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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菲尔的凝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性、帝国与亚洲形象

周云龙
内容提要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作为书写葡萄牙发现印度的民族史诗,其解析不应该局限于民族主义情感视野。在帝国框架中,可以看到该书中的亚洲形象在构建早期近代欧洲反思性主体时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史诗中的仙岛性爱场景是以神话方式再现葡萄牙的印度发现之旅。女性作为被征服者,反衬了葡萄牙帝国的男性气概,与此同时,这种男性气概又被自身反噬,成为女性或亚洲的猎物。史诗文本的这种暧昧与矛盾,结构性地传达着文本内在的干扰性因素,即叙事者对自我文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来自卡蒙斯的亚洲旅行经历和葡萄牙帝国自身的衰颓,而亚洲或女性狡黠善变的刻板印象也被再度强化。
关键词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卡蒙斯;亚洲形象;帝国;性别

  

 

    一  超越民族主义

  

     1553年3月,应征入伍的葡萄牙士兵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终于等到了前去印度的船只“圣本笃号”(Sâo Bento)。半年后,卡蒙斯随船抵达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据点果阿,在参与战事之余,他完成了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íads)。[1]关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早期近代葡萄牙的文化位置,诺埃尔通过一种比较的欧洲(文化)史框架,给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判:“不管以怎样的高度来估价这个人物和他的著作的重要性,都是不会过分的。……卡蒙斯和其他天才不同,他完全是一个民族诗人,他的杰作从头到尾都专门叙述他本国的史话。”[2]诺埃尔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沃勒斯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早期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观察。沃勒斯坦认为: 

   毫无疑问,强盛国家的辩护士终究会把培养民族感情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坚固支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16世纪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这种集体的感情倘若存在,通常主要的是适应君主个人的需要,而不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在16世纪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尚未同国家确定无疑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多数人对开放式经济比对封闭式经济更感兴趣。而对国家的缔造者来说,早熟的民族主义有局限于过于狭隘的民族疆域的危险。在早期,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统制主义(statism)几乎可以说是反民族主义的,因为“民族主义”感情的边界常常比君主国家的边界还狭窄。[3]

 

  虽然从1535年开始,葡萄牙王室开始允许私人经商者加入亚洲的远程贸易,尤其是1548年安特卫普商行关闭后,“君主资本主义(及其盟友中等资产者)被新兴的、强有力的跨国金融家——以商人为主及其盟友葡萄牙贵族所取代”[4],但这仍然是一个“绝对君主”的时代。这就解释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作为一部具有浓烈民族主义情感的葡萄牙史诗,为何在1572年出版后直到葡萄牙丧失独立这段时间都“不曾引起巨大的震动”,葡萄牙国王甚至史诗里面的英雄主人公瓦斯科·达·伽马的后人“都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兴趣”[5]。与此同时,沃勒斯坦对16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观察还提醒我们,阅读《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时不应该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视野,可能需要一个超越国族的帝国框架。 

  帝国框架不同于民族国家。“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6]安德森这段对比性评述涉及的是前现代帝国,本文所探讨的则是近代殖民帝国,而安德森强调的前现代帝国在主权与边界方面的诸特征,是近代殖民帝国也同时具备的,而且在中心与边远之间呈现为互动状态。早期近代欧洲跨越领土边界的帝国主权模式,为欧洲内部的“现代化”提供了多重刺激和动力。“16世纪欧洲变革的空间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与美洲的结合,而且从第二个层次上说是欧洲与非洲和亚洲的结合……”[7]《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作为达·伽马发现印度的旅行书写,本身就是对帝国意识形态“询唤”(interpellation)的一种回应。《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不是从政治经济层面叙述欧洲与非洲、亚洲的互动,而是以文化隐喻的方式对葡萄牙帝国与非洲和亚洲的关系展开想象。《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对布劳特所谓的“16世纪欧洲变革的空间模式”的表现是非常隐晦且微妙的,叙事者始终在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世界意识中展示这种空间感。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有两个让人惊叹的“现代”场景和细节。第一个在第七章第23节,当达·伽马的船队成功抵达印度后,他派遣一名葡萄牙使者前去国王那里传递消息:“奇怪的肤色、面貌和服饰,引来无数围观的男女老幼。”[8]第二个在第十章第90、91节,仙女们带着返程中的达·伽马及其属下一起穿过森林,攀登山巅,一起观看巨大的世界机器:“在这个天体最核心的地方,是海洋与陆地构成的地球。人类就居住在这个中心上……”(第436页)这两个场景描述的内容各不相同,前者是葡萄牙使者与印度人遭遇的情形,后者是返程中葡萄牙人在仙界观看世界和地球的过程。虽这两个场景都在讲述“看”,但目光却来自欧洲人眼中的印度人,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反思性的主体意识诞生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场景是“现代”的。 

