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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杨峰:互《水浒传》之文,见《红楼梦》之义

内容提要 《红楼梦》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水浒传》构成了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红楼梦》研究中若干争议性问题,置于这种互文关系中理解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分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处借径《水浒传》,探察其主旨并非专在表现男女爱情,而是一定程度上含蓄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主流话语的逃离,特别是借助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寄托了现实社会中曹家所遭受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表达了作者的愤慨。
关键词 《红楼梦》/《水浒传》/互文性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英雄传奇类经典,作者“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①,其艺术成就深深影响了后世小说创作。《红楼梦》汲取《金瓶梅》的创作经验,化俗为雅,体现了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被脂砚斋誉为“深得《金瓶》壸奥”。《红楼梦》同时也颇取则于《水浒传》。脂砚斋在评点中即已指出《红楼梦》使用过“水浒文法”。此外,姚燮、王伯沆、张子梁等清代红学评点家也都指出了两部巨著之间的关系。现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更在《红楼梦简论》中明确地概括说:“《水浒》《金瓶》《红楼》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红楼》作者心目中固以《水浒传》为范本。”②事实上,《红楼梦》借径《水浒传》的地方不一而足,套用脂砚斋的话,称《红楼梦》“深得《水浒》壸奥”似亦不过分。由于曹雪芹在心目中“固以《水浒传》为范本”,《水浒传》显然也就构成了我们认识《红楼梦》的重要“前理解”,对于认识后者在人物形象设计、结构安排、主旨寄托等细微之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物形象方面

  《水浒传》在文本上就存在对《红楼梦》的影响痕迹,此外,明清时期学者们对《水浒传》的评论、阐发,同样对后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人物塑造来说,宝、黛、钗三人尤属重要,尽管分析他们形象的成果浩淼繁多,但置于《水浒传》的互文语境来看,这仍有值得掘发之处。

  宝玉是《红楼梦》中的重要核心人物,他的形像鲜明,内涵丰富,其室名、别号等称谓也从不同角度体现着他的性格和形象。宝玉在小说中比较重要的称谓有“怡红公子”“混世魔王”“绛洞花主”等。前两个称谓的表述比较明确,但后一个是“绛洞花主”还是“绛洞花王”,学者们对此存在争议。邓遂夫先生曾从版本依据、人物形象含义等角度立论,认为“绛洞花主”为误,应是“绛洞花王”③。基于类似的材料,蔡义江先生则主张“贾宝玉还应该是绛洞花主”④。蔡、邓二位先生在对这一称谓含义的认识上并无根本不同,区别主要在于“主”“王”二字。现存《红楼梦》的抄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讹误,故而从版本方面难以得出更为确定的答案。

  基于《水浒传》和《红楼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水浒传》的人物称谓倒是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线启示。《红楼梦》在人物安排上明显具有依仿《水浒传》的倾向。《水浒传》主要描写男性江湖好汉,其中几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女性形象也多带有男性好汉的特征。《红楼梦》则主要刻画以贾府为主等四大家族中的贵族女性,其重点描绘对象是以贾府内年轻小姐、丫鬟为主的“十二钗”们。就人物的整体设计来看,作者笔下的“金陵十二钗”又有“正册”“副册”“又副册”等类别,这种精心安排让人极易联系到《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之数。

  不仅如此,临风洒泪、步月伤怀的贾宝玉的人生经历也明显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在贾母主张、王熙凤张罗下,宝钗的十六岁生日过得隆重而热闹。在大家点戏时,她本人点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出,宝玉最初对禅机的领悟正是从听取此首曲词开始的,小说第二十二回写道: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

  在宝钗的解说下,宝玉深为戏文所吸引,特别是其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直让他“喜的拍膝画圈”,足见这部水浒戏对宝玉乃至整部小说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是,在宝钗给宝玉讲解戏文的含义时,黛玉却引用此戏中的其它关目插科打诨。宝钗之博学、黛玉之机敏、湘云之会心,固然于此段文字中多所表现,更重要的是,这些都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作者曹雪芹对此戏、对《水浒传》的熟稔。

