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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子书入文集”考论

王芊
内容提要 唐宋别集在各体单篇文章之外,有的还收录一定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在著述形态上继承汉魏子书,又体现出很多新变特点,是伴随唐宋“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著述。这些“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唐宋“子书入文集”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在子书发展史、别集性质、唐宋“古文运动”、文本阐释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子书”通常指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论著,“文集”则是专收一家(别集)或兼选众家(总集)的作品汇编。这两种著述形式是中国古代私人著述的代表形态。子书盛行于周秦汉魏,别集兴起于汉魏六朝。到唐宋阶段,已鲜有“子书”之说,别集成为主流著述形态。然而,细绎唐宋别集,会发现有的别集在各体单篇诗文之外,还收录相当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整体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在著述形态上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直接渊源,实际性质为伴随唐宋“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唐宋“新子书”收入作者别集的编纂现象,可概括为“子书入文集”。唐宋“子书入文集”不仅是一个文献编纂现象,而且牵涉到诸多文学史、著述史或文本阐释问题。

 

一、先唐子书概念与文集体例

 

“子书”最初是先秦诸子创述一家学说的著作。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书时,将战国学术条分为十家,汇总于《七略》“诸子略”,《汉书·艺文志》继而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故除去“小说家”的九家学派著作,便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先秦子书。汉魏时期出现大量个人论著,撰述目的在于“立言”,思想绍述先秦诸子,亦被目为子家。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乙部的“古诸子家”之外另设“近世子家”著录汉魏子书,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亦述及汉魏:“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汉魏子书与先秦子书相比,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先秦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家学派的集体撰述,这样的撰述方式到汉初仍有遗留,但此后汉魏子书成为具有明确作者的个人著述。二是先秦子书原初的创作与流传方式为“单篇别行”,后来的成书体例得于刘氏父子的校雠整理。汉魏子书则具有作者手定的编次体例,并往往附带“自叙”加以说明。这样的系统编排,体现出作者对全书的篇章布置、思想宗旨具有整体规划。三是先秦子书的九流学派到西汉大多衰落,汉魏子书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儒家,如余嘉锡称:“古之诸子号称‘九流’者,东汉以后,惟有儒家耳。”唐宋“新子书”的出现与此三项特征关系密切。

为明确“子书”范围,有必要对“子部”与“子书”的关系略作辨析。《隋书·经籍志》子部大序云:“《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过去有学者将“子书”等同于“子部”,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子部的著录范围横跨文史、科技、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倘若全归于子书,易造成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同时,子部的著录标准伴随学术升降而不断变化,掺杂了书目作者的个人识见,有时并不完全合理。诚如民国学者江瑔所言:“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后可以名曰‘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总体而言,“子部”是以“子书”为基础创立而成,但所收范围并不仅限于“子书”。因此,需对“子书”概念加以限定,才能有效展开讨论。

综合参考周秦汉魏子书的著述形态来看,“子书”是指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议论专著。在这一定义下,“小说家”等志人、志怪故事在大类文体上属于“叙事”,而非“议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汉儒对先秦子书的注,以章句训诂为主,亦非“议论”。唐代以后兴起的类书、丛谈、笔记等著作,虽具体例,但或钞撮而成,或体系零散,同样不在本文的“子书”范围。

汉魏以后,著述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清人章学诚所谓“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降及齐梁,子书创作呈骤减之势,文集编撰日臻鼎盛。文集的产生,与汉代诗、辞、赋等文章创作的发展兴盛有关。子书与文集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系统著述的书籍,而后者是单篇文章的集结。章太炎将文章划分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两大类:“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诸子、史书属于前者,而文集属于后者。这两种著述形式的编辑体例也差异较大。子书各篇文体均为“论”体,篇章布置整饬,意脉贯通。文集则兼备众体,各体类之间并无逻辑关联。在先唐阶段,别集通常按文体分类,《三国志》记载曹丕为曹植编辑文集:“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当一位作者分别撰有子书与文集时,并不合编,《隋志》子部著曹丕《典论》五卷、徐干《中论》六卷,集部另著《魏文帝集》十卷、《徐干集》五卷。总集亦如是,南朝萧统编《文选》,依文体分为39类,《文选序》明确不采子书入集,因“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反映出以单篇散作为主的文章观念。

进入唐宋后,文集成为主流著述形式,学界鲜有“唐宋子书”的相关范畴。这果真是唐宋著述的实际情况吗?