  第一个场景中,当葡萄牙使者下船上岸后,叙事者理应顺着葡萄牙使者的视角描述“帝国之眼”中的印度“男女老幼”,但这里却偏偏做了一个反转,葡萄牙使者感受并内化了作为“自我的他者”的印度人“围观”的目光。由此,他意识到自我相对于亚洲的“他异性”(alterity)——“奇怪的肤色、面貌和服饰”。这个过程正如诺尔曼·布列森在论述透视法时所说的那样:“单一的消失点标志着画作中激进的他异性原则的组构,因为观看者作为自身的客体在其凝视中回返了:某物在看我的看——有一个我从来都无法占据的凝视的位置,从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景观,我只能通过翻转自身的位置和视角,并且把自己的凝视想象为水平线上全新的、折返的消失点来体会。”[9]达·伽马船队和印度人的首次遭遇,是欧洲与亚洲真正开始接触的隐喻。葡萄牙使者的这种现代反思性主体意识的生成,正是欧洲在与亚洲相遇后所得到的回馈和后果,即布劳特说的“欧洲内部的现代化”。 

  第二个场景中,从发现印度之旅返程中的葡萄牙人在仙女们的引导下,有机会审视“巨大的世界机器”(第436页)时,他们发现地球在天体的中心,人类居住在这个中心上。这个场景除了具备人类(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叙境中当然指的是欧洲人)自我审视的现代性意义之外,同时还暗示了欧洲帝国的中心意识和人类的中心意识。忒提斯给达·伽马展示地球上的不同区域时,是从欧洲出发的,然后依次按非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空间顺序排列。这个空间序列也是一种权力级差,即欧洲是“远比其它大陆文明昌盛” (第436页)的中心,由此辐射全球。这一叙述显然依循了“后设地理学”的原则,该原则“保留了‘西方’欧洲人区别于遥远并且迷人的异域他者的意识”[10],欧洲成为评估其他大陆文化的尺度和标准。虽然这架世界机器在诗篇中是球体,但在葡萄牙人的观看中,世界事实上已被呈现为图像。这个场景中,人类已经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人在存在者范围内”已经成为主体,人类成为超越其外的其他存在者,世界成为现代人的图像。[11]葡萄牙王权自然处于安德森意义上的帝国中心,统治着远方的国家和民族。这个场景处于达·伽马船队返程的环节中相当重要,因为这种具有促使空间变革意义的力量的出现,必须是在欧洲遭遇了亚洲之后。 

  

   