  把握《红楼梦》在人物刻画中的特点,对于判定宝玉的别号是“绛洞花主”还是“绛洞花王”具有重要意义。宋江以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享誉江湖,他上梁山后又以“忠义”相倡引,成为带领大家保靖边疆、扫除内乱的核心人物。这一百零八位好汉都上应天罡地煞之数,在九天玄女娘娘及其丫鬟口中,宋江被称“星主”“宋星主”。尽管宋江对仙童一再辩称“不是什么星主”⑤,但仙童又纠正他“如何差了”⑥。宋江深受好汉们爱戴,也为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但由于受制度、习俗等方面的限制,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只是“星主”,不是“星王”。

  贾府里的宝玉与梁山上的宋江多有可比之处,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⑦。对于贾府内的女孩们,他想她们之所想,急她们之所急,勇于替她们承担过错、做她们的保护人,是位真正的“惜花人”。宝玉之于众女子,正如宋江之于梁山好汉。因此,从宋江“星主”的称呼上来甄别,宝玉的称呼应是“绛洞花主”,不是“绛洞花王”。

  宝钗跟宋江也有明显的互文性,她及时为黛玉提供燕窝、成就湘云的螃蟹宴、在寒冷的天气里返还邢岫烟的棉袍,堪称《红楼梦》里的及时雨。尽管学者们对宋江形象的认识不能统一,但大都认识到这个人物携带政治、社会信息,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第一回时指出:“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⑧曹雪芹显然继承了这种“春秋笔法”,他声称不敢伤时骂世,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但学者们又从元春“不得见人的地方”、赵嬷嬷“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银子成了土泥”等描述中读出了“时世”。作者在宝钗的形象设计上同样有所寄托。

  宝玉不喜读书,宝钗则是另一种“读书无用论”者。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老太君带领众人在大观园行令饮酒,宝钗在此过程中听见黛玉化用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文句,于是她对黛玉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教育,在叙述自己家的读书情况时还表明了对读书的态度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⑨

  宝钗这段谈论读书的话表面上看是阐发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论调,但仅仅以陈腐目之则或有失于简单。查阅雍朝时的历史背景可知,宝钗论调极为类似于雍正的谕旨。

  雍正二年七月,给事中赵殿最条奏“船厂地方应建造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这一条奏引起了雍正的一番读书无用甚或有害的说辞。《清实录》如此记载:

  甲子,办理船厂事务给事中赵殿最条奏:“船厂地方应建造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得旨:“文武学业俱属一体,不得谓孰重孰轻,文武兼通世鲜其人。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色耳。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耶?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读书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读书而不能行,转不如不读书而能行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与?今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无所用之人耳。尔等理宜遵朕从前所降毋弃满洲本习之谕旨,专令兵丁人等务各实行,勤学武略,以敦俭朴之习,何必留意于此等无有实效之处,以贰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于虚名也!”⑩

  宝钗的“男人们读书不明时,尚且不如不读的好”“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云云,与雍正所说“徒读书而不能行,转不如不读书而能行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与”“专令兵丁人等务各实行,勤学武略,以敦俭朴之习,何必留意于此等无有实效之处,以贰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于虚名也”等说法有神似之处。

  “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往往被视作《红楼梦》中宝玉婚姻及人生追求的两种选择,联系相关材料可知,它们的内涵还不止于此。陈洪先生考论说:

  我们再来体味“只念木石”“偏说是木石姻缘”,其意蕴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爱情的选择,进而上升到了人生价值的层面;特别是考虑到“天下臣民循环跪诵”着“非木石”的社会现实,小说中“骂喊出”“偏说木石”来,这种唱反调的感觉还是隐约存在的。……可以说《红楼梦》中的“只念木石”“偏说木石”,是和历代文士歌咏的“木石”有着文化血脉的联系,显示出作者在价值取向上的自我放逐;同时又是和当时统治者标榜的主流话语“非木石”构成特殊的互文关系,曲折地流露出作者倔强地“唱反调”的情绪。……“碍语”者何?“木石”其首选也。(11)

