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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
内容提要 2020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喜忧参半。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意识清晰、论述严谨、探究深入,且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反映出学科建设在研究范式、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对收集的86篇研究成果进行细读之后,参考相关著作,提炼出“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与中国化”以及“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文化化’”几个关键论题。在对这些论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总结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优点,剖析其中的缺点,并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 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化/身体理论/言语行动

 

2020年度,我们共收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研究论文86篇。与前几年相比,这个数字有所降低。①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3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5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48篇。本年度学科研究状况可谓喜忧参半,既有一些问题意识明确、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但也不乏照本宣科之作,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缺乏整体性、规划性的问题,限制了学科升级发展,学科主导研究范式亦存在一些深层缺陷,亟待革新。

“回到文本”“深入生活”“中国与中国化”以及“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的‘文化化’”是本年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议题。我们以这些议题为切入点,对学科整体研究状况进行梳理、研判,对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回到文本

 

在《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中,我们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论文数量少、占比低,不利于学科发展,因此我们呼吁:“回到马克思,包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回到那些占据着思想制高点的命题、视野和分析架构,以重新获得理论自觉。”②令我们欣喜的是,本年度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聚焦重要议题,水准普遍较高,见解有启发性。具体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体现出了一种“回到文本”的理论自觉,即努力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从原典自身的系统与语境出发,进行细致爬梳和深入探讨。

2020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循惯例撰文纪念,由中国知网检索可知,篇名中包含“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文章就有81篇。不过,这些文章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57篇)、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10篇)、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9篇)、哲学(8篇)等学科。③文艺理论学科则颇为“冷清”,仅有董学文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一篇。文章首先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两人的文论话语却各有特点,风格也有差异:“从宏观上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更具哲学和美学的色彩,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更加文论化和批评化一些;从话语形态上看,马克思的文艺论述较多采取的是在其他论述中——如政治经济学论述——加以发挥的方式,而恩格斯则多是采取专门或集中进行文艺阐释的方式;从文字数量上看,应该说马克思的文艺论述相对少一些,而恩格斯的文艺论述则比较多一些;从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虽不乏批评性的意见,但正面阐述的意见更多,而恩格斯的辩驳性、批评性意见则明显成为主体”。作者细致爬梳了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对恩格斯在文艺方面的理论构建、批评实践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论述更多,涉及的作家、作品更丰富,探讨的文艺问题、阐发的文艺思想更全面,为研究文艺发展、文艺的特性、创作的规律和作家作品的评价等诸方面问题,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因而,“从具体作用上看,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实际处于‘拉第一小提琴’的位置,而马克思在文艺问题上则担当‘拉第二小提琴’的角色”④。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学界长久以来具有一个共识,即两人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贡献有大小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命名本身即体现了这种区分。而且,恩格斯本人也坦言马克思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他所做的则是“拉第二小提琴”。⑤由于这一原因,董学文的文章对长期以来的某种“共识”形成了挑战,或许还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心:这会不会影响马克思本人的声誉,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构成消解。⑥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马克思当然是“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但就某一领域而言,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做的。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并非孤立地探讨恩格斯的文艺观,而是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着眼恩格斯如何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着恩格斯“如何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运用到文艺理论和批评上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该文尤其看重恩格斯在“术语和概念”以及“话语体系”方面所做的贡献:“恩格斯对先前的文艺理论话语是给予了改造、给予了提升、给予了新的思想意涵的。文本表明,恩格斯使用了诸如‘真实性’‘倾向’‘合理性’‘艺术形象’‘性格刻画’‘艺术价值’‘适应自己的时代’‘同人民血肉相联’‘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现代风格’‘现实主义领域’‘现实主义精神’‘富有诗意的历史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想化’‘概念化’等等许多术语、概念,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趋于完整。”⑦这样的研究,不仅无损于马克思本人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反而体现出尊重文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利于学科建设。

