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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吉方: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作用

内容提要 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创新与自主构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并非意味着当代文学理论归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和问题一脉,乃至走向问题的重合与反复,而是要在哲学方法和价值观念统一的基础上解决好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创作和批评的关系问题、外来理论和中国理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指导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不是空泛的课题,“指导”要落在实处,展现“指导”的基础效应和示范效应,这个基础效应和示范效应更多地是在批评实践中展现出来,在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中辩证发展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导向机制/实践策略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深刻的思想智慧,在新时代,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新变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原典文献的系统认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作用,实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根本路径。

 

一、方法引领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引领当代文论发展创新,这并非意味着当代文论发展归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和问题一脉,乃至走向问题的重合与反复,关键在于这个“引领”。首先,“引领”要从哲学方法谈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恩格斯的观点曾广泛被采纳。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可以说,恩格斯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第一人,很多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具体理论观念都有恩格斯的功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了《资本论》的编撰工作。在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提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观点,恩格斯还提出了“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的文学批评标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理论观念上,恩格斯写下了《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社会主义”的诗歌》《致斐迪南·拉萨尔》《致敏娜·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致保尔·恩斯特》等重要的文论著作;包括列宁也写下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致阿·马·高尔基》;毛泽东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理论著作。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是一种哲学指引和思想基础;而在具体的文论观念的阐释和发展中,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成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问题,马克思的理论最早已经在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里体现出了这种“导向”的具体性。“导向”“导”的是文学理论具体问题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而最终面向的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具体实践。在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个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很重要,但关键还是具体实践层面上的应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并非是一种凝固的理论范式,而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批评阐释实践特征非常明显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不管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文艺批评实践,都要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精神的方法引领出发,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展现出“导向”的作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谈到:“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3]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他们曾批判德国布鲁诺·鲍威尔《文学总汇报》中的“批判”“把哲学对现实的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4],他们反对那种“用观点来评判观点”[4](253)的做法,而强调实践和理论的“神秘的同一”“审美的同一重复”[4](35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方法引领的具体表现,它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问题的一致性、阐释实践的重合性和价值观念的相通性。具体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也要改变那种“用马克思的观点评价观点”的方式,而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导向,就是要在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与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问题,探索在新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历史走向及其实践方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践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当代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理论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论的发展的确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也存在理论的宏大叙事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之间的矛盾,就是理论研究往往只从理念层面上着眼,忽视了批评实践方面的存在,文学理论的诸种观念、各种概念、范畴成为了一种理念的图式,而微观意义上的文学经验研究被严重忽视。在这种矛盾中,文论话语的理论抽象化色彩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理论抽象化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黑格尔式的体系误用”,是一种“最保守的哲学”,“把对象世界、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想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4](357)。理论的过度抽象不可避免地会与批评的现实和实践相脱节,理论很热闹,批评也很热闹,但在理论和批评之间缺乏系统性、标识性的概念、范畴贯穿和理念引领,久而久之,导致当代文论缺乏原创理论、核心范畴和标识性概念,文学的理论研究就变成了各种文学理论观点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导向研究就是要解决“从观点出发研究观点”的问题,破除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在理念层面上的过度抽象所导致理论原创的瓶颈限制,达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和理论的“神秘的同一”。