二  达玛斯托尔的预言/诅咒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与《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亲缘关系已是学界共识和常识。同时从横向的殖民帝国框架和纵向的史诗文体传统,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作出深度解读的是,大卫·昆特(David Quint)的《反抗的声音:史诗的诅咒与卡蒙斯的达玛斯托尔》。昆特认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第五章中,达·伽马船队在接近好望角时,遭遇了怪物达玛斯托尔,达玛斯托尔对上天的违抗和对海的公主的觊觎,又是前往东方寻找财富的葡萄牙人的自我形象,也是诗人卡蒙斯自己宣称超越古代楷模如荷马和维吉尔的姿态;这个自我知识的生产过程伴随着对他者的双重压抑:达玛斯托尔的形象既是非洲人的替代品,同时又掏空了他们的在场,还强调了他们的葡萄牙主人。[12]昆特对达玛斯托尔处在神人之间的现代寓言意义的解析,非常有力地揭示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微互涉。但是,昆特的分析重心在于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文化表征关系。昆特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结构出发,把达玛斯托尔的预言(也是诅咒)段落视为整部史诗的“中心点”(midpoint),“该段落赋予这部史诗在世界文学中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卡蒙斯甚至是他笔下的男主人公达·伽马宣示了所有权的”。[13]昆特的这一出发点,恰恰显示出他的论证的不平衡性——昆特完全把达·伽马稍后的成功的印度之行和返程之旅包括进了中心点,似乎后者并不具有相对独立的文本结构意义,只是支撑对达玛斯托尔的预言/诅咒的意识形态解读的补充性或印证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昆特的论述(至少在史诗的结构层面)其实是把达玛斯托尔的预言/诅咒作为终点而不是中心点来处理了。因此,昆特对《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亚洲书写几乎视而不见,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同样被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也许对昆特而言,亚洲无非是欧洲的第二个非洲。但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讲述的核心内容就是达·伽马的印度发现之旅。换句话说,发现印度才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中心点。文本结束于葡萄牙勇士发现印度后返程中一场宏大的庆功,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与达玛斯托尔的失败预言/诅咒形成对照。[14]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达·伽马一行踏上印度的土地后,欧洲反思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的现代空间感开始因应而生。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对亚洲(印度)的处理和非洲(霍屯督人)不同,正如昆特所指出的,后者莫名的愤怒、无意义的暴虐和海角的风暴一样被史诗的帝国修辞给非人化了;而前者则不然,它不仅仅印证了达玛斯托尔/霍屯督人的失败和葡萄牙人的成功,而且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形象与内涵。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终结部分,也就是达·伽马带着属下离开印度返回葡萄牙时,在茫茫大海上,收获了维纳斯带领的诸仙女在丰饶美丽的仙山琼岛上的爱情。这个部分是直接接续葡萄牙人的成功发现印度而出现的,它与达玛斯托尔的预言/诅咒部分间隔着叙事者对印度细致而冗长的观察与书写,以及葡萄牙人与印度人的复杂互动。因此,昆特完全忽视印度或亚洲的观点,[15]就显得特别突兀且令人费解。昆特在连接达玛斯托尔的预言/诅咒与维纳斯的爱岛时直接跳过的发现印度的部分,正是我们思考亚洲形象的巨大的思想空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最后一章紧承葡萄牙人与印度的互看互释,就像是为葡萄牙人的成功发现印度而举行的庆贺欢宴,更像是为葡萄牙帝国王权延伸到东方而举行的一场加冕典礼。本文将从史诗这个终结的部分探讨亚洲形象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意义。 

  

 

  

三  亚洲与帝国的男性气概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第九、十章中仙女与勇士相爱的段落,被昆特认为是“葡萄牙人劳作的性回报”,而且“葡萄牙人得到了女孩、名誉和权力——而敌对的恶魔却遭受着失败的折磨”。[16]当然,这个段落有着很强烈、鲜明的“厌女”(misogyny)倾向,似乎反衬了葡萄牙勇士们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但昆特的解读仍然在强调欧洲对非洲的绝对性占有和胜出,显然把诗篇过于简化地处理了。 

  在维纳斯即将在海上变出仙岛之前,从印度返回的葡萄牙人已经开始满怀期望地想象归来的荣光与补偿:“即将要回到可爱的祖国,……人人都喜悦得难以形容,心儿都激动得难胜此情。”(第366页)紧接着就是维纳斯要补偿、抚慰这些艰辛的葡萄牙勇士的决定。我们知道,达·伽马和他的船队尽管发现了印度,但因为种种人为的阻挠,并没有真正成功地和异教国王“签订和平通商条约”,事实上这是一种欲望的延迟——对亚洲的欲望不仅得以维持,而且被强化了。“心儿都激动得难胜此情”,登上仙岛的威洛索不由得感慨眼前的一切“究竟是仙女儿还是幻影”(第387页)。此后充满色情想象的奇幻景观,毋宁说是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筋疲力尽又群情亢奋的葡萄牙人的精神状态,在亚洲土地上海市蜃楼式的投射。 

