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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概念、起点与分类 ——从陈子善先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说开去

黄海飞

近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与“当代文学史料学”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热议的话题,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学术期刊上商榷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比附为“乾嘉学派”1重现,或是“文献学的转向”2。陈子善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此时出版既恰逢其时,又似乎可视为某种症候,预示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跃入新的阶段。书中提示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发人深思,这里仅就个人学习心得谈三点感想。

“史料”到“文献”

作者开篇给现代文学文献学下定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以搜集、整理、考证、校勘、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为宗旨。”3但同时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后面加注,认为“又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联和区别、互用和并用等,参见刘增杰:《前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上海:中西书局,20123月初版。”这里就涉及两个概念,即“现代文学文献学”和“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界至今仍对二者有所争论,有必要做一点梳理和辨析。

从概念使用的时间来看,现代文学史料学当然更早,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前身。一般认为,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意识的自觉。由于是学科草创期的宣言,文章在史料分类上难免有些混乱,如第六类“文献史料”本身命名就有问题,将“文献”归入“史料”门下,更是不妥。但马良春将“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认定为“文献”,又表明作者对“文献”的定义较之古人有所前进。4刘增杰曾坦言自己对这两个概念“犹疑不决”,在2004年《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将二者混用,提出“要建立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第二个我想到的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根本……”52006年又发表《报刊文献与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6,而2012年最后还是决定用“现代文学史料学”为著作命名,大约是因为“对研究对象用史料学命名的研究者开始增多”7。谢泳在2008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中主张在现阶段,仍称“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但也不排斥将来等条件成熟,可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8。即便到今天,仍有学者如刘勇、付祥喜等坚持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一概念9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从何而来?最早是谁开始使用?追溯其起源,解志熙2003年召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虽然未明确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概念,但讨论中已经触及这一话题。2004年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马俊江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一个现代文学的亚学科——现代文学文献学,已经是势在必行”10。最早在论文标题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则是徐鹏绪11,五年后他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12,这也是以此命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徐鹏绪这一系列成果源自2002年获批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因此他应该是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132016年由易彬召集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似乎是第一次以这一概念命名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福春以主题发言的形式疾声鼓呼:“我们应该努力建立我们现当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142020年袁洪权召集的同名会议再次延续了这一概念。两次会议极大扩张与提高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概念的使用面与认识度,为达成某种共识奠定了基础。

“必也正名乎。”要建立学科,我们首先应该在学科名称上达成基本的一致。我个人更为认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对于“史料”与“文献”两个概念的历史渊源,前人已进行过较多辨析,这里不再赘述。有学者认为“史料”范畴比“文献”宽广,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姜飞指出:“此类说法,似乎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且对‘文献’一词存在误解。”15且不论“文献”在古代已经包含有文字典籍和时贤所言,今天这个概念也已更新,不再只是指称文字类史料。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文献”一词也已指代“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16。就范畴而言,两者并无实质区别。第二,“文献”较之“史料”更具学术指向性。王风赋予“文献”丰富的内涵:“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起源。……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17”钱理群也认为这一意见特别值得重视。18第三,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可以承接“中国古典文献学”,更具学术传统。中国古代有数千年的文献学传承,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虽然在版本形态、文献载体、生产机制等方面与古典文献学有很大差异,但总体来看,同大于异。我们应“以古为师”,更强调学术传统的接续,而非突出其断裂。第四,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接受度明显要比“现代文学史料学”更高。即使是使用“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者也并不反对使用“现代文学文献学”19,甚至在谢泳心目中,后者是必然会到来的更高级的阶段。

由此,我们有较为充足的理由使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概念。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问题

较之于学科名称,另一个问题——现代文学文献学起点的讨论稍显冷清。同样在序言中,陈子善这样写道:“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程,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从19201月上海新诗社编印《新诗选(第一编)》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20这当然首先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站在今天往前回溯一百年,但也显示出作者的起点意识。那么,这个起点定在何处较好呢?

马良春在宣言中简单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工作,尚未触及起点问题。樊骏在经典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也未明确界定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但文中提及“像《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36年)、第一版《鲁迅全集》(1938年)的编辑出版,许寿裳、许广平等人的鲁迅回忆,阿英、唐弢、林辰等人对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都属于筚路蓝缕的最初成果。”21这里提到最早的成果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倘若将其作为起点,时间则在1935年。这一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者继承。徐鹏绪、逄锦波对于起点的描述是模糊的,也只是指认:“搜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至迟在上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便已有规模的展开”22。刘勇、张悦的研究也将起点表述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20世纪80年代的史料学建设”23。付祥喜也没有标记最初的起点,只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不久即已展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935)”则是“其间的集大成之作”24

较为特别的是刘增杰,他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的起点设定在1895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正文开篇就说:“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是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的年代。诱发文学思想变革的,从政治上看,是1840年以后步步加深的民族受辱感对知识者刻骨铭心的伤害。这种民族危机感到了1895年前后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萌动。”25 显然,刘增杰受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理论的影响,强调近代文学的转型作用,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献学的起点前移至19世纪90年代。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关于起点的讨论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但学界主流观点仍将现代文学起点定在1917年附近。以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为例,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开篇旗帜鲜明地宣布:“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26程光炜等五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也认定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27。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52018(第四版)》则一如书名,将前三版认定的1917年提前至1915年。28

这里实际存在两个起点,即现代文学文献的起点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起点。前者时间很早,几乎与现代文学同步;后者则要晚很多,需要对现代文学文献有自觉的整理与研究意识,产生较大规模的影响。前者确立难度较大,随着新的发现可以不断往前追溯;后者则较为稳定,可以确定一个基准点。由以上梳理,或许可以达成某种共识,19351936年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更准确地说,1936年阿英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正式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诞生。29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分类及方法

