃至形成潮流,其背后也隐伏着诸多文学编辑的心血和智慧。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没有编辑开放独到的艺术眼光,中国大多数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仍将不得不束之高阁。正是那些编辑以高超的鉴赏力为人们挖掘出了真正具有品位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升了读者的审美能力,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一步一步向前发展。”[13]

 

新的文学潮流并非总是在文坛中心生发,有时它会于阻力相对较小的文坛边缘处获得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即是如此,它所萌生的阵地《西藏文学》,从文学空间上来说就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缘地带。从1982年开始,《西藏文学》就展现出推陈出新的锐气。一方面,它吸纳了以扎西达娃、马原、色波为代表的年青作家;另一方面,也大胆支持他们的文学创新和艺术实验。经此积累,才有了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1984年第8期)的发表。《拉萨河女神》打破传统小说故事模式,将叙述作为文本的重心,被视为先锋文学出现的重要标志。此后,《西藏文学》更是有意识地酝酿了一场“西藏新小说”的风暴,先是于1985年第1期发表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随后又在1985年第6期上推出“魔幻小说特辑”,集中刊发《西藏,隐秘岁月》(扎西达娃)、《幻鸣》(色波)、《没有油彩的画布》(刘伟)、《水绿色衣袖》(金志国)和《巴戈的传说》(李启达)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这些小说虽以鲜明的魔幻色彩示人,但在叙事上均不乏新法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先锋色彩。

 

发表上述具有先锋意味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彰显了编辑们企图寻求西藏文学变革的努力以及渴求文学创新的勇气。因为,这些在艺术手法上较为新异的作品,能否获得文坛认可,《西藏文学》的编辑们并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他们才说“然而目前仅是试笔,欢迎各方读者及评论家众说纷纭”。[14]尽管如此,这批“西藏新小说”的推出,其背后体现了《西藏文学》编辑“换个写法试试”的文学理念和艺术追求,“继我刊去年九月号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及今年一月号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之后,本期又发表了扎西达娃等五位青年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5篇。所谓魔幻,看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15]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虽在《西藏文学》的培育下破土而出,但这种新异的创作路向要真正在文坛引起关注并形成创作潮流,还需要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以及更多作家汇入这一创作中来。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为其潮流化创造条件,而且其中均包含了文学编辑的积极参与和扶助。

 

首先,作品的发表平台实现了从边缘(西藏)向中心(上海、北京)的转移。《西藏文学》酝酿的新小说风暴在推动先锋文学形成方面可谓功莫大焉,但受制于刊物的级别和地理位置,其影响力毕竟有限,不足以将此种新的文学实验推波助澜成宏大的文学潮流。因此,依靠这一平台而崭露头角的作家,要想获得进一步认可,就必须向主流文坛进军,从发表刊物角度而言,则需要将作品发表平台进行升级换代。

 

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心位于北京和上海,这不仅因为此“双城”自现代中国以来一直是引领文学风向转换、推动文学潮流形成的重要场域,而且也因为许多权威的文学刊物和出版机构汇聚于此,它们在生产机制与传播影响力上具有规约文学发展流变的能力。以马原为例,我们就能看到主流文学刊物以及新潮编辑对于中国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形成的影响力。马原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最早的实践者和领潮人,在整个先锋文学潮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是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马原的先锋文学实验起步于《西藏文学》,但是,他的作品真正让人关注并在文坛产生影响力,则是其走出西藏之后。这其中标志性的节点,就是小说《冈底斯的诱惑》在19852月《上海文学》的发表。尽管此前的《拉萨河女神》就已经显露出马原小说创作的先锋叙事迹象,但是直到《冈底斯的诱惑》才“迫使评论界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作品”,进而“树立了马原在中国先锋派中的先驱地位,标志着中国正在兴起的先锋派小说的一个里程碑”[16]。此后,马原创作了更优秀也更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他对这部标示着自己文学生涯重要转折的《冈底斯的诱惑》却始终情有独钟。他曾说过:“如果要我选一部自我标榜的书,我该选它,因为曾经有许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喜欢过它,谈论过它。因此它可能有一点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吧。” [17]《冈底斯的诱惑》被文学史视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开拓之作,马原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开拓者。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高度肯定,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上海文学》这个重量级平台带来的传播效果。

 

从《西藏文学》到《上海文学》,马原不仅实现了发表平台的重大升级,而且也让自己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其本人受邀参加笔会之外,关于他作品的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加之相关评论的日益增加,马原在文坛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受惠于此,马原的作品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北京文学》《收获》《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其他主流文学期刊。[18]正是借助这些大刊的传播效力与影响力,马原才最终成为先锋文学之翘楚。