  我们首先注意到,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十章中,当达伽马的船队遇到仙岛时,叙事者采用了和第七章中抵达印度时完全相同的掺杂了神话元素的发现修辞。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时,有维纳斯女神暗中控制风神,似乎是上天把印度大陆推向了达·伽马及其属下。“你们成功在望,请看前面那片土地上有无尽的财富”,“他们眼前展现出大片陆地”,“刚刚一接近那片新的陆地,他们便发现了许多小渔舟”。(第280、286页)这些诗句一再强调印度的“财富”“新”和葡萄牙人的“眼前”“发现”“接近”。这种视觉化的修辞,掺杂着强烈的色情意味和性别暗示,似乎丰饶的亚洲大陆是有待于葡萄牙勇士征服的处女/“新的陆地”。 

  这种发现的修辞,在第九章中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船队遇上维纳斯女神的仙岛的段落中,而且,其中的色情意味得到赤裸裸地渲染和强化。这个段落让人想起达伽马的船队接近印度的过程,几乎可以视之为发现印度历史的神话版本。葡萄牙船队的“一片片圆鼓鼓的白色风帆”在这里是维纳斯点燃“海中仙女”情欲的“灵丹妙药”(第379、380页)。风帆是葡萄牙海上帝国的推动性力量和物质符号,它“圆鼓鼓”的状态充满了具有男性气概的侵略性和攻击性;同时,又是一种饱胀情欲的暗示,尤其是风帆与“强烈的爱情回报”相关联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饥饿而亢奋的审美联想。“贞洁无瑕”其实是“新的陆地”的同义语,“茫无人迹”、“突现”和“视野”(第379、380页)则强化了这种发现的原初性与拥有权。晨光女神“拨开夜幕”,表面上是在讲述时间的变化,其实是在暗示稍后的情欲场景,特别是“拨开”这一动词直接呼应葡萄牙人对亚洲/仙岛/仙女的发现与占有。“拨开夜幕”后被展示的“天空上的朝霞轻柔而怡人” (第380页)既是对仙女身体的色情化想象,也是对亚洲的性别化处理。 

  我们对比第七章中的印度和第九章中的仙岛,即可发现二者之间的互涉与转喻关系。葡萄牙人轻轻碰触却又不得不放手的印度,被叙事者描述为“有黄金、宝石和无数的财富,还有香水、香料和珍宝无数”(第292页)——仙岛或仙女在这里正是被葡萄牙人欲望化、色情化和性别化的亚洲的代名词,它的丰饶、富足与秀美,让这群葡萄牙人为之深深着迷。仙岛上的风物彻底被欲望穿透并拟人化。在葡萄牙帝国征服者或男性叙事者眼中,仙岛就完全像一个渴盼勇士前来俘获的丰满少女,它上面的一切都充满了显而易见且蠢蠢欲动的色情暗示。这方面的描写篇幅相当冗长,我们这里仅举出一例:“金光灿灿的橘柚和枸橼,像达佛涅的金发般娇艳。……秀气的柠檬,发出清香,宛如一只只处女的乳房。”(第382页)诗作在此利用各种视觉、嗅觉、触觉等意象,充分激活读者的感官,并用女性的身体来比喻仙岛上的植物及其果实,为下文的色情场景做气氛上的铺垫。 

