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湖学者吴炫教授领衔，成员为教授6人，副教授6人，其中8人具有博士学位。

该中心以面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中西方观念的“中国当代改造”为宗旨，致力于使中国文化的自主创新体现出的原创品格，通过主办刊物、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与访问、学术研究等介入实践。在2006——2007的两年中，中心携手《学术月刊》编辑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浙江省儒学学会等，和人文学院一起成功主办了“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等国内国际高层学术论坛，学界名家如邓正来、龚鹏程、陈来、刘梦溪等100余人与会、讲学（详见《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刊》《钱江晚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专题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中心出版的学术刊物《原创》聘请叶秀山、邓正来、陈来，滕守尧、刘梦溪、童庆炳、钱中文、朱立元、曾繁仁等学者为学术顾问，力争在全国各种学术期刊和书刊中创见自己的学术品牌。2007年6月出版的第一辑获得全国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和好评。2008年7月即将出版第二辑。

该中心还与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合作，承担了“浙商创造的文化原创品格与理念”等省级重点研究课题，立足从浙商经验中提取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所不具备的原创品格，从而参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简介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设有广告、编辑出版、中文、文化产业管理四个系和大学语文教研室，还有五个校级研究所：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文化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艺术经济学研究所和文化产业研究所和专门史的硕士点（和旅游学院合办），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史、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产业管理等学科积累。在教学方面已逐步形成了“厚人文底蕴，重应用技能”的办学特色，学院共有教师51人，其中西湖学者1人、教授9人、副教授11人；教师中博士15人、硕士24人，占教师总数的77%。近三年全体教职人员在国内外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289篇，主编参编各类专著、教材54部；主持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各类省级、厅级课题50多项。围绕两大重点学科（一是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的人文基础学科，二是包括新闻传播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的应用学科）使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学院有两位教授（徐斌、吴炫）应约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讲座。近三年学院各项工作和学生活动得到了校外媒体报道260余次，其中有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海洋报、中国网等国家级媒体报道，提升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高层学术论坛

2006年11月18日至22日，一场名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这次研讨会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层学术论坛，汇聚了邓正来、陈嘉映、陈家琪、王元骧、陈望衡、徐岱等法学界、哲学界、文学界享有盛名的专家五十多人，另有来自其他行业的精英人物和多家学术期刊、出版社和新闻媒体代表参加。

这次论坛将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结合起来，其用意是要通过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的关注和发现，深入探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原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整个讨论围绕着一些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展开：呼吁理论原创的现实针对性何在，它是否值得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日见凸显的“中国意识”，究竟是推动了理论原创，还是影响了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原创如何落实，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究竟求取理论原创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都不是可以敷衍塞责的，它们关联着当代中国学者对自身所从事研究的基本信念，所以整个会议过程中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在这种交锋中，原本模糊的概念逐渐清晰，真正有价值的争点渐次显露，而“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这一话题的意义也一步步呈现出来。

何谓“原创”？

整个论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是：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有两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首先，全盘移植西方理想图景，不加反思；其二，彻底忽略中国。虽然有很多研究成果名称上挂着“中国”两个字，其实都是可以被“英国”、“美国”置换的空洞的形容词。比方说环保问题，现在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日见兴旺，但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环保意识的背后是一种“多代人的正义观”，而生存权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再如“消费者权益法”，中国法学界对之也很重视，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学者们却绝少提到假冒商品大量向农村转移的问题。中国的法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都市理论，它遗忘了广大农村，因而也就遗忘了“中国问题”。