如作者所述,本书从其个人研究实践出发,选取了十个方面,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讨论这些发掘和研究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30。这十个方面——作品版本研究、集外文和辑佚、手稿的意义、笔名的考定、书信的文献价值、日记中的史料、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史实探究、作家文学活动考略、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也可视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某种尝试。

本书之外,至今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教材的还有三本(以现代文学文献学命名的教材,本书则是第一本)。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主要接续中国传统朴学传统,将新文学资料学分为五个部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其作为开创性著作,奠定了以后学科门类的基础。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主体部分主要介绍各种类型史料的使用,如域外史料、“政治运动”中的史料、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作家全集、作家传记、作家年谱、作家日记、作家书信等,分类极为细致。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分为源流篇、形态篇、应用篇、人物篇,架构相对最具系统。其中应用篇又分为史料类型与书刊目录研究,版本、注释与校勘、考证,辨伪与辑佚,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四章,继承并发展了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的框架。

本书选取的十个方面,则带有更多“个性色彩”。作者在引言中自己也承认,例如像新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无非是我个人兴趣使然,未必是研究者都应该关心的”31。但从中仍可看出某种架构,是在朴学的基础上有所损益。

首先是版本学。作者精研版本,对现代文学版本研究有深刻和独到见解。例如作者通过对《呐喊》三个版本的梳理与考证,得出结论:“初版本固然应该重视,再版和三版本等也并非可有可无,有的甚至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 对签名本价值的强调是作者的创造。尽管前人如唐弢等已介绍过签名本,但近年来大力提倡并以专著形式来研究,陈子善当属第一人。书中写道:“从签名本中,可以考察作者的文坛交往,以至了解作者的著书缘起、思想变迁”“只要是签名本,即使不是初版本,它的价值和意义仍十分重大。”33从初版本、再版本、三版本到签名本,包括下文将讨论的手稿本,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版本系列, 建构为书中多次提到的“现代文学版本学”。

其次是辑佚学。作者在这一领域精耕数十载,著作等身,先后辑佚过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徐志摩、台静农、张爱玲等著名作家的集外文,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升为辑佚理论。作者指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有集外作品,而且许多集外作品并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对研究和评估该作家的文学历程和文学成就往往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对该作家的既有的文学史定位。因此,对集外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现代作家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34

第三是手稿学。本书第一次将其纳入现代文学文献学范畴,是一大创举。实际上,书中另两讲——书信的文献价值、日记中的史料也属于手稿学范畴。手稿学是近年来的新兴领域,上海交大、东北师大先后多次召开过手稿学国际学术会议,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术增长点。作者毫无疑问是手稿学的先驱者,早在2005年就已提出要重视手稿学的研究,十几年后他在书中十分时髦(当然,今天似乎风气又变了)和熟练地引用英法学者的理论,写道:“就‘文本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等)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35

第四是考证学。考证实际贯穿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书中“笔名的考定”“文学社团史实探究”“作家文学活动考略”都属于这一范畴。作者考证技艺炉火纯青,令人赞叹不已。例如书中对梁实秋集外文的考证,先以文推出梁实秋的新笔名,再以笔名推出集外文,又以生平经历推文,在一个历时不到半年的小副刊——《益世报·星期小品》上集中考证出15篇梁实秋集外文,极其精彩。又如挖掘张爱玲的集外文《不变的腿》,先从一篇不到200字的小道消息入手,而后考证出小报《女人圈》的编辑是苏青,再进行文本分析,如神探破案,从蛛丝马迹入手,条分缕析,终于揭开谜底。

当然,本书名为“十讲”,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划分无意也无法齐全,例如校勘学与目录学就不在其列。作者在引言中说得很清楚,本书“也并不能涵盖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全部,诸如口述历史和回忆录研究、档案史料研究、文献编纂成果研究、网络资源整合研究,等等,都值得关注”36。但这一框架仍给现代文学文献学门类的划分提供了极富启发的坚实的基础。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北宋潘阆《酒泉子·长忆观潮》中的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已成学术大潮,颇有席卷之势,陈子善先生既是这潮流始终的造就者,又是屹立于潮流之巅的弄潮儿。《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毫无疑问必将成为这一领域界碑式的必读书。然而,现代文学文献学若要成为一个学科,仍要走很长的路。借本书出版的契机,或许可以作一些探讨,也因此在上文写下不成熟的意见,抛砖引玉,供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注释:

1.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2.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 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引言第1页。

4. 参见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5. 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7期。

6. 刘增杰:《报刊文献与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研究为例》,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

7. 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前言第5页。

8. 参见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后收入氏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9. 参见刘勇、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付祥喜:《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0. 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11. 参见徐鹏绪、逄锦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上中下)》,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123期。

12. 参见徐鹏绪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 此处感谢长沙理工大学易彬兄指教。

14.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5. 姜飞:《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与相关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16.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

17.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18. 参见钱理群:《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9.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即使主张使用“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并不就是排斥或摒弃“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先生说得好:“应该承认,每位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概念的界定,只要论述的内在理路有其合理性,他们学术追求的表述方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见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前言第5页。

20. 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引言第2页。

21.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22. 徐鹏绪、逄锦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上)》,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1期。

23. 刘勇、张悦:《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

24. 付祥喜:《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5. 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页。

26.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7. 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8. 参见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19152018(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29. 关于起点问题,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子善先生,他认为起点或许还可以再往前提。不敢掠美,期待将来先生自己发言或写作。

30. 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引言第2页。

31. 同上书,引言第3页。

32. 同上书,第21页。

33. 同上书,第6453

34. 同上书,第70页。

35. 同上书,第157页。

36. 同上书,引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