  达·伽马及其属下一旦踏上仙岛,就立即呈现出一个无比贪婪的捕猎场景。葡萄牙勇士与众仙女的“爱情”被叙事者多次暗示,这更像是一次力量悬殊的围猎:“勇士们一发现珍奇的猎物,就会一见钟情把她们追求。……可谁也没想到在那座岛上,既无须套索,也无须罗网,就能捕获一种温驯的尤物,……有人手里拿着火枪和弓弩,毫不犹豫钻进了丛山密林,在繁茂翠绿的乔木灌木中,搜寻着欢蹦乱跳的小麋鹿。”(第385-388页)达·伽马及其属下登上仙岛之后,围猎成为一个高频的核心意象。猎手(“勇士”“猎狗”)的急不可耐与猎物(“麋鹿”“兔子”)的驯雅温顺,构成了一种志在必得的修辞效果。为了一窥非洲小村庄而被土著追杀的威洛索,在这里再次展示出他非同一般的好奇心和无比强烈的探索意识。威洛索的名字几乎成为好奇心和发现者的符号,他深信这个世界拥有着无数有待揭示的空间和秘密,同时对自己探索未知的能力充满自负。达·伽马等人在茫茫大海上遇到仙岛,又在仙岛上大喜过望且轻而易举地俘获了美丽的仙女,正呼应着他们对印度或亚洲的发现和想象性占有。威洛索所谓的“我们发现了世间闻所未闻,人们想也想不到的神奇事,说明这世界对疏忽的人类,还隐藏着无穷尽的神秘处” (第385~388页),其指涉的正是他们对印度的发现。威洛索的大胆猜想和对其他水手的捕猎动员,依据的正是前面发现印度的经验。正如丹尼斯·赛芙(Denise Saive)所言:“在表现仙岛上的爱的场景时,卡蒙斯用抒情的形式缓和了强奸的含义。”[17]尽管卡蒙斯极力地用富有想象力的诗句,把水手们的饥渴与粗暴以及仙女们的害羞与逃避粉饰成“爱情”,但这场被动员起来的围猎中暗隐的“暴力”和“强奸”含义还是不断溢出“爱情”的伪装:“青年们就这样扑向仙女儿,幸亏她们不是福玻斯的姊妹。”(第389页) 

  这一整套对世界的寻找、侵入、揭示、探索的知识冲动和色情修辞,与他们在仙岛的“爱情”奇遇或暴力围猎一道,成为葡萄牙殖民帝国把权杖伸向亚洲时的男性气概的隐喻,亚洲或女性被“物化”“低幼化”并“自然化”为葡萄牙勇士发现的战利品。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充满性别含义的段落中自反的一面,很难说这些葡萄牙勇士围猎仙女的场景就是对葡萄牙水手或帝国男性气概的纯粹的礼赞或嘉奖;相反,其中暗含着暧昧与矛盾的意义面向——葡萄牙帝国丑恶的贪婪和残暴在史诗这个段落里也被一览无遗。这个段落的暧昧性质,不应该从反映论的角度简单地解读为作者卡蒙斯的人文主义立场在帝国叙事中发挥了平衡力量,也不能单纯地把它理解为诗歌写作中的“意图谬误”或后结构主义式的“延异”。尽管第二种角度有力否定了前者的表征思路及其对语言透明性的无条件信任,但这两种角度却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殖民帝国对亚洲(正如强大的猎手对顺驯的猎物)的绝对的宰制力量。本文要强调的是,这种宰制或捕猎仅仅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如果所有的文本解析到此为止,那么上述解读就无形中成为对欧洲殖民帝国强力的再次确认和承认。根据福柯的观点,这根本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误解,因为真正的权力是关系的网络,而不是单向的压抑,帝国殖民权力也不例外。[18]在这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史诗中,暧昧与矛盾意味着其叙事里面存在裂隙和自反性。本文试图把史诗文本放置在近代欧亚交通的历史脉络中,从彼此互动的视野来解析文本,反观殖民帝国意识形态的自反性困境,进一步讨论亚洲在欧洲的世界意识中逐渐形成中的位置。 

  

 

  