  陈先生的论述深入而中肯,给人以启发。作者赞颂“木石”带有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唱反调的倾向,作者对“金玉”的设计与此一致,除了人生观念的表达,也体现着对雍正等帝王们的主流话语的背离。宝钗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追求,自己又参加过选秀,用她的言语来传达雍乾时的主张,并因之表现作者的态度,确实也是比较得当的安排。就婚恋来说,钗黛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但就小说所包含的人生价值追求来说,作者无疑存在“弃钗”的倾向。

  二、离合聚散为主脑

  古人的创作往往重视“主脑”问题,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谈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12)《红楼梦》洋洋洒洒上百回,叙述时间跨度包含了宝玉、黛玉等人的童年至青年初期,描写人物数百、事件头绪繁多,其主脑应如何表述呢?张锦池先生认为贾宝玉精神悲剧、青年女子人生悲剧、贾府历史悲剧这一主双宾”(13)是《红楼梦》的主线。这种概括全面、严密,广为学者们接受。然而,以《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来看,其主脑似仍可做另外的表述。

  《红楼梦》开篇就表明要敷演一段故事,“使闺阁昭传”。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所闻见者主要是“十二钗”们的命运和归宿。因此,宝玉、石头在小说中是见证者,“千红”“万艳”才应是所表现的主要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众青年女子们的聚散离合才是小说的主脑,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说:“小说家之结构,大抵由悲而合,引人入胜。《红楼梦》则由叹而悲也,由合而离也。非图壁垒一新,正欲引人过梦觉关耳。”(14)《红楼梦》是否引人过梦觉关,过何中梦觉关,这当然与《水浒传》《金瓶梅》不相重复,但这种由合而离的安排明显带有《水浒传》影响的印痕,整部小说也正是主要通过女子们的离合聚散含蓄地表现自己的主旨。

  《水浒传》同样篇幅宏伟,其一百余回内容所叙故事正可用离合聚散四字加以概括。前七十回主要写聚合,林冲受到奸臣高俅的迫害,于进退维谷之际最先到梁山入伙,为了接纳了前来相投的晁盖等人,他火拼王伦,力主晁盖为梁山之主,有功而不居,风格高迈。随着宋江被逼上梁山,各路好汉有的孤身一人,有的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或先或后,最终浩浩荡荡汇聚在一起。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服,水泊梁山俨然变成了好汉们的理想国。

  小说七十一回之后则主要描绘英雄好汉们的离散。宋江克服重重阻碍,率众谋得了朝廷的招安。在北征大辽之后,他们又踏上南平方腊的征途。在多次的浴血奋战中,一百零八位好汉殒命沙场者十之七八,宋江、卢俊义二人立功归来却被庙堂上的奸臣迫害而死,只有极少数人如燕青、戴宗等人知机而退,冷了做官的心肠,保全了首领,一百多位好汉最终只落得风流云散。小说前半部主要描写了好汉们为忠义感召而汇聚的繁盛和热闹,后半部则是为忠义许国、虽身首相离而壮志不遂的悲惨离散。通过好汉们的一聚一散,小说彰显了好汉们的忠义精神,要从中表达了对奸侫弄权、朝廷是非不分的愤慨,因此,小说采用离合聚散的对立结构恰当地强化了悲愤精神的表达。

  《红楼梦》叙事艺术高妙,作者匠心独运,将宝黛钗的婚恋悲剧、青春女子们的人生悲剧及四大家族的家族悲剧融于一体,编织成一个细密而繁富的叙事之网,其叙事能力对《水浒传》有一定的超越。但就整体思路而言,《红楼梦》仍然取意于《水浒传》,小说前八十回的故事主要写姑娘们的相聚:最先到贾府会聚的是黛玉,然后是宝钗、香菱,在元春归省之后,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迎春、妙玉等人与再前来投亲靠友的宝琴、李纹、邢岫烟等人,或先或后地搬进了大观园,这里一时成为年青女子们的乐土,成为充满青春与美丽的“温柔宝贵乡”。作者精心构筑起了大观园这个“幻境”,宝玉与众女孩在此乐享人生,正如同宋江与众兄弟在梁山快活过活。