 

二、唐宋别集中的“新子书”

 

唐宋时期,多数文集依然按文体分类。中唐李汉编韩愈《昌黎先生集》,依文体分为11类,北宋欧阳修自编《居士集》按16类文体编次。然而,从中唐开始,一些别集在文体分类之外,还收录个别难以归类的论著。中唐刘禹锡编柳宗元《柳河东集》,在29类文体之后,收录了两卷不以文体命名的《非〈国语〉》。刘禹锡自编《刘宾客文集》的“论”类,在单篇论体文之外,收录了一卷自成系列、附有序言的《因论》七篇。北宋苏洵自编《嘉祐集》,开卷为《几策》《权书》《衡论》这样带有特殊卷名的系列论文,后按不同文体收录单篇诗文。

这些唐宋别集中的“异类”,与常规分卷有三点不同。一是这些特殊分卷中的文章在文体上皆为议论,但并不以文体名称命名,而是带有特别的卷名;其余分卷皆以文体命名。二是特殊分卷的卷名设定,往往传达出特定的创作意图或思想主张,大多附带序言加以说明,故所收文章均是围绕该意旨的系列论文;其余分卷中按文体汇集的单篇文章,并无序言,非为统一宗旨而作。柳宗元《非〈国语〉》为辨疑《国语》而作,其序提出《国语》“多诬淫,不槩于圣”,故“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因论》序言说明“因”义乃“言有所自也”,故其旨为“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衡论》引文说明“衡”义在于“今夫衡之有刻也,于此为铢,于此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三是特殊分卷中的系列论文,具有一致的书写体例与整饬的篇名;其余分卷中的单篇文章体例不一、篇名各异。《非〈国语〉》67篇,每篇例行引述《国语》原文,后以“非曰”二字领起议论。《因论》七篇依次名为《鉴药》《讯甿》《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均为二字动宾结构,而《刘宾客文集》中“论”类的其余篇目如《辩迹论》《华佗论》《天论》,并不具备整齐划一的特点。《几策》《权书》《衡论》中各篇亦皆为二字题目。

不难看出,这些特殊分卷区别于按文体汇集的单篇文章,实为统一、集中著述的个人论著,其特殊卷名即为书名。唐宋别集中的类似分卷不一而足,择要胪列如下(见表1):

 

 

 

 

 

 

上表共涉及作者20人,著作40部,尚未囊括唐宋别集中的全部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唐宋时期收入作者别集的论著,至少有173部。这些个人论著具有整体化的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在著述形态上非常接近汉魏子书。民国学者刘咸炘关注到这一问题,其目录著作《旧书别录》将多部唐宋别集中的论著析出别裁,著于子部,认为当属子书,提要将各书著述形态溯源至汉魏子书。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一书亦提出,宋代由系列论文构成的著作“从形式上看很接近汉唐时期的专论式子学‘论著’”,同时指出宋代这些专论式子学论著具有实用化特点,已与汉唐子学论著有较大差别。实际上,唐宋别集中从中唐时期开始出现的这些议论专著,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为古文大家,承载了古文家的载道理想,著述形态继承汉魏子书,其著述性质,实为伴随“古文运动”而复兴的唐宋子书专著。诚如刘宁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论著在内容领域与议论方式上,都与汉魏子书差别较大,这是伴随社会文化制度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这些唐宋子书专著,又可名为“新子书”。

正如上表备注栏所示,这些“新子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曾在历史上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刊刻。这些单行本有很多在历代簿录中著于“子部”,体现出古人对其子书专著性质的认可。它们有着怎样的流传经过?又为何会被收录进文集?