邓正来教授的发言凸显了中国现实与理论原创的关联，这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积极回应。不过，虽然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关注现实是中国理论原创的前提和目的所在，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原创”这个概念，却明显存在着争议。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也指出，知识的积累未必就能形成原创，没有纯粹的观察和纯粹的材料工作，这些都是由背后的理论框架支撑的。不去反思这些理论框架，也就不会有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对此问题，河北省委党校崔平教授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我们所要讨论的原创，应该是占据最高逻辑地位的知识。原创的理论文本的价值是独立自足的，它并不需要假借已有理论的权威，而只以逻辑规范和存在验证为标准。针对这样一种对原创的理解，一些学者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认为，原创或者创新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究竟是否真的明白原创的本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创新是“吐故纳新”，是人对宇宙生气的体认；而在西方中，创造长期以来都被当成是上帝的事情，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才渐渐不满足于模仿，而希望自己创造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才有所谓人的创造和创新。而今天很多中国学者所做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既远离了“生生不息”的创新之路，也就是远离了内在生命体验，也很难与西方那种为个体存在所进行的创新衔接，所以无怪乎成果越来越多而质量越来越差。当前中国的学者之所以如此强调创新，甚至有一种“我创新，我生存”的忧患意识，是受到了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官方的压力，政府对创新的鼓励对知识分子是一个鞭策；二是消费文化的压力，求新逐异的“时尚的陀螺”牵引着知识生产；其三，知识分子虚假的自我意识的压力，可以称作是一种“我创新，我生存”的“创新的意识形态冲动”。但是这是中国学者在无思想的情况下所做的创新，其结果必然是使创新与历史整体分离，与中国问题分离，使创新缺乏基本的理论感，并因此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现实介入能力。

何为“中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首先发问：我们如此习惯于站在“中国立场”上讨论问题，但有没有想过这一立场是否可靠，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呢？“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理论家安德森，后者认为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想象的结果。但是吴晓东教授并不是以此质疑所有有关“中国”的言论，而是提出了三个需要中国学界自我反思的问题：其一，现代中国理论的自主性和自足性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起源于殖民地的反抗，恰相反，它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或者说全球化的产物。而由此可以推出，所有中国问题其实也必然是西方问题，中国理论必然是西方理论，正如所谓传统其实不过是现代的发明一样。其二，在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语境中，我们如何建构一种理论的切身性？共同体只是一种想象吗？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显然不是，否则就无法解释那么多实际的行动和情感。但是那种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联系该如何把握，超越于想象之上的切身性如何把握？这必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深长思之的问题，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移入，知识界对理论“切身性”的关怀也应该不断加强。其三，理论是否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属性？就以“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而言，它就被作为“台独”的理论依据。而我们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时，是不是也隐含着某种帝国意识？我们该怎样处理这种意识形态属性？

吴晓东先生这番发言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以一种逆向的方式做出回应，他指出，“中国”这一语词其实一直承载着非常深厚的帝国意识，这一点中国学者在韩国、日本能够最深切的感受到。郜元宝教授指出，特殊性与差异性是不一样的，太多地注意特殊性容易使普遍性和丰富性丧失。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教授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恐怕还是得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之内谈问题，其中中西是服从于古今的，每当古今成为问题的时候，中西的矛盾才会凸显出来。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学术原有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新的尚待建立，人文学者正处于转型期的动荡和彷徨之中。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何谈中国本位？他针对“中国学者的帝国意识”这一提法指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有什么帝国意识，而在于没有精神依托，眼下最需要做的也许只是记录这种动荡与彷徨的经验。这一发言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余虹教授的共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说“中国问题”的时候，不要只是在与世界甚至宇宙的关系中定位中国，却忽视了“我与中国”这一关系结构中的中国问题。这一关系结构承载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政治、伦理、信仰诸方面的难题，指示着他们最无法回避的现实，脱离它空洞地谈中国问题是令人厌恶的。

使“理论原创”与“中国问题”发生关涉，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获得真实具体的内涵，以求取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思路，正是本次论坛的初衷。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作为总结陈词，吴炫教授希望学者们能够坚持自己的反思与追问，中国问题也好，原创问题也好，都应实实在在地去探究已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裂缝，以创造出既有学理性又有现实针对性的思想成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之路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问题和理论原创”这一主题，也将继续讨论下去。

        综述

2007年11月23日至2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协办的“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这次论坛的宗旨，是跳出中国/西方、激进/保守、文化/文明、传统/现代、学术/现实等日趋僵化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创新如何可能”的问题引导之下，重新审视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议题包括什么是儒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儒学能否直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儒学是否可以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化现代化”视野中的“新儒学之得与失”；如何看待“精华”与“糟粕”两分法思维方式；怎样理解儒学现代发展与创新的基本性质以及这种发展与创新的方法论问题等等。以及“道、气、理、礼”等儒学基本观念的当代理解或改造问题；“义”的当代性理解问题，对个人利益是轻视、重视还是尊重的性质差异问题等等。

