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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双重建构逻辑

张浩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构逻辑来看,党为人民并依靠人民执政,执政的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取得执政地位的主要方式是暴力革命,优化执政方式的关键在于明确执政职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革命的时代依据在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能够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革命方式包括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双重建构逻辑是内在统一的,革命是执政的前提和基础,执政是革命的目标和保障。两者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党肩负的伟大使命、党领导的伟大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之中。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执政;革命

  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再到长期执政,始终胸怀崇高的革命理想,饱含旺盛的革命精神。然而,由于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现在只是“执政党”而不再是“革命党”,这种“政党转型论”的观点甚至一度成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现实中更是有害。习近平对“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明确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这深刻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当前,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的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科学内涵、建构逻辑及相互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学内涵及建构逻辑

  

 

  “执政党”概念原本是西方政治学中的术语,按其本意来讲,是指代表本国统治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党,或者指负责组织政府的党。换句话说,凡是负责组织政府并通过政府贯彻本党政策的政党都可以被称为执政党。西方政党政治有一条核心理念——“合法反对”原则,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对反对的认同、有组织的反对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根据这一原则,反对党可以通过合法程序与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而成为执政党,而执政党也可以被以合法程序与和平方式替代而成为在野党。在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逻辑中,“执政党”这一概念一方面意味着有“执政党”也就必然存在“在野党”,另一方面意味着“执政党”可被替换成为“在野党”。正因为如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以‘执政党’去界定中国共产党,必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虽然“执政党”的概念来自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排斥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工人阶级政党没有掌握过政权,他们也未曾对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有过具体的考虑。不过,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提到“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这可以说是针对无产阶级政党最早提出的“执政”概念。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成为领导整个国家政权的政党。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概念,并多次使用这一概念。例如,1924年4月,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讲:“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

  “执政党”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曾多次使用“执政党”概念。如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就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的领导人更是多次使用“执政党”概念。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时明确提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份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他并未否定报告中“执政党”的提法。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1962年1月2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时也多次使用“执政党”概念。他指出:“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概念更是被广泛使用。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使用了“执政党”概念。之后,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均明确使用“执政党”概念,并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以“执政党”来界定中国共产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将其置于何种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换句话说,是以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来理解这一概念。如果将“执政党”概念置于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下来界定中国共产党,那肯定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执政党”概念,只能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中来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明确当代中国的“执政党”概念应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中来理解,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正式文件中,很多时候不是单独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而是使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概念。

  理解“执政党”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执政”。从政党执政的基本逻辑来看,理解“执政”的科学内涵及建构逻辑的关键在于如何回答“为何执政、如何取得执政地位、怎样执政”这三大基本问题。对此,西方政党政治有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来回应和阐释,从而构建出西方政党执政的理论体系。同样,对于这三大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有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执政理论体系的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来进行回应和阐释。

  首先,“为何执政”主要涉及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使命,属于价值层面、政治哲学层面,需要回应“为谁执政、为什么要执政”的问题。一方面,从“为谁执政”来看,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在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之前,“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与其他一切政党不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利益最忠实的政治代表——无产阶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并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从“为什么要执政”来看,其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后者只代表本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胜任独掌领导权的责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明确提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坚持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责无旁贷、当仁不让的,同时也是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对人民群众的前途命运极端负责的表现。如果丧失了党的执政地位,也就丧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背离,对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否定,对党的历史使命的抛弃,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