 

其次,1986年前后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与壮大,还缘于一批年轻作家汇入此创作之中。创作队伍的出现是文学创作能否形成潮流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有论者认为,“直到出现余华、苏童、格非、马原、残雪、孙甘露这批作家”,“这时候文学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或者说革命”。[19]可见,这批作家的集体出场就像一种仪式,彰显着文学实验风暴的来临。然而,余华、苏童、格非、马原、残雪、孙甘露等这些后来被视为先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何以登场,以何种方式登场,其背后均隐含着编辑的力量。在当时,这批作家都很年轻,是文坛新人,加之他们的先锋实验对于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而言都有接受的障碍,因此,要想进入主流文坛,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幸运的是,正在走向文坛之时,他们与一批具有先锋文学意识的编辑相遇,在这些“伯乐”的赏识与扶助下,最终得以闪亮登场。

 

19861987年先锋文学勃兴期,《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等成为先锋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经由1980年代前期循序渐进的改革,上述刊物曾经旧的、保守的文学观念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与改观。更为重要的是,李陀、李子云、程永新、朱伟等一批年轻或者具有开放包容意识的编辑进入编辑部并开始获得话语权。此后的文学发展证明,正是在这些拥有了话语权的编辑的推动下,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才最终出现了潮流化的发展态势。

 

后来被视为先锋文学圈内核心人物的《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在推动这一潮流形成中的作用颇具典型性。1983年复旦大学毕业后,程永新进入《收获》杂志编辑部,先后担任过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进入编辑部不久,年轻的程永新就敏锐地捕捉到马原、余华、格非等人的创作以及文坛新动向。在主编李小林的支持下,他利用《收获》杂志这个久负盛名的平台,将文坛中代表新生力量的青年作家集中推出,以编辑身份加入这场先锋文学浪潮之中。此后,在程永新的发现、引荐和策划之下,马原、余华、洪峰、苏童等年青作家于19861987年间被“集束炸弹”般地推出,《收获》杂志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先锋”风暴。其具体情况如下:《收获》杂志先是在1986年第5期刊登了马原的《虚构》和苏童的《青石与河流》,接着在198719881989连续三年的第5期、第6期上推出“青年专号”。一批后来被视为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如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世事如烟》《难逃劫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格非的《迷舟》《青黄》、扎西达娃的《悬岩之光》等,均在这几期得以集中展示亮相。因此,有人论及程永新在先锋文学思潮中的作用时,特别强调:“在回首当年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从参与这场运动的作家和作品上,以及批评家的意见上去考察其中的关节和脉络,来研究其意义,对杂志尤其是编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重视不够,这当然是不全面和不正确的。因为编辑的口味往往决定了杂志的趣味和对稿件取舍的标准,反过来,又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如果了解了程永新的文学观,就会发现,在八十年代的那场先锋小说运动中他能发挥那样的作用,绝非偶然。”[20]可见,先锋作家的集体涌现正是作家与文学编辑“合谋”之结果。

 

《收获》杂志和程永新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潮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但是,仅有这一份杂志和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先锋文学的潮流化转向。其他期刊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等的同时加入[21],南北呼应,以及文学编辑与作家的里应外合,才最终让这种本来较为小众的专注于文学形式和语言实验的创作,推波助澜成蔚为壮观的文学大潮。

 

在先锋文学潮流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另一位《人民文学》年轻编辑朱伟的作用可与程永新媲美。被王蒙挖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朱伟,“是一个特别有眼力、特别有见地的编辑,他当时一下子就抓到了一大批和以前主流的写作特别不一样的小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ト》、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何立伟的《白色鸟》”。除了发掘这些新人新作,朱伟还具体操办了1985年《人民文学》杂志的研讨会,会议安排马原、莫言等年轻作家唱主角,主题则围绕小说的方法论展开,这对接下来先锋文学的勃兴无疑起到了引领和鼓励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原高度肯定朱伟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在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认为《人民文学》举办的这场研讨会“等于说是在1985年里由朱伟组织,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学运动”。[22]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编辑对先锋文学思潮的推动,并不仅限于文学刊物这个平台。他们还与出版社联手,借助文选、文集等书籍出版的方式,为先锋文学造势,这在客观上也为先锋文学潮流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吴亮、程德培选编的《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时代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荒诞派小说》(1988)、《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8)、《结构主义小说》(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等,均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先锋小说作品。这些选本通过不同于文学期刊的另一种方式向读者推介先锋作家及其作品,有的选本“为了说明这些小说家新潮在什么地方”“在每篇小说的后面都附有一个‘编后语’”[23],对于扩散先锋文学影响力具有积极的增值效应。