四  欲望的仙境或陷阱
 
我们在前面曾提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七章第23节里面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达·伽马及其属下抵达印度时,被派遣上岸的使者遭到海边印度人围观,当使者感受并内化印度人的目光时,他看到了,也可以说发现了他自己——“奇怪的肤色、面貌和服饰”。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饱含丰富的隐喻意义。首先,达·伽马发现印度不是旅行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一个发现自我或发现欧洲的起点——这几乎是所有旅行书写的潜在结构,即旅行者最终是要返回/发现自我的,即使是像托梅·皮雷斯那样埋骨东方的欧洲人,其灵魂也无时无刻不在归程中。其次,亚洲/印度具有回望欧洲的能力,最为奇妙的是,亚洲的回望能力正是欧洲的旅行者所极其渴盼且不可或缺的,如果仅仅是欧洲凝视、观察亚洲而得不到反馈,那么,欧洲就永远无法发现自我,获得反思性的主体,也就永远无法踏上归程,因为远走他乡正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最后,对欧洲的旅行者和发现者而言,他们不可或缺的亚洲的回望能力,将使帝国意识形态注定永远存在着不可缝补的裂隙。
如果从亚洲回望欧洲的角度来阅读达·伽马及其属下在仙岛与仙女的关系,我们可能认为,与其说是葡萄牙勇士对仙女的暴力围猎,不如说是仙女对葡萄牙水手以伪作伪式地诱捕。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仙岛的浪漫奇遇根本上就是维纳斯的一个设计:“维纳斯女神谆谆告诫她们,要显得贞洁无瑕羞怯动人。”[19]决心犒劳葡萄牙水手的维纳斯,在这里就像一名称职的导演,而来自海上的仙女则是杰出的表演者。从这个段落中“排演”“推”“送”(第379~380页)等一系列动词可以看出,维纳斯和众仙女为了与葡萄牙水手们相遇,做了相关的繁多准备。这些准备既包括仙女们稍后必须具备的诱惑技巧,还有仙岛在海上的位置设定。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仿佛为即将到来的葡萄牙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这张等待猎物的网编织得如此密实、巧妙,以至于第九章第53~63节的篇幅全部用于描述这个人为的充满了诱惑的温柔之乡。但这里既是欲望的仙境,也是欲望的陷阱。
叙事者把葡萄牙水手比作成功寻找到金羊毛的伊阿宋,他们登上仙岛之后,仙女们开始了一场盛大的伪装与表演:“此刻第二代亚尔古船英雄,已经登上那座秀丽的小岛,仙女儿们却装作若无其事,在树林间无忧无虑地散步。”(第384页)这两节诗句中分别出现了两个猎物:第一个是上岛的葡萄牙水手,仙女们虽然对他们装作视而不见,但时刻做出追逐猎物的姿态;第二个是仙女,她们自比为葡萄牙水手的猎物。这两个猎物分别从属于两个对立的群体,事实上是在暗示仙女们以伪作伪的策略。此刻,仙女们为到来的葡萄牙水手刻意预留了一个凝视的位置,把自身作为后者的猎物(其实是诱饵),诱导后者进入欲望的陷阱。正如叙事者所描述的矛盾又暧昧的围猎场景所展示的那样:“众仙女在枝叶间躲闪藏匿,与其说轻盈,不如说狡黠,她们一边嬉笑,一边惊叫,渐渐有意让猎兔狗追赶上。……只见一个仙女故意跌倒,她表情温柔不显一丝懊恼,……有的仙女装作怕遭受欺凌,不顾害羞,裸身跑向树丛……”(第387~388页)表面看上去,葡萄牙水手/男性在这里是主动的凝视者与征服者,仙女是被动的凝视对象和臣服者,但事实上仙女才是真正的猎手,而葡萄牙水手才是猎物,是仙女成功捕获了葡萄牙水手。所以,手持金弓金箭的仙女装作追逐的猎物并不是一个虚指,而是一个暗喻。
罗兰·巴特在他的爱情隽语集子《恋人絮语》中,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察:“假如有这么个恋人,他终于能够‘爱慕’了,那么他也就处于女性化了的范围里了,与那些伟大的情女、真正的善女为伍了。”[20]巴特的观点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他对男女两性差异的具体感受,而在于他对男女两性间转化共通的敏锐理解,尽管这种转化共通在巴特这里是以爱情为条件的。这种局限性,正好可以为我们进一步观察登上仙岛追逐猎物或步入陷阱的葡萄牙水手的性别表征,提供一个有启发性意义的参照。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九章第75~82节,仿佛是集体场景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大篇幅地选取了众多情侣中的一对进行细描,英武倜傥的莱奥纳德与桃夭柳媚的艾菲尔当然是其中的首选对象,当然,他们也是这场仙岛奇缘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诗句中清晰地看出,深陷爱情之网的奥莱纳德在爱慕、迷恋和追求艾菲尔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史诗前面的章节所赋予的葡萄牙勇士们的男性气概:“美人呵你不该如此狠心,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你已经摄取了它的灵魂!”(第390页)这些多愁善感的绵绵情话,与前面刚武有力的发现修辞可谓格格不入,很难想象这些感伤沉重的诗句来自发现了印度的葡萄牙勇士,他们阳刚的男性气概在爱情面前一扫而光。作为仙女们的猎物,被捕获的不仅仅是这些葡萄牙水手,还有这些葡萄牙勇士的男性气概——他们与仙岛和仙女融为一体,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女性化特质。最终,美丽的艾菲尔停下脚步,转向忧伤的莱奥纳德:“美丽的艾菲尔已不再逃避,转身向忧伤的追求者凝视。”(第390页)伴随着爱情一起融化的还有葡萄牙勇士的男性气概。如果在发现的修辞中来理解达·伽马及其属下遭遇仙岛的过程,就可以把这个段落视为发现印度的历史的神话重述,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发现仙岛后的“爱情”场景?尤其是曾经无比阳刚、象征着伸向亚洲的葡萄牙帝国权杖的舰队,何以此刻在仙岛的密林深处化作绕指柔?