对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结构特点、研究方式进行深度探讨,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回到文本”的另一体现。孙文宪近年来发表多篇文章,力倡“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回到马克思”。⑧他指出,以韦勒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没有形成一套可称之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苏联学者里夫希茨为了纠正这种看法,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和美学问题的论述,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学理论架构。但在孙文宪看来,里夫希茨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文艺问题的言论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划分到不同主题之下,这一做法看似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完整的文论体系,其实质却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遮蔽了马克思在文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因为马克思的文论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说,它从“批判资本现代性”这一“问题域”出发,“所关注的并不是现代文学理论所说的那种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纯审美的文学艺术”,而是“在与资本相关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体制中展开的文学活动及其产品”。⑨在本年度发表的《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互文结构》中,孙文宪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文本特点作了阐释,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与其文论话语之间、各种著述文本与其文论话语之间、正式发表的著述和他所留下的大量手稿与笔记之间都存在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是解读马克思文论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文论应采取“互文性阅读”,即脱离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和“专业”的限制,在马克思的文论及其哲学、政治经济学论述的“关系”中,解读其文艺论述的精要所在。⑩

郗戈则以精当的研究,为“回到文本”这一研究路径做了示范。在《〈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思想对话》中,他很好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与文学经典的“互文”关系。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神曲》《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文学意象,不仅是出于修辞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文学文本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因而与马克思所思考的问题具有内在关联。而且,马克思试图破解的难题决定了马克思的论述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的差异性、断裂性与整体性,根本不能以单一的论述文体去表达和把握。而马克思要充分把握这种现实的差异性与整体性,就必须逾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化、文体文类界限,走向一种超学科、超文体的思想形态。”(11)即在马克思那里,并无现代学科界限,其论述呈现出一种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融合的“理论总体性”。

孙文宪和郗戈的研究提醒我们,马克思的思想形态和现代学科分工有扞格之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难题。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文艺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门“普遍的学科”,那么1980年代之后,文艺理论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一般文艺理论并存的格局,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成为多种文艺理论当中的一种,从“普遍的学科”变为“特殊的学科”。(12)此时的“文学理论”或曰“文学概论”力图吸收几种理论资源,提炼出文学的“普遍原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马克思主义文论难以成功地和其他文论成分有机融合。(13)有些“文学理论”则干脆放弃了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尝试。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主客观等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从孙文宪和郗戈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更多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14)在现代学科的框架下展开,难以“兼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是当代文艺理论体系构建出现困难的客观原因之一。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特点,恰当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各种文论的关系,重构文学理论的格局,应是今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

重返文本,不仅意味着重返文本结构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回到文本所从出的“语境”——历史语境、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论述的具体所指中去。本年度,有学者强调了马克思文本之“语境”的重要性,认为应结合马克思经典论述的特定对象进行具体分析,避免“脱离具体语境和特定对象而抽象化为普遍原则”,避免“简单化和各取所需的理解阐释”。(15)对“语境”的强调,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一般理论研究的常识。本年度这一问题仍被重申,说明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如胡亚敏所说,“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但还不够充分”(16)。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习中常见的“选本”模式是造成忽视“语境”问题的一个原因。长久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习,较多依靠“依据一定的文艺观念或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述加以摘录、编排、注释或讲解”的“选本”,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抽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的文本语境和思想语境,脱离上下文,带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点在理解和阐发上的疏漏和肤浅”。(17)应该说,“选本”作为教学研究“入门”的资料凭据,或者作为资料索引,有其必要性,不过,这一惯常做法所隐含的弊端的确应留意。

“回到文本”,对文本进行科学、严谨的阐释,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亮点。当然,“回到文本”不是最终目的,将“文本”擦亮,“正本清源”之后,如何让其与现实碰撞,生发出阐释现实的力道,应是今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着力的方向。

 

二、深入生活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成果较多,但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一些论文有着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种可行路径。这集中体现在对“深入生活”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的研究上。

“深入生活”是文艺人民性理论的核心概念。我们党始终将“深入生活”作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政策。1938年,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最早提出了这个说法:“作家已经不能再继续过去的‘作家式的生活’,部分的作家已经开始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大众中去”。(18)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对“深入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使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被确立下来,并作为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延续至今。

与此呼应,“深入生活”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十七年时期,“深入生活”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核心原则,它“不以搜集素材、服务创作为首要目的,特别规定作家需在深度参与基层工作的前提下深入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同时成为一种工作方式。(19)这一倡导,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深入生活,都创作了优秀作品。新时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深入生活”重新引起学界关注。陈涌在《文艺与生活》中对“深入生活”进行肯定,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关于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关于文艺对生活的积极能动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艺方面的整个正确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20)19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深入生活”遭受质疑,有研究者批评以“深入生活”为核心的文艺政策,如马俊山认为十七年时期对“深入生活”的强调使得“文学高度地政治化,实用化”“生活的天地”变窄、“‘深入’的途径公式化”,因而“无所不在的生活却在不断的‘深入’当中做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21)郑伯农则努力为“深入生活”正名,认为:“自从《讲话》发表以来,‘深入生活’这个口号逐步深入人心,它为繁荣创作指明了科学的途径。延安文艺的蓬勃发展,建国以来文艺事业的巨大成就,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佳品迭出,都和作家艺术家的深入生活有密切的关系。”(22)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由于语境变化,对于“深入生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具学术性。