 

三、编辑品格、文学共同体与先锋文学的互构

 

文学编辑对于1980年代中国先锋潮流生成、发展的深度参与,呈现了一个曾经被遮蔽的文学史事实:没有先锋编辑就没有先锋文学潮流。然而,文学编辑与先锋文学关系建构过程颇为复杂,要深入理解文学编辑在先锋文学中的独特作用,还需要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文学编辑参与先锋文学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编辑素养和文学品格,对于我们衡估其在先锋文学潮流中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文学编辑之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意义,并不能仅从编发了多少文学作品这一维度来衡量,他们在编辑活动中所体现出的编辑素养和文学品格也同样是先锋作家、先锋文学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编辑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关系建构的过程,虽然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学时空,但依然面临着较为复杂的个体与时代、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阻力。换言之,尽管编辑的文学理念、文学态度对于文学作品能否发表至关重要,但对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而言,它的命运和前途不仅取决于编辑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胸襟,还与1980年代文学的整体生态乃至政治情势有着颇为复杂的关联。

 

从一些先锋作家和文学编辑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在刊发新潮文学的过程中,编辑和刊物都曾经面临着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阻力。这些阻力有的是来自编辑个体对先锋文学的陌生与隔膜,有的则缘于编辑部内部新旧文学观念的矛盾与冲撞,也有的是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符所引发。与其他文学相比,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具有特殊性。由于它们在叙事、语言、结构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叛逆性,因而这一文学实践从出场伊始就比其他新潮文学对旧有文学观念乃至意识形态规范具有更强烈的挑战性,也注定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阻力。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在发表过程中,就曾遇到难觅知音的困境,最终也因为得到“伯乐”的赏识,才最终能与读者见面。据作者回忆,写于1984年春节前后的《冈底斯的诱惑》,在投稿过程中“走过几个编辑部,几个编辑部基本上都发不出来。因为人家总不能发一篇看不懂的小说”。这部小说遭遇“看不懂”的困境,即便最初在《上海文学》编辑李子云那里也是如此:“我把我的小说投到当时我非常心仪的《上海文学》,《上海文学》的老主编李子云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她说‘马原,看你的小说挺有意思,但是没太看懂。我自己拿不准,又给编辑部其他同事看,有的说喜欢,但是大家也都说没看懂。不好意思,给你退回来’。”作品几经辗转,后来还是在川籍作家龚巧明的引荐下,才有缘得到李陀的激赏,经过1984年“杭州会议”上韩少功、李庆西、吴亮等人的肯定,最终让“李子云老师痛下决心要发这篇小说”。[24]不止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先锋作家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在《上海文学》发表前后也遭遇此种境况。1986年,当编辑周介人将已经准备在复刊的《中国作家》(丁玲主编)杂志发表的这篇小说拿回《上海文学》发表时,因为看不懂,而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周介人依然坚持刊发,并为此还在《走向明智——致〈访问梦境〉》一文中表述了他对孙甘露小说的支持和理解。《访问梦境》的发表,对孙甘露此后的先锋文学创作之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对于先锋文学创作的文学层面的分歧和争议,是编辑刊发这些作品时面对有形的常规压力的话,那么,先锋编辑们还要随时面临着无形的主管部门的审核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这是两种不同层面和性质的压力。1985年,《西藏文学》因刊发的“魔幻小说特辑”在西藏引起一定反响,“最后的定论是,看不懂,有些描写‘不健康’。归根结底又谈到什么‘为谁服务’的问题,然后表示,今后西藏不发这类作品”[25]。这样的情势,让编辑刊发新潮文学时要承受较大的压力,因为一部小说的发表,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而且会导致刊物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刊物的命运。马原小说《大师》的发表就“差点把当年就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杂志封掉”。[26]李陀“在1982年《十月》杂志上也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各式各样的小说’》的长文,想从形式和技巧层面为‘现代小说’正名,结果挨了一顿批”[27]。上述例证表明,19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学生态坚冰虽破,却陈规未除,先锋文学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登场,一方面显示先锋文学潮流从生成到发展的艰难与不易,另一方面则彰显了那些扶持先锋文学的“伯乐”们的编辑品格,他们不仅具有“保姆”一样的热心,超越时代的审美境界和鉴赏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具体编辑活动中还要具备敢于冲破陈规旧俗的气魄与胆识。作家李洱曾经说过:“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28]这种评价对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编辑来说一点也不为过,且足以凸显他们对于先锋文学的重要意义。

 