艾菲尔转身凝视追求者莱奥纳德的情景,再次向读者唤起达·伽马舰队初抵印度时,被派遣上岸的使者遭遇印度人围观目光的瞬间。当葡萄牙人首次遭遇印度人的那一刻,葡萄牙人在凝视印度人,印度人同样也凝视着葡萄牙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凝视的权力想当然地归于强者葡萄牙人,但是,我们已经论证过,共时的凝视,即印度人的反馈与回望可能恰恰是葡萄牙人所渴盼的。由此,发现自己的“他异性”、反思性的主体方可诞生,返程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艾菲尔的凝视其实正隐喻着亚洲对葡萄牙发现者的回馈。“卡蒙斯尝试把帝国之‘爱’抒情化,但是,与此同时,又揭示了追求者可能被转换为被爱的人,在爱的过程中男人变得女性化。”[21]亚洲/艾菲尔这一转身的凝视或回馈,几乎是一种文化上的“去势”过程,把葡萄牙发现者/殖民帝国转换为被动的知识客体——使后者有机会发现了自身的“他异性”,这里呼应着达·伽马一行登陆印度时被看的段落。
那么,书写葡萄牙民族灵魂[22]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为何会内在地包孕着一个自反性的结构?关于这个问题,有研究指出:“某些葡萄牙水手在仙女面前的笨拙反映出葡萄牙宫廷的不稳定性和不断弱化的政治影响力。《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写作于一个男性主宰的时代,它对性以及男女互动的表现,展示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男性心态所遭受的影响。我认为仙岛上的女性表征为理解卡蒙斯对葡萄牙的男性气概和未来的展望以及他就此与国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ão)的沟通提供了线索,卡蒙斯的诗歌就是献给国王塞巴斯蒂安的。”[23]这种解读意在说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处江湖之远”的诗人卡蒙斯对国家和君王的未来命运的忧思及其表达,而诗歌的结构则是卡蒙斯委婉的进谏方式。支撑该观点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作者决定论,即作品《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意义属于作者,这种帝国男性气概的矛盾性张力是作者意图的设计和实现,而作品本身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解读孤立地看,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反映论和作者决定论的阅读方式中暗隐的短路做法——直接把历史/作者与文本/意图相对应,完全无视语言符号的不透明性和作者的多元复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不同意上述的阅读方式与文本阐释。
根据相关资料,《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大部分完成于卡蒙斯在亚洲游历期间,[24]那么,东方或亚洲除了在史诗中被描述为葡萄牙帝国的权杖所及之地或被发现的他者外,还具备另一重此时此地的意义,即作为(意识形态)文本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生产氛围与跨文化脉络。16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卡蒙斯在东方期间,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远程贸易即使不是处于衰退的阶段,也是已经陷于内外交困的窘境。葡萄牙王室及其辛苦经营的君主资本主义此时正在经受资金缺乏的折磨,而且由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影响,葡萄牙王室的内层人物对阿维斯王朝的过于鲜明的商业特性越来越感到不安,因此,这段时间首次有人认为贸易有失“皇室的尊严”。[25]除此之外,亚洲此时的情形对葡萄牙而言也已失控:“首先,中国沿海变化无常的情况就无法使葡萄牙人从这个地区的贸易中获得重大利益;只是在平息了倭寇之后……葡萄牙人才开始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受惠。1560年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限制其臣民参与与日本人的贸易活动;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葡萄牙人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有利可图的中国—日本贸易中占有了最大份额(但没有完全垄断)。”[26]在一定程度上,亚洲的远程贸易对疲惫的葡萄牙帝国而言,似乎不再是一种福祉,而是一个负担,甚至可以借用昆特的表述来说,是一个诅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十章对葡萄牙海外拓殖历史的回顾与礼赞,视为一曲献给帝国的挽歌。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多重主体意识与跨文化氛围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及其暧昧的性视为历史个体与欧亚交通/世界转型脉络的关系想象。如果把卡蒙斯在亚洲的游历本身视为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因素之一,那么亚洲在这部史诗的生产过程中就扮演着一个意味深长的角色——亚洲并非直接体现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所描述的历史文化,而是在文本与葡萄牙文化之间制造了一个令人苦恼的物理距离与叙事裂隙。因此,《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远非仅仅是对葡萄牙民族主义情感的建构,它还结构性地传达着旅行书写文体的一个内在干扰性因素,即空间距离带来的对自我文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亚洲/仙岛/仙女对葡萄牙帝国的男性气概的回望与反噬。当然,亚洲/女性狡黠与善变的刻板印象在此也被再度强化。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游记中的亚洲形象研究”(15BWW011)的阶段性成果。 