本年度,以“深入生活”为关键词的专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亮点,以孙书文、赵红芳的《“深入生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研究》一文为代表。该文首先阐明了“深入生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指出,“深入生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全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并“助推了独特的文学创作景观、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23)接着,该文又对为何要深入生活、深入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深入生活等问题进行了阐发,并讨论了“深入生活”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这是一篇对“深入生活”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论文,如果深入开掘,收获会更大。

“深入生活”做“关键词”式研究,具有路径示范意义。“深入生活”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术语,也不是一项孤立的文艺政策,而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认知。从这个角度看,路杨的《从创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转换》虽然不是专门探讨“深入生活”的文章,但却在这一研究的延长线上,很有启发。在路杨看来,“深入生活”不仅是一项纸上的政策,而且涉及身份、情感、心理等方面的深层改造,以及文艺理念的转换。她通过对延安时期“文艺整风”和“下乡运动”期间解放区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文艺“创作者”到“工作者”转换的考察指出,这一转换既涉及“认识论与世界观的改造”,“也是劳动观念与情感结构的重造。对于从事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而言,其中还蕴含了对自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的重构”,进而还带来了“文类体系的重构”,即这种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取消了‘现代文学’体制创生时建立起来的文类制度及其内在的等级关系。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从农村现实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始重新拣选和建立起一个文艺体裁的类别系统。在这个新的文类体系中,尤其是在1945年抗战结束之前,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文艺创作中的优先性明显让位于其他更加通俗易懂、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反映现实和组织群众的艺术门类。具象艺术、具有通俗性或‘有声性’的叙事艺术,尤其是互动性强的表演艺术,如版画、通讯、活报、快板、唱书、秧歌剧等等,成为了更具有优先性的艺术门类”。(24)在这样的视野中,“深入生活”的理论空间变得深广起来。

诚如路杨所言,“深入生活”是一项牵涉诸多层次问题的系统工程,因而必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遭遇诸多挫折乃至“难题”。对这些挫折和“难题”进行研究,自然也是“深入生活”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程凯的《“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徐光耀日记》记录的1953年下乡办社经历这一高质量的“深入生活”文本进行细读,程凯深入剖析了徐光耀基于理念的行动逻辑与基层现实构成、状况之间的摩擦与磨合,进而探查1950年代文艺创作体制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及现实主义写作对创作者的要求和挑战,极有启发。(25)循此,对更多作家“深入生活”的难题进行解析,或许会有更大收获。

 

三、中国与中国化

 

“中国化”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我们收集的文章中,有近30篇明确将“中国化”“中国形态”“中华民族”作为论述对象或出发点,在行文中提到相关词汇或问题的文章则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顶层设计”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特别是思想文化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中国的重要路径。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研究在质量上呈现出两极化特征,其中的关键差异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认识上。

王先俊曾梳理了陈唯实、艾思奇、胡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进而对其进行学理探源。(26)这种梳理本身就成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系列具体的理论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状况的互动,是对中国现实实践需求的动态化的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就是为了反对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然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却常常把“中国化”当作一个固定的抽象命题,把不同理论语境中的观点随意拼贴、组合。本年度多篇研究文章亦有同样的问题,成果质量自然不容乐观。

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的是张清民的《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该文从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与2014年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叙事结构和修辞出发,切入两篇“讲话”所面对的不同历史语境和目标,指出修辞策略的变化“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随世界变化而对文艺意识形态所作的认知转向,这种转向的深层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治战略与其领导下的民众生活及发展之间关系的战略调整”(27)。他还从符码的意义接续来思考“中国化”的思想空间,指出两篇“讲话”采用的相似符码所共同应对的对象是西方理论话语。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讲话”的核心观点,他在国际主义视野中思考中国的位置,“试图以中国经验为根基,改造和化解俄苏话语,厘定共产革命的话语生产权和解释权”。习近平的“讲话”面对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化”问题,因而他格外强调“中国精神”。正是由于把“中国化”当作一种问题意识,而非抽象的前提,张清民才能在看似仅仅讨论语言形式的研究中呈现出丰富、多层次的历史内容,论断清晰,具有启示意义。

