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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诗意的美学追寻

张新:

   

  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凭借着可贵的清醒与自觉,在创作之余不断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自上世纪80年代发表《我看长篇小说》以来,王安忆在小说的本质、小说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均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实现了小说创作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2015年,王安忆应邀于香港城市大学做了六堂公开课,讲稿被整理为《小说六讲》,在书中,她结合创作经历,谈了她所理解的现实与想象,并探讨了如何诗意地表达真实的生活经验,为我们认识小说的美学意义提供了新的维度。 

    

  “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始终是王安忆在小说理论中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王安忆对自身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反思。在《小说六讲》中,她肯定了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情感经验的宝贵之处,但也提出了现实生活和美学生活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说短篇小说为王安忆的个体情绪书写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与机遇,那么几乎调动了她所有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则成为了王安忆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一次“瓶颈”:当个体有限的经验难以填补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巨著”,作家又该如何从个体经验中自我解脱,投入到“心灵世界”的建构?对此,王安忆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向外部延伸,试图勾勒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状态。这种写作策略似乎暗含着作者对于小说“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态度:小说的“心灵世界”离不开现实世界中个体的情感经验,但更是独立于个体经验的存在,它建立在书写个体命运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对普遍性命运的建构与表达。 

    

  那么如何表达小说的“心灵世界”,才能让个体的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命运,在另一种时间里释放更大的价值,则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安忆曾在《故事与讲故事》的序言中首次提出“四不”的原则,其中“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意在指出语言不需要过度伪装和修饰,“心灵世界”的表达需要在一定范畴内寻求其内在的意义,而非在商品化的影响下盲目地另辟蹊径。在《小说六讲》中,王安忆从文字的角度进一步提出“用最普遍性的共识创造特殊性,是写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即用最简单的文字,制造普遍的故事开头和故事模式,再从普遍中寻求内容的特殊性。如沈从文在《边城》的开篇用一种简单铺陈的方式介绍了故事的背景,没有丝毫冗赘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空白,给读者保留了一种来自生活的想象和无限循环往复的哲思,既是故事的开头,也可能是故事的结尾,沈从文为我们讲的“故事”,则随着翠翠等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无限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未知,调动着读者在情感上的想象与共鸣。因此,简单的文字并非是消解文学本质的利器,相反,它能够帮助作者传达最普遍共识,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搭建一个想象的空间,建立一个“信”的世界。 

    

  作家以现实生活经验作为基础,调动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出最普遍性的共识。与此同时,读者也需要调动想象的能力去接近作家创作的世界,才能实现小说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良性互动。那么在小说的世界中,现实生活经验与浪漫的想象是否对立,直接地表达生活经验是否就远离了“诗”与想象?对此,王安忆在她的小说理论中提出,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身处的平淡无意义的世界。与传统的小说观不同,王安忆认为小说是“世俗的性格”,更是“人间的天上”,她在肯定小说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始终认为小说是一种独立于时代和现实的存在,是一种“艺术虚构”。因此,在王安忆的理论框架中,“诗”并非虚妄与空洞的概念,它既是对真实的虚构,也是再现真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与“真”并列的存在,都是抵抗虚假的利器。 

    

  王安忆的《小说六讲》作为其小说理论建构的进一步延伸,将小说的“真实”与“虚构”放到美学意义上进行阐释,是作家对小说创作实践的一次思考与总结,也为我们理解小说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和方向。正如王安忆在书中提到的,好小说的标准:“肯定是不无聊,它也不低级,它还不乏味”,而在真实中寻找并表达诗意,便是小说由现实生活经验走向美学世界的永恒追求。 

    

  (《小说六讲》王安忆/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载《文学报》202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