  其次,“如何取得执政地位”主要涉及取得执政权的力量基础和方式途径问题,属于执政的逻辑前提层面,需要回应“依靠谁取得执政地位、以什么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问题。一方面,从“依靠谁取得执政地位”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民心所向是党取得胜利并执掌政权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证明,任何一个阶级、政治集团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都要受到民心向背的制约。取得政权后,其最终的前途命运也取决于民心向背,如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必然垮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习近平也指出:“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我们党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执政地位并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另一方面,从“以什么方式取得执政地位”来看,世界政党政治实践表明,政党获得执政权的途径主要有以选举方式赢得和通过革命方式取得两种。西方国家执政党主要通过选举方式来赢得执政权。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虽然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排除无产阶级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当然,无产阶级在利用各种合法的和平斗争手段时,例如普选制、议会斗争等,不能轻易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暴力革命,而应在革命中做好两手准备,当和平有可能时,就寻求和平发展;当和平没有可能时,就应采用暴力革命。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来看,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当然,一个政党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政权,最终在于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最后,“怎样执政”主要涉及执政职能与执政方式问题,属于执政的实践操作层面,需要回应“执政职能是什么、如何行使执政职能”的问题。一方面,从“执政职能是什么”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职能是由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党的本质属性主要包括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这也就决定了党的执政职能主要包括政治领导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两方面。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政治属性是党的第一属性,这也就决定了党的政治领导职能是党的首要职能。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首要职责是领导人民执掌好、巩固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实现其他执政职能的政治前提。但是,作为执政党,仅仅履行政治领导职能是远远不够的。执政党也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履行好社会管理职能。执政党履行的社会管理职能,从本质上来说是其承担并执行的国家的社会职能,这是实现其政治领导职能的基础。因此,党在执政以后,必须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此来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从“如何行使执政职能”来看,正确处理党与政、党与民、党与法的关系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一是党与政的关系。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政权后沿袭革命年代的领导方式,容易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从而产生种种弊端。针对这一问题,列宁明确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过去一段时期,由于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不足,有人认为要实行“党政分开”,但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划分党和国家政权的职权是必要的,其目的不是为了党政分开,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党政分工。因为,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执政作用最终要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来实现。如果把党政职能截然分开,容易导致党政分家,带来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各有分工、合理分工。二是党与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党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为人民执政,关键是要做到公权力姓公为公,避免以权谋私行为,而这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靠人民执政,关键是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切实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三是党与法的关系。党法关系是法治与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事实上,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逻辑,都体现一种政治立场。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就是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但与此同时,党也必须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因此,我们必须在认清“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好“党大还是权大”这一真命题。总之,正确处理党与政、党与民、党与法的关系,对于我们党来说关键就是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二、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科学内涵及建构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出现就被明确定位为“革命党”。马克思恩格斯在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87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更是明确提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战斗的党,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妄图把它变成改良党、变为搞阶级合作、走和平道路的民主主义党。他提出:“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诞生,便明确自己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即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明确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赋予了“革命党”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区别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并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使“革命党”一词在中华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然而,提出“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应当从革命转向执政和建设,而不必再考虑革命了,就只能是“执政党”而不再是“革命党”了。这种观点把革命党和执政党对立起来,既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科学内涵,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科学内涵。因此,澄清这一错误观点,就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科学内涵及建构逻辑。而搞清楚“革命党”概念的关键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中理解“革命”的科学内涵及建构逻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回答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之后“为何要革命、为何能革命、怎样革命”这三大基本问题。

  首先,从“为何要革命”来看,需要回应共产党执政后革命的必要性问题。过去有人以我们党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观点为依据,来否定党在执政后需要继续革命的主张。其实,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在执政后就要放弃革命。在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后,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但我们党革命并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执政地位,更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共产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仍然需要继续革命。因此,虽然我们现在进行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同过去根本不同,但革命本身不能被放弃。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同时,“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也不能成为我们告别革命的时代依据。自20世纪80年代起,时代主题已然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但时代本质并没有变,“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就是说,21世纪初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在继续发展,不能告别革命。

  其次,从“为何能革命”来看,需要回应共产党执政后革命的可能性问题。革命和革命性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属。资产阶级政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是有革命性的,有时甚至表现还十分突出,但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手段。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资产阶级政党便会利用所执掌的政权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压迫和统治的工具,随之丧失其原有的革命性,甚至走向反革命立场。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后,还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直到共产主义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么,为何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还能继续革命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本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无产阶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所有,才能从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而这同时也是阶级的消亡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毛泽东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最彻底的革命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决定了我们党在执政后仍能继续革命。

  最后,从“怎样革命”来看,需要回应共产党执政后革命的方式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主要有两种: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指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革命则是指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社会革命包含政治革命,以政治革命为前提并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出现在每一个社会革命时代的政治革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社会革命,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不仅追求阶级的解放,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同时,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的自我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任务的完成。但基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不会仅仅满足于政治革命的成功,而是会不懈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会继续协同推进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伟大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双重建构逻辑的内在统一