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生命之树”是什么?应该是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景象。目前,当代文论研究开始日益重视文艺批评,开始努力探索“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的有效路径。批评利器的打磨离不开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现状与格局的全面把握,更需要认真辨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成绩与不足。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一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9)。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曾出现这种文艺批评实践迷失的情况。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参与关于《巴黎的秘密》的大论战,为此曾写下《神圣家族》;恩格斯曾批判19世纪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所鼓吹的“抽象的人”“真正的人”的观念,写下《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恩格斯曾批判歌德的世界观问题,写下《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还曾参与《弗兰茨·冯·济金根》《城市姑娘》《旧人和新人》等文学作品的讨论,提出了“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美学的和史学的批评”等重要理论观念。即使是面对当时不是那么明显的文艺批评的市场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在论弥尔顿时提出“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原因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表现”[5]的著名观点的同时,同样也指出,即使是莱比锡的一个无产者作家,他在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价值,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市场价值,即使是个自行卖唱的歌女,她的市场价值也不仅仅包括使资本增殖的生产价值,还具有她的创作中的天性、才情、理想本身构筑的精神价值。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的文艺批评现状是关注的,不但关注,而且投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当然,马克思在终其一生研究资本价值规律的过程中,更没有忽略文艺批评的价值,“他看重文学家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独到见解并从文学表达方式中获得灵感”,甚至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大量借鉴了他们的写法”[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文艺批评观点今天对观照当代文艺批评实践问题有何启发?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当代文艺批评现状的历史警示作用;二是对当代文艺批评的不足和缺陷的批评导向作用;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路径有指导作用。比如,当代文艺批评在哪些方面还强调弥尔顿式的“天性写作”,当代文艺批评中的创作方法在哪些方向需要去“席勒化”而强调“莎士比亚化”,当代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是否依然存在世界观和文学价值观的冲突,美学的和史学的批评标准是否得到了贯穿,等等。在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中,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整体格局与价值取向的“导向”。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7]但同时也强调:“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7](177)。本着这样的初衷,恩格斯对斐迪南·拉萨尔的文艺批评找到了理论的症结,也落在了实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问题,不是空泛的课题,“导向”也需要“落在实处”,展现“导向”的基础效应和示范效应。这个基础效应和示范效应更多地是在批评实践的思考中体现出来,特别是需要在有效的文论话语体系创新与自主构建中体现出来。在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与自主建构的具体过程中,我们不缺少理论,也不乏实践,缺的是能够有效指导批评实践的理论和能够充分展现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经验的文艺批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论创新发展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审美经验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对各种文艺审美经验的集中阐释,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西方浪漫主义审美经验,也十分看重各种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经验。马克思曾深入地批判扬弃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审美经验,曾提出著名的古希腊神话的“有恒魅力”问题,认为作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源头的希腊神话艺术,“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显示出不朽的魅力”[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正常的儿童说”[8](35-36)。恩格斯曾对歌德的世界观进行评价,但也充分重视和尊重歌德诗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情感,认为歌德是“天才诗人”,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9];他批判了歌德诗歌中所表现的“庸人”的“渺小”“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9](254)的缺陷,但也赞赏歌德的天才和禀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审美经验的阐释更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对玛·哈克奈斯、敏·考茨基、斐迪南·拉萨尔以及莎士比亚、席勒、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分析,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深刻地启发了后来的卢卡奇等一批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沿着“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路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阐释的虽然更多的是西方的文艺审美经验,他们对中国的描述,除了对甲午海战、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等事件的分析之外,对中国文艺审美经验没有过多的表述,但他们对西方文艺审美经验的阐释对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研究与话语建构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文艺审美经验的分析离不开具体的批评实践,但文艺审美经验不等同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文艺审美经验是文艺批评实践的思想凝结和美学提升,在文艺审美经验研究中更能够展现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的视野、深度与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艺审美经验问题,这既是他们的具体的理论观点的表达,但更多地是他们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实践的总体把握,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表达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导向问题离不开对中国文艺审美经验的提炼和概括的维度。中国文艺审美经验同样是一个大课题,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经验、当代的经验。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国文艺审美经验同样不是一种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的,现实的。中国古代的“中和之美”“和谐之美”“形神之论”“言意之辩”“名实之争”“崇高之美”“知音之意”以及气象、神韵、风骨等美学问题都附着在各种文艺批评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各种哲学、美学、历史与文化阐释之中。近代以来的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健吾、朱光潜、宗白华等,他们对中国文艺审美经验也有集中的阐述。这些文艺审美经验既是中国文艺批评的重要内容,更是文学话语本身的表达特征,在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中,仍然是话语体系创新与自主构建的美学资源。马克思在论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引述黑格尔著名的“两极相连”理论阐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关系,并提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的可能影响,认为“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10]中国文艺审美经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审美风尚的核心所在。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艺的土壤、母胎、武库,中国文艺审美经验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创新的重要的美学思想土壤、精神、武库,更与世界文化发展“两极相连”,理应成为当代文艺理论话语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文化自信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价值引领

 

所谓“价值引领”就是解决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灵魂的问题,也是一个内在的思想品格、实践品格和价值规范问题,具体表现为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中的文化自信和展现中国精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的问题。早在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已经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1]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重申文化自信的问题,他指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与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5)并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25)。