一、什么是儒学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教授认为，创新是由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这碰撞既有思想与实践的碰撞，也有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别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基本问题，因为所谓现代化，也就是时代化，适合时代要求的是精华，不合时代要求的就是糟粕。浙江省儒学学会吴光教授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儒学的时代性要求。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正在发展之中，类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难再说只是西方观念，同理，“仁爱”、“民本”、“中庸”等观念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正是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状态，事实上，谭嗣同、康有为、马一浮等人的儒学都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并非固守于儒家传统教义。今天儒学创新的基本方向，应该是以民主仁爱为本，以科技法制为用，从道德仁学走向民主仁学。如果离开了仁爱思想，以德治人，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但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学。

上海社科院罗义俊研究员指出，提倡儒学创新一定不要随意否定前人成就。他尤其对现代新儒家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当代新儒学的历程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创新的历程，这种创新是与儒学百年灾难、华族百年灾难的历史紧密相连的。20世纪的百年灾难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一次大遭遇、大厄运，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守文有责”是新儒家的自觉担当，新儒家讲儒学是连着生命和人格讲的。

    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祁志祥教授认为，创新往往是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创性的，一种是整合性的。事实上，前者极为罕见，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对前人思想所进行的整合。孔子本人是如此，现代胡适、冯友兰等人也是如此，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提供一个戛戛独造的体系就贬低创新的价值。上海社科院周山研究员也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更审慎地对待儒家思想资源，不能只是工具性地使用儒家经典，阐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内容，而应该更深入、更精确地解读原典。相比那种急于经世致用的态度，这可能更为符合文化本身的内在规律。不过这类观点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张弘教授等几位先生的质疑，后者认为这样谈问题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古代儒学中已经包含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以至于不需要从西方寻求思想资源，这样做是否忽略了时间性维度，是否将思想整体割裂成了孤立的材料？

二、儒学何以获得当代价值？

    儒学在当代社会是否仍有其价值，儒学如何真正进入现代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与会专家最感兴趣的问题。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是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专家，但是与罗义俊研究员对现代新儒家高度肯定的态度不同，在他看来，新儒家有过分精致化、贵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学与社会的关联，但结果却背道而驰。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离开了民众的认同绝无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学化为群众的情感认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学要告别贵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后者是迎合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前者则是对正面的世俗价值的承认。

就此问题，台湾籍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的看法引发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他的演讲题目为“生活儒学的面向”，这是他多年来从事儒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总思路。他反对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他本人及一些台湾学者一直在做相当具体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爱情学等课程，以儒家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学的资源，指导民众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中营造美感等等。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济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的见解与蒋、龚两位先生有所差异，他认为儒学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未必就是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深入生活，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儒家文化本身有欠缺。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此目标而言，传统儒学所蕴含的“释放性精神”即奋斗进取的精神并不差，但是在“规范性精神”，即如何建立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秩序上有所欠缺。

以上讨论的重点，是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是否适应现代生活，而另一些学者则着力于对儒学思想中某些仍有生命力的观念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从一个具体问题即“价值的多元普遍性问题”入手，展示了儒学传统观念的现代意义。他指出，现代世界的文化逻辑一直处于“普遍性”与“地方性”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而儒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念，即“多元普遍性”。多元普遍性是指多元并存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特殊性、地方性，它本身正是普遍性的表现方式。在我们为普世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而苦恼之时，应该记起中国儒学中“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智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关系，不是争夺作为普世文化的地位，而应该是在良性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承认的文化”。武汉大学哲学系吴根友教授的思路与陈来教授有些接近，他着重阐发了儒家有关“差等爱”的观念。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则对宋儒的“圣贤气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宋儒所崇奉的圣贤气象，一是关怀天下、积极用世，一是对“孔颜乐处”的追求，两者都有相当强的当代意义，又都有创新和发展的必要性。就前者而言，我们要有更强的政治、文化的批判意识；就后者而言，个人的理想生活境界应该纳入现代人的权利意识以及现代政制建构等问题。