  

 

  提出“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人认为,革命党和执政党不具兼容性,即革命党未能执政,而执政党不能再革命。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革命和执政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时,就曾经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过,并取得了局部执政的光辉业绩。在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后,党仍始终注重发扬革命精神并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继续领导人民推进社会革命,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等。纵观党的发展历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和主攻方向,但革命与执政始终贯穿党的事业全过程。党坚持革命斗争,打破一个旧世界,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要夺取政权,实现人民翻身做主人;党坚持执政为民,建设一个新世界,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要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指向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实际地位,侧重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治理方式;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指向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侧重的是党的宗旨使命和奋斗目标。两者不仅是兼容的,而且建构逻辑是内在统一的。

  1.革命是执政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革命是执政的前提,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获得执政地位,必须进行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的政治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被压迫阶级要想解放自己并建立新社会,就必须采取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行动。旧社会制度的死亡,新社会制度的产生,总要经过暴力革命。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恩格斯强调:“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凭借政权的力量,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才能巩固新的社会制度。

  革命是执政的基础,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指引下推进的社会革命能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提供合法性来源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共产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施领导。因此,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同时,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指引下推进社会革命,必然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而这也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自我革命能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提供动力源泉和力量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来的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自我革命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做到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为其长期执政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2.执政是革命的目标和保障 

  所谓执政是革命的目标,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任何政治革命都是以夺取政权并获得执政地位为目标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任何试图成为统治力量并建立新社会的阶级在采取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行动时,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列宁也强调,“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要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首要标志。

  所谓执政是革命的保障,是指要以伟大社会革命实现革命理想——共产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作为前提和保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要进行人类历史上这一空前伟大的社会革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长期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列宁也强调:“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

  3.执政和革命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进行的执政和革命不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而且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共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在革命中有执政,在执政后不忘革命。从党的现实来看,党是长期执政的革命党,也是坚持革命的执政党,始终注重把革命与执政统一起来,在持续革命中担起执政使命,在长期执政中实现革命伟业。中国共产党执政与革命内在统一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中。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其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改革开放伟大革命,抑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面向未来,要把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也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执政的实质就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必然体现,党的全部执政活动都是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前提,并要以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是全面执政,从立法、执法到司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层,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可见,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执政党,同时又是领导党,党的革命与执政共同统一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中。

  二是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100年来,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党都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一方面,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同时也都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推进伟大的自我革命,根本原因就在于党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私利。这表明,党领导的革命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另一方面,党执政的根本目标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执政的根基在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由此可见,党进行的所有执政活动,也如同党领导的革命一样,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三是统一于党肩负的伟大使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使命型政党,以实现民族解放或复兴为自觉使命,以实现共产主义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党的伟大使命。一方面,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当起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使命而奋斗。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社会革命,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领导的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并推动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概而言之,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也为实现伟大使命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党要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也必须以实现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为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党执政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以党的长期执政和努力奋斗为基础。可见,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两者统一于实现这一伟大使命的进程中。

  四是统一于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中。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一方面,革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百年实践,充分彰显了高昂的革命斗志和高超的斗争本领。而要把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另一方面,执政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此后,党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也始终注重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斗争精神,不断提高斗争本领,善于运用斗争策略,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执政面临着国内外等各种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可见,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实以斗争求得革命胜利,以斗争巩固执政地位。

  五是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须注重自身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革命需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在新时代,要把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仍然需要继续坚持这条基本经验,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另一方面,执政也需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党有效应对长期执政考验、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法宝。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全面从严治党。

  

 

  

 

   

  参考文献:

  [1]本刊记者:《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2]王一程:《共产党的阶级性、革命性与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3]朱佳木:《关于党执政后还要不要革命以及当今时代的性质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4]石冀平:《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5]李包庚、张婉:《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中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6]刘红凛:《论党的执政理论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7]陈锡喜:《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的统一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12期。

  [8]梅荣政:《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