文化自信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的价值引领的力量,在这种价值引领的基础上,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紧密连接,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首先蕴含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定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2]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深入阐释,不仅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文化自信最重要、最基础的来源,又辨明了奠定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或核心特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锤炼了崇高昂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气质与魅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审美风尚与审美追求,从而对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的奠基作用。具体而言,这种奠基作用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学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艺创作、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等能够积极影响当代文论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是当代文论话语创新的重要的文学资源。习近平强调:“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12](7)这也是漫长而精彩的中国文学史给当代文论研究提供的重要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是当代文论研究必须面对的文学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思想土壤。从理论层面上,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凝练和概括,但是,这个理论不是西方文艺理论发展中早已超越了的“大理论”,也不是那种宏观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理论”。所谓具体的“理论”,就是能够对文学实践经验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毫无疑问包含这样的“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中的具体的文艺理论概念、范畴、理论观念,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展现了这种阐释效力,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思想演进的特殊现代性进程,这些概念、范畴目前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体现出一定的阐释间隔,但并非意味着完全“失语”或者“实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中仍然具有某种“神思”“想象”“风骨”“知音”“妙悟”等概念、范畴所指的具体经验,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论发展中的具体的文艺理论概念、范畴、理论观念等,仍然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理论资源。从美学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追求、审美风尚、审美境界、审美理想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美学资源。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尚,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依托,同时也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美学任务。在哲学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精神追求、精神标识是一致的,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仍然需要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讲:“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讲:“等生死,齐是非”;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林则徐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梁启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这些民族文化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褪色,更不会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变色,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永远是一种精神的底色和思想的根基在起作用。

构成文化自信深广基础的还有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是引领当代文化创新发展的价值力量。习近平强调:“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12](10)。在某种程度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关联,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在中国革命中,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极大地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提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13]中国的革命文化同样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13](706)这种革命文化经过了“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这其中展现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都是革命文化的优秀诠释,并不断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精神品质,从抗美援朝到“雷锋精神”、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发到载人航天精神、从互联网发展到特区建设、从抗洪抢险到防治非典新冠疫情,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发展与文化精神建设的内在精神动力,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广基础,同时也是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精神旗帜。

在文化自信的价值引领下,当代文论创新发展既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同时更要重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引领作用,目的就是解决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内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问题。习近平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12](8)他进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当前的文艺发展在思想和价值观念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文艺创作中的浮躁功利、一味媚俗、低级趣味、粗制滥造;文艺批评上的恶意炒作、虚无历史、脱离实际、不辨美丑、吹捧造势、做市场的奴隶,等等。这同样会影响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进程和质量,因为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仍然需要在一定的思想语境之中进行,仍然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持,仍然需要讲究道德底线和良知,更需要重视集体家国观念和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基本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自信显得尤其重要。文化自信应该犹如血脉一样渗透在文艺创作、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之中。文化自信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价值引领就应该体现在具体的文艺创作、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具体过程中;同时,文化自信的内涵与展现,既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离不开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启迪与激励,同时更需要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中获得更有力的展现形式。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的方向与策略

 

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是一个时代命题。在文化自信的价值引领下,秉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观念,全面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现状与格局,辨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的成绩与不足,立足中国文艺现实,凸显文化自信,表达中国精神,这应该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方向。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70多年的理论探索,当代中国文论已经取得了鲜明的历史成绩。有的学者曾用“新开端、新时期、新时代”来概括这70年国家、社会和文学的成长历程以及用“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描述70年来中国文论的理论探索历程[14]。也有的学者提出:“新时期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敢于争鸣,勇于创新,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15]我们认为这些判断是恰当和准确的。当代中国文论经过了70多年的集体探索,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研究方法、理论观念及理论意识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展现出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在理论体系的层面,基本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文学的本质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为根本的理论体系;在理论观念的层面,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道主义、文学与主体性、文学与人文精神、文学与形象思维、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问题获得了深入的讨论,并持续产生理论影响;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以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讨论为核心,贯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借鉴,逐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哲学指导,以传统文艺学方法为基础,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中国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的方法体系,并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为契机,形成了文艺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在文学叙事学、文学符号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生态学、文学人类学、文学阐释学等诸多当代文论研究上展现新向度、新理念、新发展;在理论意识的创新上,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形成了诸如文学的人学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实践存在论、文化诗学、生态美学、中国叙事学、公共阐释论等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观念,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观念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能够展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基本立场、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70年弹指一挥间,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甚至缺憾,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发展转型不断深化,传统文论话语资源的继承与发展、现代文论话语资源的总结与提炼,西方文论资源的批判与借鉴等,都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关问题的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与文艺批评实践的融合发展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同层面的理论拓展和理论深化的任务,需要更进一步开展切实的研究工作。