张清民的文章还延伸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问题,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中国的特殊性去“翻译”“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吗?与之相关的则是如何理解中国、中华,或者中国精神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并非仅仅是两个“特殊性”之间的对峙,尤其是如今中国与西方在国际学术与思想领域中的复杂关系,使得具有历史连贯性的中华民族与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中国必须承受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挑战:在何种意义上,传统中国与革命后的中国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世界体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尤其要注意其中可能出现的逻辑悖论: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搬出“中国”“中国形态”作为应对西方话语的策略时,却可能绕不开“民族”等普遍主义的西方现代概念。

毛泽东在1930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就在反思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问题。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创造“民族形式”不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的特殊性,更是为了具体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有“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8)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借助“民族形式”的发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转变为具体的“民族”实践,它同时有着批判性接受西方理论以及基于辩证的历史观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两种维度。因此,“民族”并非是固定的话语,而是实践所要在其中展开的空间,是一种共同体的实践形态。正是在“民族”所展开的政治实践空间中,政治的中国才能够统合文化的中国,传统中国的精神文化资源才能被筛选、利用、吸收与转化。与很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回顾性研究的观点相反,“中国”“中华民族”恰恰是实践的过程和目标,而不是论述的出发点。

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历史中诞生并延伸至今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指导要求。在学科所确立的基本概念前提下,在研究中虽没有必要对每个概念、命题的内涵进行历史化的阐释,但使用上却要自觉。这种对理论内在基础的忽视浮到表面就会导致学科话语体系上的混乱。董学文就指出当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既没有彻底的‘欧美化’,也没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没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化’……哪个方面也没说清说透,明显处在‘半生不熟’状态”(29)。他进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要真正有效,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不仅要认识到西方理论的议题设置和话语体系有其自身的历史语境和特殊性,还要同时提出、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此外,今年有多篇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早期阶段的历史实践进行研究,比如黄念然、王诗雨分析了茅盾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由这一案例出发透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30)曾军、汪一辰梳理了新中国初期“西马”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31)这些研究为历史化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四、身体理论、言语行动与文艺理论的“文化化”

 

在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伊格尔顿研究是一个热点,在我们收集的25篇论文中,有12篇是关于伊格尔顿的。尽管研究伊格尔顿的文章如此之多,切入点各不相同,却缺乏对伊格尔顿的理论生涯进行整体研究,或就其某个理论观点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研究过于零碎、散乱,缺乏整体性,这是“西马”研究的老问题,但今年在伊格尔顿研究上,以格外突出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这个前提下,阴志科的《身体伦理学还是身体美学?对伊格尔顿近期身体观的细节考察》、耿幼壮的《伊格尔顿的神学-文学符号学》以及文吉昌、郭霖的《伊格尔顿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值得关注。这几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相对集中,探讨比较深入,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阴志科以“身体”为关键词考察伊格尔顿的理论发展,指出伊格尔顿从20世纪末的《美学意识形态》到晚近的《文学事件》都讨论了“身体”问题,他借身体理论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化至上观,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主义都把身体当成彰显意志之无穷力量的最佳对象”,不承认具有物质属性的身体有其限制,没有尊重身体的客观物质属性。通过考察身体与艺术品的共同本性,伊格尔顿“将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对接’”,认为“资本主义把道德和其他事物一样当成了外在目的,似乎具有美德是为了赢得其他东西,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却是把自己对城邦有益的积极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具备美德并将其付诸实践本身就是目的,没有外在的目的”。基于身体的美德对于艺术与审美同样适用,这就将美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联系起来,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美学领域,劳动者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实现自我的最高价值”。伊格尔顿由此批判了工具主义的异化的伦理观与美学观,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实践观的重要意义。(32)

耿幼壮关注伊格尔顿理论的神学面向以及其神学思想与文学符号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宗教神学观念是理解伊格尔顿思想不可缺少的维度,这是此前国内研究中相对较少涉及的领域。该文从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化身谬误”入手,揭示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中的神学层面,认为“伊格尔顿的神学思考和文学思考之间的连接点”“是‘符号’或‘符号学’”。这种神学-文学符号学观念主张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呈现,也同时构造着现实和经验,因此,文学是一种言语行动。(33)