 

三、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

 

子书作为整体论著,著述与成书过程往往比较集中,而别集的汇编较为滞后。这两种著述形式的成书时间差,为二者之互动提供了空间。“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颇为复杂,据其入于文集的时代早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

先看第一种情况。在自编或他编的初版文集中收录“新子书”现象,早在中唐时期已出现。白居易将其与元稹为应制举准备的75篇策目编成《策林》四卷,收录在自编文集《白氏长庆集》中。刘禹锡为柳宗元编辑的《柳河东集》收录《非〈国语〉》。入宋以后,这种做法更加普遍。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80卷乃其生前手定,其中卷七十三《疑孟》、卷七十四《史剡》《迂书》均系“新子书”。苏洵《嘉祐集》、秦观《淮海集》等自编文集亦收录论著。尽管这些“新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但宋代刻书业繁盛,一些“新子书”在收入文集之前便被单独刊刻,抑或入于文集后又被析出单刻,于是产生“单行本”与“集本”同时并行的现象,这些单行本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历代书目中著于“子部”。苏辙《栾城后集》乃其晚年自辑的后期诗文集,其中《孟子解》有自注云:“予少作此解,后失其本,近得之,故录于此。”苏辙在53岁时曾将前期作品结集为《栾城集》,很显然,当他编辑《栾城集》时,并未收录此书,而是采取将其于集外别行的做法,不料散失,失而复得后方收入《后集》。但此书单行本已传播于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子部”即著录“颖滨《孟子解》一卷”。司马光《疑孟》、释契嵩《辅教编》、晁说之《儒言》等,都有单行本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著于“子部”。

再看第二种情况。一些“新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并未收录,直接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后在层累式的文集编纂中,被裒辑进重编文集。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按文体汇总单篇文章,而奏议等专集,或经、史、子书著述均于集外别行,如吴充《行状》述云:“尝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到南宋,周必大将以上全部著述统编为《欧阳文忠公集》153卷。自南宋后,这种做法广泛存在于明清人对唐宋别集的续编、重编中。张九成在门人郎昱编《横浦文集》外,另有《心传录》《日新录》行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于“子部”儒家类,明万历年间吴惟明刻《横浦文集》,将此二书也附刻于后。辛弃疾《美芹十论》久以单行本传世,在《四库总目》中著于“子部”兵家类,清嘉庆年间辛启泰编《稼轩集钞存》,将之收录进文集。当代的古籍编印中,亦有类似做法。胡宏在《五峰集》外另有《胡子知言》一卷,历来单行并著于“子部”儒家类,而1987年中华书局整理本将此书与别集合编,取名为《胡宏集》。

通过上述例证可知,“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肇端于中唐,两宋进一步发展,明清愈趋普遍。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一现象伴随时代发展呈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形成某种统一的观念潮流,相反,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厘清“子书”与“文集”界限的声音,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观念的复杂性。北宋在司马光、三苏等收录“新子书”的编集方式外,还有欧阳修《居士集》、王安石《临川集》等专收单篇散作、著述单行的编集方式。明代一方面有将唐宋“新子书”附刻进作者别集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有明确捍卫经、史、子部著述的独立性,拒绝将“文集”概念无限放大的做法,张燮编辑《七十二家集》说明:“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经、史、子而入集也。”清代更呈现出复杂性。《四库全书》将多部附于文集的“新子书”析出另著于子部,如附刻于《横浦文集》的《心传录》《日新录》被另置子部,提要云:“原本附刻《心传》《日新》二录,本皆各自为书,今以已存目于子部,故并从删削,不更复出焉。”然而另一方面,馆臣依然保留了一些“子书入文集”的编纂形态,陆九渊本有《语录》四卷于《象山集》外别行,明正德年间李茂元将之附刻于文集,馆臣并未矫正,反而认为“其说与集中论学诸书互相发明,合而观之,益足勘证,今亦仍附于末,不别著录焉”。可见,四库馆臣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做法。