首先一个任务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论研究既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内容,也是一种方法性和导向性较为鲜明的批评实践过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性、方法性和导向性的精髓具体引入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首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唯物史观、辩证法观念、认识论观念、文学生产思想、现实主义批评、美的规律学说、悲剧理论等,既有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有具体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并非意味着用这些理论观念机械地贴标签,而是在理论体系、理论观念和文本阐释的具体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方法引向当代文论的批评实践,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正的导向和导引作用。恩格斯曾经强调:“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16]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7]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应该具体引入当代文论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之中。目前来看,当代中国文论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关系上,在理论与文本的阐释上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存在着理论体系性的追求过于明显、具体文学现象研究不足的问题,文论研究在理论体系上过多地依附于哲学、美学等宏大理论观念。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在原创推动上迫切需要概念、范畴、知识和理论上的自洽性,这就需要当代文论研究还得从那些具体性的问题开始,而不是从宏大概念、生僻理论入手。把具体问题研究落实了,将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根植在现实关注之中,充分尊重感性与感觉、个案,将阅读分析、审美文化批判、文学批评方法、文本个案解读联系起来,并以一种晓畅通达的语言传达出来。这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却是决定当代中国文论原创推动能否有效的内功所在。这是一项涉及到理论与批判实践整合问题的原创工程,需要批评实践层面上的呼应和检验,是一项理论、学理、观念、方法、批评、实践等各种研究内容充分协调完善的系统工程。

第二个任务是要解决创作和批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理论研究,也重视创作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于创作实践的讨论、通信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讨论和通信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业余之作,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对当代文艺批评的重要启发。马克思主义文论引领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中,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这些具体批评实践观念。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首先,还是解决文艺创作的导向和思想根基问题,习近平将之概括为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也是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回答。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做出这一明确判断时,毛泽东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似解决了,不需要再讲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当时敏锐地意识到,“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31]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我们的文艺创作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13)。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中解决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文艺创作中面向现实、面向当代、面向人民,展现当代人民的文化生活,以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影响广大人民的文化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次,在创作与批判的关系上,还需要不断提高我国文艺创作的水平,需要文艺界不断推出精品形成高峰,拒绝平淡平庸之作,特别是创作能够体现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文化自信的文艺精品。再次,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还要树立正确的文艺批评导向,焕发文艺批评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批评的很多论述都强调文艺批评的问题意识,具有深刻的文艺批评的现实立场,倡导文艺批评的科学精神。文学艺术创作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规律与原则,文学艺术的生产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文化自信的力量及其底蕴、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的美学追求,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生产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内涵。

最后一个任务是要解决外来理论和中国理论的关系,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如何展现中国精神、中国经验、中国立场。首先,要警惕用西方文艺批评标准剪裁中国审美的问题。用西方文艺批评标准剪裁中国审美,不仅不能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应有的启发,更主要的是会产生复杂的阐释间隔,从而影响文艺批评实践效力的发挥。其次,当代文论创新发展需要展现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中国精神。习近平强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重要基础,那么,中国精神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了什么样的文艺才能是真正展现文化自信的文艺。当代文论创新发展要守住中国精神这个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以及每一种好的文艺作品,都应该将这种中国精神深深地嵌入其中,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最后,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展现中国精神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19]这不仅表明了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而且传达了对外国文化、外来理论的态度。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有效的理论观念与方法意识,一直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让当代文论研究展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中国精神不是一种凝固的精神,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文化,中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文论创新发展都处于时代的发展变化之中。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坚定文化自信,跟紧时代步伐、面向当代经验,在理论与现实、创作与批评、外来理论和中国理论研究的辩证发展中拓展当代文论研究的理论与问题,是当代文论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

[2]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

[4]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5]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6.

[6]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前言[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3.

[7]致斐迪南·拉萨尔[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2.

[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9]诗歌和散文中德国社会主义[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54.

[10]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4.

[11]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24日)[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12]习近平.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13]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4.

[14]高建平.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J].文学评论,2019(5):23.

[15]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80.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4.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1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4.

 

        原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