文吉昌、郭霖的《伊格尔顿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则梳理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产生到丧失的过程,提出伊格尔顿是在文学与文学批评边缘化的前提下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公共批评的重要意义,并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的角度研究了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公共性问题。(34)这对观察当下文艺批评很有启发。

总体而言,本年度的伊格尔顿研究具有小切口、深挖掘的特征,多以伊格尔顿某一阶段的某个理论问题立论。伊格尔顿晚近的身体理论与言语行动观是最受关注的话题,这吻合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整体动向,也体现出对文学与文学批评介入现实实践之可能性的强烈关切。特别是针对伊格尔顿围绕“身体”这一关键词展开的理论分析,尤为深入,是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亮点。

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核心理论对象从文学转向文化,有多篇直接以文化、文化观、文化理论为主题的论文。文化主题的凸显,从某种角度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发展转向的自然结果。比如,段吉方在提到这一转向时指出: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批评理论”的研究范围不断向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出现了“批评理论”“文化化”的现象,这个现象在特里·伊格尔顿的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35)

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待“文化”概念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流行:一方面,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理论的边界,提供了新的政治可能性,值得肯定;另一方面,文化概念的膨胀又带来去政治化的问题,应该警惕。这也是论者普遍持有的观点。如伍晓明就沿着伊格尔顿的思路,首先从词源学角度梳理了“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的内涵,厘清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随后分析“文化”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占据的理论位置,进而提到“文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词在21世纪具有的新的政治重要性,以及作为其反面的,文化概念的膨胀对其他现实问题的遮蔽。(36)再如,王陌潇以阿多诺和本雅明对待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为切入口,在肯定文化研究为艺术研讨打开新视野的同时,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美学人道主义传统导致的理论局限性问题。(37)胡小燕则着重讨论了威廉斯与霍尔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她看来,威廉斯将“霸权”视作一种文化过程,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斗争,霍尔则将“霸权”视作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探讨其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使霸权理论成为接合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一种方法,作者进而指出:“威廉斯及霍尔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葛西霸权理论的接受及运用实际扩大了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葛兰西夸大了市民社会的作用,忽视了国家暴力在最后的决定作用”,这种倾向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中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文化霸权理论面临新的危机。(38)

除上述研究外,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研究文章还包括两篇巴赫金研究、两篇詹姆逊研究、两篇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的论文,以及讨论本尼特的政治批评思想、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文章,基本状况与伊格尔顿研究类似,大都以某个关键词为焦点对一位或几位理论家某一阶段的观点进行讨论,其优点是能够进入理论细节进行深度辨析,缺点则在于缺乏整体性视野,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发展脉络的概括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边缘化都是客观现实,文艺理论的“文化化”一方面是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这一过程。文艺理论越是向着多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就越是丧失了它的整体性,文艺批评也日益失去具有公共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文艺理论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渐行渐远。尽管包括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在内的20世纪末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着“实践转向”的倾向,但这种对身体与情感、对言语行为的强调恰恰体现出“实践”观念本身的后撤。“实践”的日常化、微观化、个人化、语言化带着“后革命”时代的鲜明症候,也在实际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能动性力量。最终,对文学行动的美好展望往往滑入空泛的语词游戏,无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对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而言,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的研究者而言,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亦步亦趋的接受、归纳与阐释就显出了更大的不足,既无助于超越当前文艺理论的困境,也无助于面对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方面应该具有联系文艺创作实践与社会现实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意识,另一方面还应具有“理论批评”意识,即从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与实际问题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宏观而深入的研究与反思。在理论批评的基础上,理论创新才成为可能。理论批评与理论创新的意识与能力,才是文艺理论学科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

在本年度的成果中,我们发现诸多研究者基本上采用了三种研究方法,出现了相互关联又有各自特殊性的问题。这三种研究方法分别是历史材料、具体理论观点的梳理与分析,学科化研究或对学科整体的观念性研究,以及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入具体的文艺现象与实践的研究。