  [1] 关于卡蒙斯的生平,可见Luis Vaz de Camões, The Lusíad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andeg Wh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xxv-xxvi。 

  [2] 〔美〕诺埃尔:《葡萄牙史》上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第206~207页。 

  [3]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183页。 

  [4] 〔美〕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93页。 

  [5] 〔美〕诺埃尔:《葡萄牙史》上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译,第219页。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8页。 

  [7] 〔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48页。 

  [8] 〔葡〕路易斯·德·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第289页。《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引文采用张维民的中文全译本,同时参照Luis Vaz de Camões, The Lusíad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andeg Wh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下文仅注引文所在页码。 

  [9] Norman Bryson,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Ga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6. 

  [10] Martin W. Lewis, Kä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2. 

  [11]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第86、88页。 

  [12] David Quint, “Voices of Resistance: The Epic Curse and Camões’s Adamastor,”Stephen Greenblatt (ed.), New World Encount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248-265. 

  [13] David Quint, “Voices of Resistance: The Epic Curse and Camões’s Adamastor,” p.255. 

  [14] David Quint, “Voices of Resistance: The Epic Curse and Camões’s Adamastor,”p.261. 

  [15] 昆特认为:“达玛斯托尔和它糟糕的预言事实上象征性地联结着《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结尾部分,即葡萄牙人在维纳斯的爱岛上的庆祝。但这两个最著名的段落之间却是一种倒置的关系:葡萄牙人得到了女孩、名誉和权力——而敌对的恶魔却遭受着失败的折磨。” David Quint, “Voices of Resistance: The Epic Curse and Camões’s Adamastor,”p.261. 

  [16] David Quint, “Voices of Resistance: The Epic Curse and Camões’s Adamastor,” p.260, 261. 

  [17] Denise Saive, Challenging Masculinities: The Role of Gender in Os Lusíadas by Luís Vaz de Camões,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13, p.94. 

  [18]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90页。 

  [19] 句子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20] 〔法〕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汪耀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47页。 

  [21] Denise Saive, Challenging Masculinities: The Role of Gender in Os Lusíadas by Luís Vaz de Camões, p.94. 

  [22]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20世纪40年代曾被高美士、张翼之翻译为“葡国魂”。 

  [23] Denise Saive, Challenging Masculinities: The Role of Gender in Os Lusíadas by Luís Vaz de Camões, pp.95-96. 

  [24] 〔美〕诺埃尔:《葡萄牙史》上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译,第210~211页。 

  [25] 〔美〕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何吉贤译,第97页。 

  [26] 〔美〕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何吉贤译,第113页。同样的观点亦见〔葡〕文德泉《贾梅士来过澳门》,(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第54期中“贾梅士时代的中国”部分。 

  

本文出自《文化研究》第4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