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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新红色经典”的时代标准

房博然 王琳琳

    红色经典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时代记录,亦是对红色精神的内在赓续。时代主题更迭与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共同催生了传统红色题材的当代演绎,扩展了“新红色经典”的当代意义。从《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开国大典》《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建党伟业》到《金刚川》《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悬崖之上》,“新红色经典”在新主流框架下衍生,以新历史观、新审美观、新价值观完成对红色文本的影视书写,立足当下重构历史原境,面向人民再造经典形象。 

    新历史观 

    视听艺术是打造“新红色经典”的重要载体,重新阐释红色文化中的深刻历史观,聚焦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面向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当下中国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完成红色经典的当代阐释,接续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尤为重要。一方面,“新红色经典”是对过往历史的重要注脚,影视创作需要扎根真实历史和革命故事,回到“过去”,为观众搭建起沉浸体验的原境时空,以广阔的历史观视野洞察时代主题,叩响历史回音。另一方面,“新红色经典”还需立足“现在”,勾连起历史批评与现实重建双向维度,将对革命时期人、物、事的思考以及意义评判,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语境下,重新评价红色故事与实现中国梦的关联,以符合历史方向与当代潮流为前提,对红色符号进行新时代的再阐释。作品通过对过往历史时代的观照,重构国家转型中的话语秩序,完成有关未来的深度思考与意识形态引领。 

    以《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为代表的优秀文艺作品深耕革命时代的历史故事,延续了传统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真实度、历史感、人民性,拓展了更广阔的时代视野与崭新的历史面向。《大江大河》聚焦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的微末人物群像书写,寻找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的交叉时空,建立起当代观众与革命年代的情感联结;《山海情》则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宁夏西海固从一地贫瘠到迈向小康的艰难征程,立体生动的个体人物呈现是对无数扶贫事业参与者的当代致敬;《觉醒年代》贯穿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历史脉络,基于史实,恰当虚构,以当代视角重新演绎艰难求索的革命年代,颇受年轻观众的喜爱。在影像的表达与叙事中,这些“新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普遍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指向与时代变奏。不论是《山海情》中西海固脱贫故事择取,还是《大江大河》中小人物的奋斗聚焦、《觉醒年代》中热血年代的故事编撰,都依循着革命历史与时代主题相呼应的内在逻辑,从宏大叙事转向人民喜闻乐见的微末呈现方式。并在新的历史维度下,完成对革命故事的时代新书写,对红色精神的意义再阐释,挖掘革命年代的热血青春、拼搏进取、扶贫攻坚、爱国爱党的历史新意义。 

    新审美观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新红色经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的艺术作品,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单元,不论是叙事表达、镜头语言还是情感结构,都与早期的红色经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既强调现实主义的审美回归,也蕴含着浪漫主义的情怀解读。 

    从话语表达上看,“新红色经典”之“新”主要体现在话语方式改变及叙事角度转移两个方面。从意识形态的直白宣教转向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无声浸润,从树立英雄式的“典型人物”转向刻画革命历史年代真实鲜活的“普通个人”,不断探索红色文本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建构起一种现代性凸显的历史书写范式。以张艺谋、管虎、陈凯歌、路阳、张一白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运用成熟的镜头语言、风格化的画面构成,进一步提升了新红色经典的画面质感与空间深度。以近期热映的《悬崖之上》为例,该影片继续延伸了张艺谋的美学理念,是红色文本改编成为电影的典范之作。电影将时空限定在哈尔滨的冬季,室内的暖调与室外的冷调形成对比,而雪的衬托则突出此次“乌特拉”秘密行动的危机四伏,徒添一分冷冽、肃杀与紧张感。张宪臣、王郁、小兰、周乙、楚良形成一组人物群像,穿梭在林海雪原、火车车厢、城市街道等不同场景中,画面具有一种极致美感。角色设定则跳脱出传统红色经典对革命历史中功勋人物的典范形象塑造,虚拟群像并非特定历史人物的指代,而是借此表达对无数革命先烈、无名英雄最真诚的致敬与缅怀。 

    从情感结构来看,“新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折射出深刻的集体情感,找寻个体人物与宏观时代的情感共鸣,在群像刻画或独像铺陈中展开关于家国情怀的陈述。如果说《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此类的红色经典隐含着普通个人的角色缺失,革命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产生些许间离感,那么《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大江大河》《山海情》则将“你我”纳入新红色经典的真实性构建中。冗长的历史节点被压缩至简短剧集或两小时的影片中,革命历史从纵深交叉走向平面概要,引导观众不断完成由现代世界向革命年代的交叠折返,而影片中的平凡人物实际上也成为观众本体某种程度的隐喻,成为激情奋斗、热血革命、爱国怀旧此类集体情感的另一种投射。 

    新价值观 

    红色符号解读的时代流变与审美表达的时代创新,都指向一种新价值观的缝合重塑。近几年,以《悬崖之上》《觉醒年代》《金刚川》《八佰》《山海情》《大江大河》等为代表的“新红色经典”作品,都突出了普遍性的民族情感,文化背后的主流价值导向并非走向狭隘,而是强调在对历史客观陈述中凸显民族力量,以无名英雄的群像书写肯定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怀旧情感中激发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红色经典更着重书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改革时期、建设时期的主体地位,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如《平原游击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等都普遍强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卓越领导地位,烘托起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近年来,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成为一种时代语境,新红色经典正在逐渐弱化“红色”单一表达,凸显“经典”再造的时代意义。文艺作品不再一味强化道德宣教,呈现出多元独立的价值判断,客观讨论红色经典作品中的非主体角色对历史的共建作用。不论是讲述抗美援朝残酷战役的《金刚川》,还是基于国民革命军“四行仓库保卫战”真实事件改编的《八佰》,“新红色经典”始终基于现实主义深刻内涵,兼具崇高美学与浪漫主义想象,颂扬爱国将士、民众英勇斗争的无畏精神,在无形中唤起大众普遍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共鸣和强烈文化认同。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突出人民在革命、改革、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新红色经典”价值导向的重要一维。抛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庸俗主义,“新红色经典”阐述的爱国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集体主义是更为客观具体的现实存在,是与人民群众有着更紧密联系的价值表达。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书写者与培育者,红色经典文化的塑造主体还应该归位到人民群众中去。《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众影视作品皆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勾勒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民主体形象,再现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青春事业,科研工作者为推动国家科技发展默默奉献,祖国建设者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的峥嵘岁月,正因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祖国建设者等不同身份群体积极参与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才有今日的美好生活。 

“新红色经典”不是对革命题材的无意义重复,也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刻板宣教,而是强调立足当下语境,试图重现确立信仰的力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市场中找寻时代精神的意义深度。影视创作在尊重历史、重述历史、再现历史中融入人文关怀与美学理解,在过去与现在的叠化映照中找寻不变的理想信念,还原革命精神的真正底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