中国一直有注重材料和知识积累的传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又有其历史特殊性。毛泽东发表《讲话》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参照苏联的经验建立自己的文艺工作组织体系,1950年代后引入苏联式的大学专业分工与训练体系,在较短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依托这套学术训练框架,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方法传播给中国社会,训练国家所需的理论干部与文艺工作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在教材写作、理论观点的整理与通俗化解读、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对比评价、革命史与中国史的体系建构等具体工作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新时期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相关的西方文论被翻译、引入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统一标准”受到挑战。然而在引介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不同理论派别、思潮、批评实践、理论流传过程、历史事件等内容的介绍、梳理、评价、对比依旧是学界惯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传播新知、总结经验、辨析材料等方面有其合理性,也并非不重要,但却无法完全匹配于时代的新要求,尤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当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克服路径依赖,把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面对的核心问题当作研究与批评的主要出发点,这样才能有所创新,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引领作用。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学科的建构本身成为诸多研究者观照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以来面临着体系化、学科化的任务,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仅是现代学术分工意义上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生活有着超越学术层面的影响,生产出了许多重大的思想性命题,形塑了中国文艺与重大思想命题的呈现与讨论方式。也就是说,虽然关注点有所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有专业学术与社会公共讨论的双重维度。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和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专业化进程,文学与思想议题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成为大学学科内的专业领域,和一般的文艺理论处于各自独立、相互并存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顶层设计”中始终居于权威地位,它对公共领域的辐射转化成了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化、体系化建设更进一步的要求。这种复杂的处境使得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样一个专门的学科下,出现了大量缺乏共识、方法多样、类型繁多的研究;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这种混乱、失序的状况,也为了呼应国家层面的建设要求,又出现了很多“呼吁性”的指导性文章。这些目的不一、方法各异、话语杂糅的研究活动各自展开,研究成果挤在一起,众声喧哗,很容易混淆研究的不同层次和问题意识的不同维度,进而影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由是,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必须在对核心问题的抓取之外,格外关注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最有效的仍然是对经典理论文本的研读,而且要摆脱那种快速打包分发的知识传递与吸收方式,真正沉入理论文本及其背后的问题之中。

 

 

注释:

①2017年度,我们收集了88篇;2018年度,高达110篇;2019年度,共100篇。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撰写的《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2018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2019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2期)。

②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

③检索时间:2021年2月15日。据知网学科分类,有的文章同时属于多个学科,故出现分项之和大于总项的情况。

④董学文:《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⑤《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乃至炮制出“恩格斯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对于这种理论倾向,国内外都有学者给予了批判,如张茂林:《恩格斯主义:“泪之谷”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邹海燕:《诺曼·莱文所谓“恩格斯主义”的文本解释困境》,《理论视野》2017年第4期;K.穆勒:《“反恩格斯主义”、利润率下降规律和马克思的1867-1868年经济学手稿》,付哲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等等。

⑦董学文:《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⑧参见孙文宪:《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华中学术》2012年第1期;《回到马克思:脱离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解读》,《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马克思文学批评话语的读解方式》,《华中学术》2016年第2期;《马克思文论话语的文本性与互文读解——以马克思的希腊艺术论为例》,《华中学术》2018年第3期。

⑨孙文宪:《马克思文学批评话语的读解方式》。

⑩孙文宪:《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互文结构》,《华中学术》2020年第1期。

(11)郗戈:《〈资本论〉与文学经典的思想对话》,《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12)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的历史概况,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

(13)在2015年5月1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上,董学文指出,在文学概论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融进去”,“有的教材就像是牛蹄子,两瓣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真正能融到文学原理的说明当中去的,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参见崔柯等:《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体系与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

(14)新时期之后,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以及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一些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依据。

(15)赖大仁:《“回到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反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6)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再出发》,《华中学术》2020年第1期。

(17)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再出发》。

(18)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19)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20)陈涌:《文艺与生活》,《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

(21)马俊山:《反思过去那样的“深入生活”》,《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22)郑伯农:《为深入生活“正名”》,《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4期。

(23)孙书文、赵红芳:《“深入生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24)路杨:《从创作者到工作者: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主体转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25)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26)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27)张清民:《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9)董学文:《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6期。

(30)黄念然、王诗雨:《茅盾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西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31)曾军、汪一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

(32)阴志科:《身体伦理学还是身体美学?对伊格尔顿近期身体观的细节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33)耿幼壮:《伊格尔顿的神学-文学符号学》,《文艺研究》2020年第5期。

(34)文吉昌、郭霖:《伊格尔顿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学海》2020年第2期。

(35)段吉方:《〈批评与意识形态〉与伊格尔顿前期文论研究的理论价值》,《贵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36)伍晓明:《论伊格尔顿的文化观》,《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37)王陌潇:《从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大众文化之争看“西马”的悖论及其作为艺术史方法》,《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38)胡小燕:《葛兰西霸权理论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危机》,《西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