其二,在先锋文学潮流形成过程中,作家、编辑家和批评家之间构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文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潮流可以说是由作家、编辑家和批评家合力促成。在这三种力量中,编辑家的角色最为独特。首先,有些先锋文学编辑身兼多种角色。比如,李陀虽然是《北京文学》的编辑,但他也是作家和批评家,而《人民文学》杂志的朱伟与《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则也兼具作家、编辑和批评家三种角色。其次,他们作为中介,将作家与批评家联系在一起,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此外,这些编辑充分利用自己的平台,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发表作品和论文的园地。

 

《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收录了从19832007年间他与作家们之间的通信和短信,其中为我们提供了其与扎西达娃、马原、孙甘露、苏童、余华、北村等先锋作家文学交往较为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显示先锋编辑和先锋作家既是“同路人”又是同龄人,由此使得他们不仅能在文学观念上容易形成共鸣,而且借助文学这个桥梁在私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比如程永新与苏童结识,缘于程永新的大学同学黄晓初的引荐,在苏童寄给程永新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之后,两人便开始了20多年的交往。程永新认为,“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友情还会往前延伸,这是因为苏童的宽厚,因为苏童的重情重义”[29]。程永新将自己与苏童友情的延续归结为苏童人格的宽厚和重情重义,而我以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两人基于文学层面的相互欣赏。正如苏童在忆及程永新时,将他们与余华、格非、马原一起喝酒称之为“文学宴会”一样,认为 “文字仍然可以最大程度地精简我们的现实:二十多年过去以后,文学创作仍然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30]程、苏之间的交往表明,基于文学共鸣而生发的情谊,才是文学编辑与作家之间关系历久弥坚的根基,进而成为维系他们彼此文学建构的重要纽带。曾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则从另一视角叙述了1980年代他与作家们的独特情谊。据朱伟回忆,整个80年代,他凭借一辆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与作家们从相识到相知,进而形成彼此可以不打招呼,随时都可以敲门进去,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直到今天,朱伟回忆起1980年代自己跟李陀、张承志、史铁生、郑万隆等作家的交往,言语间依然充满温情与自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31]这种和谐、亲密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正是后来《人民文学》能够不断创新、引领文学潮流的基础。

 

因文学而结成的友情,使1980年代先锋编辑与先锋作家成为一种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彼此信赖,信赖到可以争论而不影响相互关系的程度。李陀与马原第一次见面,两人没说几句,就因为霍桑是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李陀回忆当时情景:“我当然表示不太同意,不料刚说了几句,就立刻遭到他的同样不容反驳的批评:‘你根本不懂小说!’结果你可以想象,我们就争起来了。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和马原争论的详情细节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懂小说’,一点也没影响我们的关系,争了半天,还是我请他到附近一个小饭馆吃的午饭。”[32]先锋编辑与先锋作家这种基于文学共同体而建立起来的情谊,比一般的情谊要更为牢固和久长。

 

此外,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从一开始便决定了它的小众性,要让这些小众且晦涩难懂的文学成为时代的文学潮流,批评家的解读、阐释与普及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先锋编辑们在培育先锋作家的同时,不仅自己通过序言、编辑手记以及理论文章为先锋文学造势,同时还精心地组织批评家参与到先锋文学潮流的批评之中。在先锋文学兴起之初,《上海文学》就组织张志忠、殷国明、李劼等人,先后发表了《一个现代人讲的西藏故事——马原小说漫议》《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等文章,从作家作品解读到文学形式主义理论普及,为先锋文学获得更广泛的接受而积极地鼓与呼。此外,吴亮、何新、李劼也先后发表了《马原的叙述圈套》《“先锋”艺术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转移——现代派、超现代派艺术研究之一》《〈冈底斯的诱惑〉与思维的双向同构逻辑》等有关先锋文学的评论文章。这些后来被誉为先锋批评家的评论者,在与先锋作家、先锋编辑互动中,促动着先锋文学的成长。由此,先锋编辑、先锋作家和先锋批评家形成了一个文学共同体,三者之间彼此激发,互为知音,形成了良性的文学互动,为先锋文学的生成、发展、成潮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三,文学编辑对中国先锋作家的影响力,呈现的是一个持续而长久的过程。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先锋作家所建构的文学共同体,对于先锋作家的影响并不止于先锋文学潮流期,即使落潮之后,仍在以一种特殊方式得到延续。这种特殊影响力,体现为文学编辑作为隐性中介持续地维系着作家与刊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使得这些刊物始终保持着对先锋作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

 