“子书入文集”编纂方式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全文献。正如苏辙将《孟子解》在失而复得后收入文集,周必大将欧阳修著述统编为全集,亦出于欧氏各书流传版本复杂而欲保全传世。但若究其深层原因,实蕴含着学术与文章观念的变迁。文集收录“新子书”现象的产生,首先以子书专著创作的复兴为前提。唐宋“新子书”的作者大多是兼具文人、官僚与学者多重身份的复合型人才,并不仅以诗赋名家。相对于单篇诗文,这些“新子书”创作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叶适为陈亮《龙川文集》作序云:“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为四十卷以授予。”故在整理个人文集时,自然不会失收,甚或置于诗赋等单篇文章之前。其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成一家之言”的子书专著相对于“辞赋小道”的个人文集,处于更高的价值序列上。因此,将子书专著与单篇诗文同收别集,隐含着文士对作品的谦卑态度以及对著述传统的敬畏。晁说之《景迂生集》设置“别著”类收录经论专著,其中《易规》序云:“若著书则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规》十有一篇。”再者,将“新子书”作为“文章”收入别集,根本原因在于文章观念的变化。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章概念主要指单篇散作,故子、史著述不入文集,但唐宋“新子书”从复兴伊始,很多便被作为“文章”收入别集。刘禹锡将《因论》收入“论”类,说明他在观念上已将整体论著与单篇论体文划归一类文章。刘蜕《文泉子集》集序云:“盖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将先秦九流子书的精神意旨注入文脉源流。可见从中晚唐开始,“文章”观念已从单篇散作扩大到整体专著,对于文章传统的体认亦容纳先秦子书,在这一观念变化下,“新子书”便与单篇诗文一同收入别集。

当别集开始收录“子部”的专书著述,“文集”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作为文集雏形的《七略》“诗赋略”开始,先唐集部的收录范围是以诗赋为主体的单篇文章,然而唐宋别集收录“新子书”,导致“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实际性质已不再局限于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这一文献性质与目录学意义的分离,正是历代之所以会产生厘清“文集”界限声音的缘由所在。

 

四、唐宋“子书入文集”的学术史意义

 

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对若干学术史、文学史问题都造成影响。

第一,对子书发展史的认识。近现代以来,学界如蒋伯潜《诸子通考》等著作,对子书发展史的描述通常截止于汉魏阶段。唐宋阶段的子书专著创作,尚缺乏清晰认识或系统梳理。章太炎认为“唐人子部绝少”,“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实际上,唐宋子书专著之所以不被重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被“文集”这一载体遮蔽了。通过上文对唐宋别集中“新子书”的稽考,可知唐宋阶段的子书专著数量可观,作者皆为古文名宿,具备相当程度上的重视价值。伴随时代迁流、社会发展,这些子书专著固然会与周秦汉魏子书产生较大差别,然其差别,亦是新变之处。中晚唐的杂论专著是古文家自觉复兴子书传统与子学精神的产物,其在著述形态、文体特点上与先唐子书的差别,密切关系到唐宋“新古文”文体风貌的形成。宋代的史论专著、经论专著等“新子书”著述形态,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渊源关系,同时体现出新变特点,彰显宋学精神。唐宋很多政论专著的作者,较汉魏子书作者具有更高层次的仕宦经历,所著亦展现出更高思想价值。唐宋“新子书”的各类著述形态,构成了从汉魏子书到明清专著的著述发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无疑将加深学界对子书发展史、中国著述史的认识。