三、文化承担与理论支点

儒学讨论往往会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儒学是思想体系的构建，需要知识学的深入考察；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文化，所以有关儒学前景的探讨往往会被直接引向对文化问题的宏观探讨，以至于不能向某一核心的理论问题集中。参与本次论坛的学者对此状况有着高度自觉。《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鉴传今先生指出，今天的儒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深入反思，：一种是把儒家思想全面化、完善化，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也言之成理，但它不能解决一个难题：既然儒家思想这么好，为什么最终被抛弃了呢？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过于轻率地说“断裂”，认为儒家思想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情况是，今天的家长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所说的又往往是儒家那一套。儒学思想究竟是尘封的传统，还是正在延续中的现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感性地谈继承与发展，而必须从理论自身找到支撑点，要从现实关怀中提炼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认为，我们今天讨论儒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否则既容易使讨论陷入空谈，也很难把握住知识的增量点。儒学并不能够救世，研究儒学的学者首先是要做好知识学的工作，一是问知识的来龙去脉如何，二是问知识的增量点在哪里。

吴炫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将儒学的现实性与理论性统一起来。如果儒学所提出的命题看似完美无缺，在实际生活中却毫无用处，那么这样的命题在理论上就没有作深入探讨的必要。这并不是要鼓吹工具理性，而是说理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思考现实。要突破儒学原有思想框架的束缚，意味着抛弃那些大而无当的概念，抓住有明确现实针对性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今日儒学研究的重点，应从传统儒学是否仍有价值转移到能否利用现有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理论原创上来，而所谓原创，即是以中国问题为标的，对中西方既有思想观念作双重批判，以求取既有知识力度、又有生命强度的个体化理解。正如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所言，文化不是功利性的占有，而是“是”和“成为”。中国文化始终有一个如何成就自身的问题，而真正的成就一定是一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或者选择。   

“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会议预备通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原创》集刊共同主办的“文学创作问题与文艺学中国式创新”高层论坛，预定于2008年10月下旬在杭州举行。

出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如何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以及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如何应对西方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双重需要，本次论坛拟以“中国式创新”为理论视角，邀请国内文艺学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知名专家以及部分著名作家就以下若干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1，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存在什么样的需要文艺学面对的理论问题？

2，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关系

3，  是否有必要提出文艺学的中国式创新？这种创新如何应对西方反本质主义思潮？

4，  文艺学的中国式创新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改造如何展开？

5，   文艺学中国式创新与文化的中国式创新之关系

6，  文艺学中国式创新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问题

本次论坛电子邮箱为wang_xiaohua@tom.com,本次会议通讯地址：杭州教工路149号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邮编310035。

《原创》第一辑目录

西方观念反思

赵汀阳   新的普遍知识体系如何可能？

金慧敏   全球知识的再界定——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

张  震   “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现代诠释学艺术哲学批判之一

面向中国问题的建设

邓正来    从“主权的中国”到“主体性的中国”——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

吴  炫    当代文坛的“中国问题”及理论期待

徐  岱    文论创新与诗学重构

崔  平    解放原创——对学术研究中语境依附教条的逻辑批判

“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笔谈

余  虹    我与中国

吴兴明    从批评意识组建创新——对在移植中实现理论创新的路径思考

郜元宝    无限的特殊性可能吗？——重建普遍性的想象

王晓华    学术建构的三个层面与体系性创新的意义

原创视角文本分析

敬文东    未完全打开的具象之门

戎晓若    《白鹿原》：寻找的成功和穿越的失败

张亦辉    论文学语言 ——对当前某些文学批评的反批评

中国原典新释

伍晓明    “天命：之谓性”——由“命”之一名三义谈起

董  晔    从“思无邪”对“温柔敦厚” ——“诗教”对“诗道”的偏离

中国原创性研究评价

汤拥华    宗白华与“中国美学”的文化逻辑

陈  昉   “批判”过去抑或“建构”未来——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王  东    论艺术否定性的三个阶段

呼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原创性

    ——记“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高层学术论坛

                                             第二辑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