1980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学潮流,由于种种原因,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即使在其落潮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文学编辑与先锋作家所建立的文学情谊在维系并延续。那些依然坚持先锋写作或者已然转型的先锋作家,他们此后重要作品的发表园地,大都与先锋时期保持着某种一致性。例如,正是由于《收获》杂志对先锋作家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余华、马原还是苏童、格非,这些作家在此后经常把稿子给《收获》,而且他们在发表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时,也大都选择了这份刊物。[33]多年以后,曾经的先锋作家们依然将自己重量级的作品奉献给哺育自己成长的刊物,既显示了他们不忘初心,更揭示了这份杂志的独特吸引力,以及作家与刊物/编辑之间情感的牢固与持久。论及至此,我想起近期《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后,王安忆在作家感言里所讲述的自己和杂志之间的亲缘关系。王安忆认为从1980年第一次将小说交给《收获》,到这部长篇小说截稿,她与这份杂志已有40年的关系史,在这40年里,虽然中国当代文学、读者以及整个文学生态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杂志所构建的作者与评论家的真诚关系却一直保持到今天。正是基于对《收获》的这种信任,王安忆说,将来她还会把稿子给《收获》,而且是把自己最满意的稿子给《收获》。这不仅体现了编辑的独特力量,也彰显了一份优秀杂志对于作家而言恒久的归属感和吸引力。

 

 

 

 

注释:

 

 

[1] 李国文:《李国文文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2]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3] 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4] 王蒙19838月至198612月期间任《人民文学》主编,共主编41期。

 

[5] 朱伟:《重读八十年代》,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3页。

 

[6] 编者:《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7] 李阳:《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型初探——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线索》,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50页。

 

[8] 19793月《文艺报》主持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李子云大胆地对“工具”论提出质疑。据刘锡诚回忆:“时任《上海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兼理论组组长的李子云,在318日的会上,对这个多年来困扰我们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后来,她又在这次发言的基础上,为《上海文学》写了一篇专论,对这个口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剖析。作为一个批评家和编辑家,她的这次发言和日后所写的专论,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起过积极作用的。”“李子云的发言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阐述了启人深思的观点,受到与会同行的重视。会议简报组专门为她编发了一期简报。”(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1-222225页。)

 

[9] 晓立、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10] 王尧:《“‘现代派’通信”述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11]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

 

[12] 蔡翔: 《有关“ 杭州会议” 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 期。

 

[13] 刘春:《文坛边》,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

 

[14] 编者:《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写法试试——本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编后》,《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

 

[15] 编者:《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写法试试——本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编后》,《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

 

[16] [英]HENRYY·H,AHAO:《马原小说的虚构艺术》,李煜华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7] 马原:《记〈冈底斯的诱惑〉》,《马原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18] 这期间,马原在主流文学期刊发表的主要作品有:《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北京文学》1986年第10期)、《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9期)、《虚构》(《收获》1986年第5期)、《游神》(《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错误》(《小说月报》1987年第4期)、《大师》(《作家》1987年第3期)、《大元和他的寓言》(《人民文学》1987年第1期)、《旧死》(《钟山》1988年第2期)。

 

[19]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20] 张生:《从1983年开始的旅程——程永新编辑思想漫议》,《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21] 19861989年,这些当代文坛重要刊物推出的主要先锋文学作品有:《北京文学》刊出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1期)、《现实一种》(1988年第1期)、《古典爱情》(1988年第12期)、《往事与刑罚》(1989年第2期),苏童的《桑园留念》(1987年第2期),北村的《逃亡者说》(1989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1986年第9期),余华的《死亡叙述》(1988年第11期),格非的《大年》(1988年第8期),苏童的《伤心的舞蹈》(1988年第10期)、《平静如水》(1989年第1期);《人民文学》推出了北村的《谐振》(1987年第1),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1987年第1),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1987年第1),格非的《风琴》(1989年第3期),余华的《鲜血梅花》(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刊载了格非的《褐色鸟群》(1988年第2期);《解放军文艺》发表了马原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1986年第9期)等。

 

[22] 马原:《我与先锋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9期。

 

[23] 程永新:《中国新潮小说选序》,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4] 马原:《我与先锋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9期。

 

[25]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6] 马原:《我与先锋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9期。

 

[27]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28] 程永新、走走:《〈收获〉和他的作者们》,《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29] 程永新、走走:《〈收获〉和他的作者们》,《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30]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31] 朱伟:《重读八十年代·自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IV页。

 

[32]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5页。

 

[33] 1990年代以后,这些作家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重要作品有: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下部)》,马原的《牛鬼蛇神》,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凉州词》《望春风》《月落荒寺》,苏童的《离婚指南》《蛇为什么会飞》《我的帝王生涯》《黄雀记》等。

 

 

 

作者简介:陈黎明,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