第二,对别集性质的辨析。收录单篇作品是学界对别集的传统认识,实际上,至迟从中唐阶段开始,别集中已出现收录整体子书专著的现象,这一现象到两宋、明清日益扩大化。因此,收录单篇作品的别集定义实则仅适用于先唐,从中唐开始,别集的收录范围便已超越了单篇作品。文集编纂体例的变化,反映出学术观念的变迁。这一现象也说明“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其实际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目录学分类的“集部”。实际上,宋人编集不仅收录“新子书”,也收录史书。韩愈《顺宗实录》原未收入唐本《昌黎先生集》,“《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而北宋蜀本将此书补辑入韩氏《外集》。尹洙《五代春秋》、李纲《靖康传信录》等史著亦入别集。到周必大编辑欧阳修全集,更说明别集的性质已超越“集部”,发展成为可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在内的个人著述统称,甚或带有个人丛书的意味。这种个人丛书式的“全集”编纂,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广泛性。作为四部分类法的“集部”,是对文章著述性质的指称;作为个人著述统称的“别集”,是以作者主体为中心,对个人作品的指称。对这两种“集”的实际性质及其适用语境进行区分,是探讨文集相关问题的必要基础。

第三,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认识。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认为,八代以来,散文语体经历了从专书著述到短篇散作的代兴,而唐宋所复兴的古文,是经过韩、柳改造的短篇散作。学界对于唐宋古文的关注重点,在于记、书、序、杂文等“纯文学”性较强的单篇散作式文体。实际上,“新子书”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群体为唐宋古文大家,内容以经世载道为主,实为“古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复兴伊始的中唐时期,即与单篇古文同收别集的编纂方式,亦说明在唐宋人的观念中,“文章”概念并不局限于单篇作品,亦容纳子书专著。因此,唐宋“古文运动”并不仅仅是单篇古文的复兴,亦是子书专著的复兴。学界对于唐宋古文的考察,理应将这些专著纳入视野。相对于单篇古文,“新子书”往往耗费作者更多心血,其整体性、系统化的著述形式,有利于古文家思想志趣、创作能力的充分展现。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将加深对唐宋古文家思想体系与创作方式的认识。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文学科分类下,以经论、政论、史论内容为主的论著,往往被排除在“纯文学”视野之外,仅被作为考察时代背景或作者观念的文献材料。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研究,有助于拓宽唐宋古文的研究面向,同时意味着从古代文章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文脉及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一种深度把握。

第四,对文本阐释造成的影响。著述形态是思想内容的反映,反之也影响到思想内容的呈现。先唐时代,子书于集外别行的独立成书体例,自然有利于承载并展现系统化的思想内容。唐宋“子书入文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子书专著作为整体“书籍”的独立性。很多唐宋别集在明清经历了重编再版,一些别集中的“新子书”被按文体与单篇论体文混编重排,不仅破坏了子书专著的整体形态,而且直接影响到文章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的呈现。苏轼文集即为典型代表。历代的苏集版本有“分集编辑本”与“分类合编本”两种系统,前者以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代表,保留苏轼手定文集原貌,将各类著述分集编纂;后者以明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代表,是苏集补编本所普遍采取的形式,将苏文统一按照文体分类合编。从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可见,苏轼早年参加制科考试所上进卷《应诏集》,与晚年所著史论专著《志林》分别是两种整体性的子书专著,各自内部具备一致的书写体例、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然而在茅本《苏文忠公全集》中,这两种“新子书”中的文章按“论”体混编重排,原有的书籍形态被打破,一些具备前后联系的文章分隔两卷,直接影响到苏轼思想的整体化呈现。随着分类合编本成为当今通行本苏集,《应诏集》与《志林》日益掩埋于“论”体,其内部思想宗旨亦湮没不彰。

因此,“新子书”不仅是文章的著述形态,更是思想内容的展现形式。对唐宋别集所收“新子书”进行考证、揭橥,密切关系到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与阐释。学界目前的文章研究主要采取“文体”视角切入,关于某类文体的“著述形态”,或由某几类文体共同构成的“著述形态”,尚重视不足。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上,往往逐篇分析,而对著述整体的逻辑联系与思想宗旨阐发有限。“著述形态”与“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两种基本要素,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辨析唐宋“新子书”著述形态的最终目的,在于将“著述形态”作为一种文本阐释方法。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

 

王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