  二书在叙述“聚”的同时包含着对“散”的描述。晁盖作为梁山的第二任寨主,在众好汉尚没有聚齐时中道而崩,这使小说带有了浓郁的悲凉氛围。《红楼梦》的描绘亦是如此,远在大观园烈火烹油般热闹生活的开始之前,秦可卿、金钏等女子们的青春之花已经凋谢。秦可卿是贾府年青一辈中里里外外最为人称道的女子,如此优秀的人物却过早凋零,这无疑也使得《红楼梦》一书笼罩着悲剧气氛。

  张竹坡评《金瓶梅》时说:“《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热。”(15)就长篇通俗小说来说,《金瓶梅》的冷热二截仍然来自《水浒传》启发,《红楼梦》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对聚散过程的叙述更加繁富,文笔更为细腻,小说借林黛玉进贾府展示了荣国府的内里状况,通过刘姥姥的眼睛透视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奢侈生活,通过尤二姐、尤三姐姐妹的经历揭示了贾府的重要掌家人贾珍、贾琏生活上的混乱和糜烂。但是,三部小说以通过聚、散的对比突出人物命运、表现主旨的笔法并无本质的不同。

  三、“见疑”“被谤”的悲剧色调

  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作品在精神上体现出了“乐天之色彩”,往往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只有《红楼梦》一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红楼梦》确属于难得的悲剧,《水浒传》实则是《红楼梦》之前的一部“彻首彻尾”的悲剧。

  《水浒传》一书具有突出悲剧色彩,阮小七、张顺等人战死沙场,是为悲壮;吴用、花荣二人自缢于宋江墓所,令人“悲伤”(16);宋江、卢俊义作为群雄之首,忠心扶翊朝廷,最后受陷害饮药而死,李贽认为小说实则只是借此以发洩不平耳”(17),能引起世人的悲愤。梁山上的众好汉本忠心体国却壮志未酬,最终星散四方,与《红楼梦》众鸟食飞尽”“只落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境地十分相似。

  《红楼梦》的悲剧内涵深厚而丰腴,书中对宝黛爱情的描绘细腻而真切,打破了此前爱情故事描写的窠臼,爱情主题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方面。然而,尽管作者声明小说“大旨谈情”,其所谈之情并不局限于爱情。小说开卷即感叹“无才补天”之憾,且对自己“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怀有“无可如何”的愧悔负罪之感,所谈之情比较复杂;再者,无论是爱情悲剧还是女子们的人生悲剧,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树倒猢狲散”的家族破败。有鉴于此,家族命运悲剧应是小说意旨的最后落脚点。

  《红楼梦》将贾府等四大家族悲剧命运归结为“后继无人”“一代不如一代”,贾府的掌家男主子们确实贪图安逸者多,投身于正道者少,与贾府的式微、世泽的斩绝关系密切。但这个百年望族崩于短短几年内,其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男主子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虽有种种“不肖”,但这些不肖之举似不应当导致抄家籍没的结果。贾政为人处世正经、刻板,虽然不能挽贾府狂澜于欲倒,但本人“风声清肃,大有祖风”,并非大奸大恶之人。贾赦醉心于声色享受,小说前半部写他在社会上最恶劣的事迹是巧取豪夺了石呆子的古扇,导致石呆子愤懑而死,此事固然可恶,但却由贾雨村促成,按照雍乾时期的律例,也不至于抄家流放。贾敬本是进士出身,后来沉溺于烧丹炼汞、参斗礼箕,不问家事,虽然于家族无益,但于朝廷也无害;至于贾珍,小说除了写他的作风糜烂之外,主要提到他聚众赌博,在老太妃国丧期间帮助贾琏偷娶尤二姐。就赌博一事来说,大观园里守夜看门的仆妇们都偷偷去玩两把,因而,贾珍的聚众赌博在当时应该不至于成为主要抄家缘由。至于国丧期间听戏一事,正有康熙年间的赵执信等人的鉴证。赵氏等人于国丧期间听戏,为人告发而革职,虽然断送功名到白头,但也没有落到抄家的地步。张锦池先生在《论红楼梦的底蕴》中说:

  实际上,贾敬父子也罢,贾赦也罢,他们的爵位来自世袭制,属闲职。这类官员,养尊处优而无所事事,是当然的;不结党营私,不鱼肉乡民,就是佼佼者,不失为地主阶级的正派人物。宁国府的子弟做到了这一点,荣国府的子弟呢?又贤于宁国府。(18)

  在贾府抄家籍没的一事上,曹雪芹显然隐去了本事,描写比较含糊,又加上后四十回不是小说原稿,导致学者们歧见纷出。作者虽然含糊其辞,但抄家带来的情感伤痛却可以借助文本探知。中国古代家国具有相当的同构性,贾府里的仆妇丫鬟是小姐主子们的奴才,贾府的主子们则是朝廷的奴才,丫鬟仆妇之于贾府如同贾府之于朝廷。因此,小说对贾府女子们人生悲剧底蕴的详细描绘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反映了贾府的悲剧内涵。小说前八十回主要完整展示了秦可卿、金钏、晴雯、尤二姐、尤三姐等五人的最终结局,统而观之,这五人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性,大多带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色彩。

  金钏是王夫人房里地位较高的丫头,她与宝玉之间举止亲密,宝玉看到打盹的金钏,“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掏了一丸出来,便向金钏儿口里一送。金训并不睁眼,只管噙了。”(19)金钏唆使宝玉去拿环哥和彩云,被王夫人打了个嘴巴子并逐出了贾府,自己因此含羞而死。她曾告诉宝玉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20)。这句话前半成为她命运结局的谶语,后半则表现了她对宝玉的不二忠心,她惨死的原因无疑是言行引起了王夫人的疑忌之心。

  晴雯热情率真,娇痴美丽,对待宝玉也是诚笃不二。但她的美丽、率真却成为被人诋毁的把柄,最终惹怒了王夫人,被撵出贾府。晴雯临终前“呜咽”着说:“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21)对于晴雯的遭际,其嫂子灯姑娘看得十分明白,小说第七十七回写道:

  我早进来了,却叫婆子去园门等着呢。……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认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的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22)

  此回回目为“俏丫鬟抱屈天风流”,连灯姑娘这样的人也认为这是“天下委屈的事”,一个“屈”字正点出了人物悲剧原因的核心所在,与金钏甚为相似。

  尤二姐、尤三姐两人出身寒素,在宁国府常常遭受贾珍、贾蓉父子的调戏与捉弄,但二人也有对幸福的追求。二姐委身于贾琏为妾,但她以坦诚的态度对待凤姐,梦想着凤姐也能以诚待己,最后却被凤姐“赚”入大观园,落得吞金而亡。三姐誓嫁柳湘莲,却被湘莲误解为不干净自刎而死,二人的人生遭际也都带有“见疑”和“被谤”的色彩。

  五位女子之中死因最受争议的是秦可卿。秦氏花容月貌,风流袅娜,持家理事目光宏远,周到细致。作为贾府长房的重要持家人,她在众女孩尚未聚齐于贾府前就可怜地去世。对于她死去的原因,小说描写为病亡,俞平伯等学者们考证为“淫丧”,她与贾珍的偷情因被丫鬟撞破而自缢,还有学者索隐为政治斗争失败。就是否经得起推敲而言,“淫丧”和病亡的两种死因显然更为合理。

  “淫丧”说的证据主要有三处:一是小说第五回的判词,二是焦大的醉骂,三是贾珍在秦可卿丧事上的过度奢侈。然而,综合秦可卿的性情、交往等方面来看,“淫死”说存在许多不好解释之处。

  秦可卿在贾府中最为知心的人是王熙凤,王熙凤在男女关系上具有明显的重视“人伦”的倾向。贾瑞见到王熙凤后萌生妄念,后来以请安为由头请求相见。王熙凤和平儿对此都气愤不已,十分厌恶:

  凤姐儿听了,哼了一声,说道:“这畜生合该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平儿因问道:“这瑞大爷是因什么只管来?”凤姐儿遂将九月里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平儿。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没人伦的混帐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23)

  平儿是王熙凤最为信赖的一把“钥匙”,她当着凤姐的面痛斥贾瑞为“没人伦的混帐东西”,这也正说明王熙凤对“人伦”的重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凤姐在与丈夫贾琏两性关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假如秦可卿也是个“没人伦的混帐东西”,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时代里,王、秦二人之间则应当不会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秦可卿为人细致周到,为贾老太君所“素知”,“是个极妥当的人”,“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她生病期间,老太君多次过问,关爱之意溢于情辞。另就秦可卿和尤氏的关系来讲,在秦可卿病情渐重的过程中,尤氏本人也确确实实为之焦虑不已,为秦氏请医问药,关怀备至。在对待贾珍、贾琏与尤二姐、尤三姐关系的事件中,尤氏不能进行阻止,这固然显得软弱,但如果她明知贾珍与秦可卿逾越人伦还能做到心无芥蒂,这也与正常的人情相违背。将秦可卿之死归为淫丧,其实存在一些生硬之处。

  《红楼梦》存在一个“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较长的成书过程,曹雪芹或许曾经将秦氏的命运结局设计为“淫丧”,但后来改为病亡,新、旧稿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舛,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就小说文本现在的面貌来看,可卿面对焦大等人的流言蜚语而无可解释,心思细腻的她因思虑成疾,忧思而亡,其死因正亦带有“信而见疑”的色彩。

  《红楼梦》可称作是一部描写“奴才”的小说。在小姐、夫人们面前,丫鬟、仆妇是奴才;在男性家长面前,小姐、夫人又是奴才,尊荣如王夫人,在贾政面前也不得不隐忍委屈;在皇帝面前,整个贾府都是奴才。赖嬷嬷“哪里知道奴才的难处”的感叹,恰恰点出了小说的要害之处。晴雯、可卿等作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先验者,正体现了作奴才的不容易,这其中暗含了现实生活中的曹家百余年间作为奴才的艰难。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读法》中这样说:

  《红楼梦》一书的撰者,是因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心,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24)

  这种说法与学者们对《水浒传》的评论非常类似,从侧面体现出《红楼梦》和《水浒传》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宋江等人矢志报国,功成后不仅不得善待,反遭陷害殒身,不排除作者是在无奈之中进行泄恨书愤之举。《红楼梦》里的贾府具有现实生活中曹家的影子,曹雪芹主要生活于曹家抄没之后,“事主尽心”“济民行义”与之应无太多干系,但小说通过描述贾府数代忠诚侍主、最终落得籍没抄家的惨状以宣泄自己的恨愤,也属于太史公所说的“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的范畴。总之,《红楼梦》对《水浒传》存在明显的“互文”现象,悲愤之情正是由于借径《水浒传》才得到了表达。

 

 

  ①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②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③邓遂夫:《“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

  ④蔡义江:《贾宝玉还应该是“绛洞花主”——对邓遂夫先生新说的异议》,《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⑤⑥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15页。

  ⑦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⑧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第54页。

  ⑨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⑩《清实录》(7),第360页。

  (11)陈洪:《〈红楼梦〉木石考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3期。

  (12)李渔著,单锦珩校点:《闲情偶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3)张锦池:《红楼梦考论》(修订版2),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14)黄霖:《历代小说话》(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

  (15)黄霖:《历代小说话》(1),第148页。

  (16)(17)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477页,第1483页。

  (18)张锦池:《红楼梦考论》(修订版2),第144页。

  (19)(20)(21)(22)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第411页,第411页,第1086页,第1087页。

  (23)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第159页。

  (24)黄霖:《历代小说话》(2),第429页。

 

作者简介:

张伟(1975- ),女,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山东济南 250002

杨峰(1973- ),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山东济南 250014

 

原载《东岳论丛》2019年第10